佳文回溯｜“集體”新議：馬克思公社思想的啟示

潘璐

中國農業大學

人文與社會學院

教授

“集體”新議：馬克思公社思想的啟示

來源 | 《社會學研究》2023年第5期

作者 | 潘璐

責任編輯 | 楊可

在農村集體經濟研究中，社會學面臨如何將“集體”概念化的挑戰，馬克思的公社思想為此提供了理論啟示。馬克思在古代社會史研究中確立了公社作為人類社會組織形態的歷史普遍性，總結了氏族公社、家庭公社和農村公社的多元形態及其演變過程。馬克思“公社”概念的核心是在歷史實踐中形成的社會聯結和共同性,公社體現了個體與集體的融合統一。本文將馬克思的公社思想與中國實踐相結合，對當代中國的“集體”進行了概念闡釋，為理解與指導農村集體經濟發展提供了新的視角。

一、問題的提出

在農村集體經濟研究中，如何將“集體”作為一個實質性概念進行學術解釋，一直是學界關心的議題。經濟學研究將農村集體作為產權主體和法人組織，從產權理論、制度經濟學、交易成本、合作機制等方面分析其發展路徑（姚康鏞，2015；劉守英、程果，2021），關注集體在所有權歸屬方式、占有方式、基本制度、經營管理方式等方面的經濟關系和制度安排（王景新，2013；周延飛，2017；崔超，2021）。社會學中與“集體”最為接近的概念大概是“社區”，“社區”也是社會科學中定義最為繁多的概念之一（威廉斯，2016：125）。社會學圍繞社區研究形成了多元的理論視角，包括人文區位的視角（吳文藻，1935；費孝通，2001）、文化的視角（Lin,1995；林耀華，2000）、組織結構的視角（施堅雅，1998）、社會網絡和社會資本的視角（項飆，2000；帕特南，2011）、制度分析的視角（毛丹，2000；曹正漢，2002，2004；馮仕政，2007）、社會行動和社會沖突的視角（Coleman,1955；桑德斯，1982）、權力的視角（李友梅，2003；桂勇，2007）等，從不同側面呈現了社區的內在構成及其動態變化，為理解中國城鄉社區的變遷提供了分析工具。然而，這些理論傳統在面對農村集體經濟的現實議題時仍然存在不足。從方法論來看，微觀層面的社區研究勝在對現實世界的深度剖析和理論建構，但難以通過研究數量的疊加形成對于“集體”概念的總體性歸納。從理論視角來看，社區研究的多元視角中缺少政治經濟維度，且隨著社會的快速發展，社區研究的主題迅速增多，分散的研究視角難以對“集體”進行整體性的理論闡釋。因此，社會學已有的“社區”概念不能等同于“集體”，無法直接遷移到集體經濟的研究中。

針對這些挑戰，馬克思的公社研究可以為有關“集體”的社會學闡釋帶來一定啟發。長久以來，對馬克思公社思想的討論主要集中在馬克思主義研究領域，主要以馬克思早期的文本如《德意志意識形態》《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共產黨宣言》等為基礎，從中分析和歸納其公社和共同體思想（歐陽康、王曉磊，2008；池忠軍，2009；李義天、曲偉杰，2013）。近年來，隨著馬克思晚年古代史閱讀筆記逐漸公開出版，國內馬克思主義理論界對馬克思晚年思想高度重視，出版了一系列研究讀本，對其進行歷史考證和當代解讀（例如，曹典順，2013；袁雷、張云飛，2013；李義天、田毅松，2013；賈向云，2017；張靜，2021）。但這些對馬克思公社思想的解讀主要局限于馬克思主義理論范疇本身，與中國的發展現實缺少經驗連接，難以直接為中國社會發展提供理論解釋和實踐指導。

鑒于此，本文從社會學的視角解讀馬克思的公社思想，以期為農村集體經濟發展提供新的理論基礎。本文以馬克思1870—1880年間寫作的文章、書信、閱讀筆記為主要文本進行文獻研究。文章第二部分回顧馬克思19世紀下半葉公社研究的歷程；第三部分從歷史實踐層面介紹馬克思關于公社歷史普遍性、多樣性與能動性的觀點；第四部分從思想內涵層面提出馬克思“公社”概念的核心是建立共同性，面向未來的公社形態是個體和集體的融合統一；第五部分將馬克思的公社思想與中國發展現實相結合，對當代中國的“集體”進行概念闡釋。

二、馬克思的公社研究歷程

作為一門研究人類社會生產、交換、產品分配的條件與形式的科學，政治經濟學的范疇不只限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生和發展。對資本主義經濟的全面批判除了深入了解資本主義的生產、交換和分配形式之外，還要對發生在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不太發達的國家內和這些形式同時并存的那些形式加以研究與比較（恩格斯，2018：525）。然而，在1848年之前，馬克思或恩格斯對于非資本主義的思考或閱讀是很少的（Hobsbawm, 1964:26）。直到1848年，馬克思的目光基本上投注于德國、法國和英國等國家（Basso, 2017:56）。沙寧（Teodor Shanin）把馬克思的思想歷程分為三個階段：早期馬克思（19世紀40年代），中期馬克思（19世紀50、60年代）和晚期馬克思（19世紀70、80年代）（Shanin,1981）。在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看來，馬克思的職業生涯中有兩個時期特別關注前工業社會或非歐洲社會的歷史：一是19世紀50年代，即起草《政治經濟學批判》之前的時期；二是19世紀70年代，即《資本論》出版和起草《資本論》第二部和第三部之后的時期（Hobsbawm, 1964:26）。馬克思公社研究的主要思想成果也正是在這兩個階段形成的。

19世紀50年代，馬克思的社會和政治視野開始擴展。1850年到達倫敦之后，由于英國對印度的殖民統治在學界引發了一系列討論，馬克思開始關注印度公社問題，撰寫了《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這兩篇重要文獻。1853年，他開始為《紐約每日論壇報》撰寫關于印度和中國的文章（Hobsbawm,1964:22）。馬克思在1853年6月14日給恩格斯的信中說，他在印度發現了亞細亞公社——東方一切特有現象的社會基礎（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1976：82-85）。不過，這一時期馬克思仍把印度公社當作由東方特殊的氣候和地理條件決定的亞洲特有的現象，強調印度公社作為亞細亞專制主義和停滯的牢固基礎的消極作用（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2012b：850）。他以線性方式對歷史進程加以解釋（Basso, 2017:81），堅信公社所有制關系必然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走向解體。這也使得他在對印度問題的分析中傾向于強調英國殖民者對于摧毀東方專制制度、促進社會狀況改變的進步意義（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2012b：850）。

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馬克思進一步將目光跳出西歐，擴大了思考的地理范圍。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只是零星地提到俄國，而且表達了對一個落后的、“反啟蒙”國家的簡單看法。19世紀60年代末，馬克思在寫作《資本論》第二卷的時候發現，由于農村公社的存在，俄國的土地所有制和地租制度與西歐國家存在很大差異。他也由此開始關注俄國的土地所有制。自1868年起，馬克思與俄國經濟學家丹尼爾遜（Nikolai Danielson）保持了十余年的通信聯系，建立了親密的友誼，獲得了關于俄國農奴制改革、俄國公社和農民狀況的大量書籍和資料。馬克思在與俄國民粹主義者的交流中了解了車爾尼雪夫斯基（Nikolay Chernyshevsky）的觀點，由此更加關注俄國農民問題。

馬克思在最后十年實現了他學術研究的飛躍（何增科、周凡主編，2008：98）。馬克思在其成熟時期的作品中主要論證了資本主義社會必然引起自身的邏輯發展而最終走向共產主義，他在晚年更多關注的則是社會歷史如何從原始共同體走向資本主義社會（李義天、田毅松，2013：19），他的閱讀集中于對資本主義之前各社會形態的研究。沙寧認為，馬克思晚年學術取向的形成主要受到四個重要事件的影響：一是1871年巴黎公社的失敗使馬克思意識到工農聯盟在革命中的重要性，從而更加關注農民問題；二是1860—1870年間社會科學對于史前社會研究的發展形成了大量研究成果；三是社會科學對于資本主義世界中鄉村社會的研究更加豐富；四是俄國的革命經驗和農村公社的現實給馬克思打開了一扇探索資本主義多元發展路徑的新窗口（Shanin,1983）?？梢哉f，19世紀60、70年代以來社會科學研究的發展極大地擴展了馬克思對于人類社會結構的一般性理解（Shanin,1981）。

隨著人類學研究的推進，馬克思修改并加強了對前資本主義社會的評價。他不再通過地理標準將社會形式概念化，而是開始關注其社會特征的復雜性。馬克思廣泛閱讀了奧古斯特·哈克豪森的《俄國農村狀況》、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體的原因、進程和結果》、摩爾根的《古代社會》、約翰·菲爾的《印度和錫蘭的雅利安人村社》以及亨利·梅恩的《古代法制史講演錄》等著作，并做了大量閱讀筆記。1972年，美國人類學家勞倫斯·克拉德（Lawrence Krader）編譯整理了馬克思的四個筆記（摩爾根筆記、梅恩筆記、拉伯克筆記和菲爾筆記）并命名為《卡爾·馬克思的民族學筆記》，將馬克思晚年關于歐洲以外社會和史前社會的研究推向了高潮。20世紀40、50年代，蘇聯整理出版了馬克思的柯瓦列夫斯基筆記和摩爾根筆記。1975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45卷中第一次用俄文發表了馬克思的四個人類學筆記，將其命名為《卡爾·馬克思論前資本主義生產形式》，又稱為“古代社會史筆記”（賈向云，2017：33）。

巴斯克斯（Alfredo Macías Vázquez）等認為，馬克思始終對研究公有制的生產形式充滿興趣。馬克思在公有形式和價值形式之間進行了實質性的區分，他相信公有形式對于克服交換價值取向的社會是具有重要意義的（Vázquez et al.,2021）。因此，本文認為，將馬克思的學術生涯分為《資本論》寫作時期和關注公社與俄國農民問題的晚年時期兩個階段是一種錯誤的做法。從馬克思晚年對公社的閱讀和思考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人類社會發展歷程所作的“原始共同體-資本主義社會-真正的共同體”的勾勒和展望，這也是很多學者拒絕以割裂的方式理解晚年馬克思公社思想的重要原因。

三、公社的歷史實踐

（一）氏族公社作為原初社會的普遍性

馬克思、恩格斯在1847年發表的德文版《共產黨宣言》中指出，“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隨著古代社會史知識的增多，馬克思改變了這一觀點，認為土地公有才是人類社會最初的所有制形式。在1888年發表的《共產黨宣言》英文版中，恩格斯在腳注中補充道：“這是指有文字記載的全部歷史。在1847年，社會的史前史、成文史以前的社會組織，幾乎還沒有人知道。后來，哈克斯特豪森發現了俄國的土地公有制，毛勒證明了這種公有制是一切條頓族的歷史起源的社會基礎，而且人們逐漸發現，農村公社是或者曾經是從印度到愛爾蘭的各地社會的原始形態。最后，摩爾根發現了氏族的真正本質及其對部落的關系，這一卓絕發現把這種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的內部組織的典型形式揭示出來了”（馬克思、恩格斯，2015：27）。

在馬克思的公社研究中，摩爾根的《古代社會》一書無疑具有重要地位，它使馬克思確定了原始氏族公社這一人類社會早期社會組織的普遍性。摩爾根在書中從發現和發明、家庭觀念、政治觀念以及財產觀念這四個主要方面闡釋了人類社會由蒙昧社會、野蠻社會到文明社會的發展歷程和規律。馬克思于1881年5月至1882年2月間研讀了這本書并極為贊賞，寫下了十分詳細的摘錄和批語。除第一編第3章之外，馬克思對全書所有章節都做了詳細的閱讀摘錄。

基于對易洛魁人的實地研究，摩爾根闡釋了美洲土著以氏族為基本單位形成的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聯盟的政治組織體系。這種氏族社會依靠血緣關系結合而成，所有成員都擁有人身自由的權利和互相保衛自由的義務。他們享有平等的個人權利，按照民主原則選舉和罷免氏族首領與酋帥，召開氏族會議，實行財產的氏族共有（摩爾根，2012：95）。摩爾根發現，以血緣關系紐帶、土地公有制度、民主政治原則為基本特點的原始氏族公社在人類古代普遍存在，這種組織廣泛流行于整個蒙昧階段晚期和整個野蠻階段（摩爾根，2012：427）。在進入文明時代以前的希臘和羅馬（摩爾根，2012：76），在愛爾蘭人的“塞普特”、阿爾巴尼亞人的“菲司”或“弗臘臘”組織以及愷撒和塔西佗時期的日耳曼人部落中都存在氏族組織的痕跡（摩爾根，2012：411-413）?！恶R克思古代社會史筆記》的其他篇章中也摘錄了氏族組織普遍存在的證據，例如“在整個墨西哥和秘魯的定居的紅種人部落中，就在他們被西班牙人征服以前的時期里，土地公社的最古形式……是氏族公社，這種公社以家庭份地的同時存在為前提，家庭份地的大小則以某一家庭之屬于某個繼承人集團為轉移……這種公社稱為卡爾普里”（中央編譯局，1996：7）；“在16世紀中葉，墨西哥和秘魯的農村公社還存在于立法中，很大一部分印第安村落還共同占有土地和資本”（中央編譯局，1996：21）。馬克思在《古代社會》的筆記結尾處還補充了一系列他從愷撒、塔西佗和塔西佗的解釋者利普西烏斯的著作中所摘引的摘記，對古代日耳曼民族的集體制度進行了更詳細的解釋，這是摩爾根的著作中所沒有的（克拉德，2017：281）。

對于摩爾根提出的氏族公社在人類社會中的歷史普遍性，馬克思是認同的。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1857—1858）中，馬克思指出，“印度為我們提供了這種經濟共同體的各種各樣形式的典型……這種共同體是一切文明民族的起點。以私人交換為基礎的生產制度，最初就是這種原始共產主義在歷史上解體的結果”（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1998：294）。他認為，古代民族的社會形態是由血緣親屬關系和生產資料公社所有制這兩個社會關系決定的。直到資本主義社會確立以前，在所有社會，特別是發展比較緩慢的社會中，這兩種社會關系或者它們的變種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1996：1）。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也提出：“一切文明民族都是從土地公有制開始的，在已經經歷了某一原始階段的一切民族那里，這種公有制在農業發展的進程中變成了生產的桎梏。它被廢除，被否定，經過了或長或短的中間階段之后轉變為私有制。但是在土地私有制本身導致的較高的農業發展階段上，私有制又反過來成為生產的桎梏。因此就必然產生出把私有制同樣地加以否定并把它重新變為公有制的要求。但是，這一要求不是要回復原始的公有制，而是要建立高級得多、發達得多的共同占有形式”（恩格斯，2018：512）。馬克思固然看到了古代共同體的物質匱乏和狹隘性，但他更加看重和強調原始公社與原始共產主義的一些基本特征——土地公有制、社會化的勞動組織、非階級化的平等的個人權利和民主的內部政治組織。正是這些基本特征為馬克思思考高級階段的公社形態提供了基礎。

（二）公社的階段性演變與多元類型

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將前資本主義時期的所有制形式劃分為部落所有制、古典古代所有制和國家所有制、封建或等級所有制（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2012a：147），這是他們對于前資本主義歷史分期和演化的最初觀點。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馬克思進一步推進了對所有制形式的歷史討論，將資本主義以前的生產形式分為亞細亞、古典古代和日耳曼這三種形式。在亞細亞的所有制形式中，個人同家庭一起在分配的公社份地上從事勞動，公社之間彼此獨立，在公社之上還存在一個更高的所有者或唯一的所有者，公社只是作為世襲的占有者使用土地（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1995：466）。古典古代形式體現為以土地所有制和農業為基礎的城市，土地為公社（國家）所有，貴族代表共同體占有公社土地，并將公社土地授予自己的被保護民來進行利用。與前兩種作為實體存在的公社不同，在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中，公社表現為以土地所有者為獨立主體的聯合，而不是一種聯合體。每個單獨的家庭就是一個經濟整體，公有地只是個人財產的補充，公社主要在為公共目的而舉行的集會中得到體現（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1995：468）。

在《資本論》第一卷出版后，馬克思接觸到喬治·毛勒（Georg Maurer）關于馬爾克公社的作品。馬克思在1868年3月14日給恩格斯的信中寫道：“在博物館里，我勤奮地研究了老毛勒關于德意志馬爾克、村莊等的最新著作。他詳細證明了土地的私有財產是后來才有的……有趣的是，就在這時，俄國人每隔一定時間重新分配土地的做法（在德國最初是每年一次）在德國一直延續到十八世紀甚至十九世紀”（Marx,1964:139）。毛勒讓馬克思注意到，在日耳曼公社中一直在進行定期的耕地分配，這種習俗甚至在19世紀仍然存在（特別是在馬克思的出生地特里爾周圍）。日耳曼公社不再像《大綱》中那樣被視為由獨立的個體農民組成的非實體性組織，馬克思也逐漸放棄了他對于亞細亞形式、古典形式和日耳曼形式的三種類型劃分（Tairako, 2016）。

1875年后，俄國法學家、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柯瓦列夫斯基（Maksim Kovalevsky）的研究又為馬克思更細致地理解公社多樣性提供了素材。1875—1876年，柯瓦列夫斯基先后結識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學術上與他們保持著密切聯系?？峦吡蟹蛩够闹鳌豆缤恋卣加兄疲浣怏w的原因、進程和結果》1879年一出版，馬克思當年10月就開始對該書進行評注和摘錄。該書考察了墨西哥、秘魯、印度、阿爾及利亞等不同國家和地區公社制度的歷史演變。由于印度的土地關系形式最為復雜，存在的公社形態最為多樣（柯瓦列夫斯基，1993：51），柯瓦列夫斯基以印度為例，按照時間順序對公社土地所有制進行了梳理，將其主要歸納為如下五個階段和形式。（1）氏族公社：成員共同生活，共同耕作，共同經濟的產品歸公共倉庫，以滿足整個公社的需要。（2）家庭公社（按繼承法確定份地大?。菏献骞绫粋€體家庭使用大小不等的份地取代，每個氏族成員依距始祖遠近的不同獲得大小不同的份地。（3）家庭公社（按實際占有確定份地大小）：個體份地不再與距始祖的親屬等級相符合，公社成員只要繳納賦稅就可占有無人耕種的公社荒地。（4）定期平均分配的公社土地制度：每當人口增加致使公社成員間現有的土地分配不均時，公社成員便進行重新分配，重新分配沒有定期性。（5）耕地私有的土地制度：耕地和草地歸公社各個成員私人所有，只有附屬地仍歸公社成員共同所有，失掉土地的公社居民仍可享用公有附屬地（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1996：28-36）。

在閱讀柯瓦列夫斯基著作的基礎上，馬克思重新概括了公社所有制形式的演變，分別是：（1）實行土地共同所有制和集體耕種的氏族公社；（2）按照氏族分支的數目劃分家庭公社；（3）按照繼承權（即親屬等級的遠近）確定家庭份地；（4）按照實際耕種情況確定個體份地的農村公社；（5）公社土地或長或短的定期重分。公社土地重分制度最終導致土地的私人占有。起初參與重分的包括宅院、耕地和草地，而后宅旁土地、耕地和草地又相繼被劃為私有財產（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1996：37）。馬克思在原始氏族公社原生形態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公社的多元形態，即氏族公社、家庭公社和農村公社，而農村公社就處于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向以私有制為基礎的社會的過渡階段（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2009：586）。

柯瓦列夫斯基將公社所有制的瓦解歸結為不同群體之間的利益沖突，這些沖突主要體現在家庭內部、公社內部、國家與公社之間以及殖民者與公社之間這四個層面。在他看來，家庭的分家析產、公社內的分化與不平等以及國家對公社組織的削弱固然加劇了公社所有制的瓦解，但真正造成顛覆性影響的是18世紀末以來歐洲各國的殖民統治。英國于1793年通過了《關于承認印度柴明達爾永為世襲土地所有者》的法案，孟加拉的土地被承認為柴明達爾的私有財產，農民的公社地產和私有地產被掠奪。公社成員因拖欠稅款、高利貸等原因而拍賣出讓份地，加快了土地所有權向城市高利貸者手中聚集。隨著城市資本家階級侵入公社內部，公社的宗法性質、公社首領在協調利益方面享有的道義權威逐漸消失。在人為破壞公社土地占有制的情況下，農民所有者逐漸讓位于大土地占有者，自身成為無地的農村無產階級（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2009：135-137）。不只是在印度，在美洲大陸和北非，殖民國家的土地政策都給原有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帶來了毀滅性的破壞。

馬克思傾向于將公社所有制的瓦解歸結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公社的存在是其成員共同占有和利用土地的前提，個體以公社為媒介發生對土地的關系。在公社中，個體不是把自己當作勞動者，而是把自己當作所有者和進行勞動的共同體成員。勞動的目的是為了保證各個所有者及其家庭以及整個共同體的生存，因而經濟的目的是生產使用價值，在個人對公社的一定關系中實現再生產（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1995：477）。要使公社繼續存在，公社成員的再生產就必須在原有的客觀條件下進行。這種再生產必然既是舊形式的重新生產，又是對舊形式的破壞（例如人口增加產生的影響）。因此，生產力的發展使這些形式解體，而其解體本身又是人類生產力的某種發展（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1995：478）。

公有制形式的解體是必然的，同時它又帶來了一個不可避免的創傷性的結果，那就是農民與土地的分離以及農民由此遭受的剝奪。隨著對公社認識的深入，馬克思晚年也更深刻地表現出對農民命運的關懷，這在下文他對俄國民粹主義的評價中有所體現。此時的馬克思對殖民者土地政策加速公社所有制瓦解進行了更強烈的批判。在1853年的《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一文中，馬克思曾說道，“柴明達爾制度和萊特瓦爾制度本身雖然十分可惡，但這兩種不同形式的土地私有制卻是亞洲社會迫切需要的”（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2012b：857）。而在《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體的原因、進程和結果》一書的閱讀筆記中，他寫道，“英屬印度的官員們……都把旁遮普公社所有制的衰落僅僅說成是經濟進步的結果，實際上英國人自己卻是造成這種衰落的主要的（主動的）罪人，——這種衰落又使他們自己受到威脅”（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1996：94）。

（三）19世紀俄國村社中的歷史能動性

在較早期的著作中，馬克思主要分析農村公社的落后性。1867—1870年左右，馬克思仍認為俄國公社會像印度村社一樣走向終結（何增科、周凡主編，2008：13）。到了19世紀70年代后期，馬克思開始思考公社的歷史能動性。馬克思的這一轉向與俄國革命民粹派有著不可分割的重要關聯。革命的民粹主義是當時俄國主要的本土革命傳統，其最為重要的理論家就是車爾尼雪夫斯基（Shanin,1981）。在從1872年末到1873年的某個時候，馬克思閱讀了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土地集體所有制文集》（春木棉，2008：107）。在1877年《給〈祖國紀事〉雜志編輯部的信》中，馬克思對車爾尼雪夫斯基大加贊賞：“在《資本論》德文第二版的跋里，我曾經以應有的高度的尊重談到‘俄國的偉大學者和批評家’。這個人在幾篇出色的文章中研究了這樣一個問題：俄國是應當像它的自由派經濟學家們所希望的那樣，首先摧毀農村公社以過渡到資本主義制度呢，還是與此相反，俄國可以在發展它所特有的歷史條件的同時取得資本主義制度的全部成果，而又可能不經受資本主義制度的苦難。他表示贊成后一種解決辦法。我的可敬的批評家至少有理由根據我對這位‘俄國的偉大學者和批評家’的尊重斷定我同意他關于這個問題的觀點”（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2012c：727）。

當時俄國知識分子圍繞農村公社的本質和歷史進行了激烈辯論，1872年《資本論》第一卷俄文版的出版也推動了對于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討論。公社的反對者認為，農村公社是沙皇國家的一種產物，保存了俄國農業及其整個政治經濟的落后性。車爾尼雪夫斯基則認為，不應把公社所有制認為是俄國民族性的天賦特點，而應該把它看作每個民族生活中一定時期的全人類的屬性（車爾尼雪夫斯基，1959：92）。俄國的農村公社只是在歐洲保存得最好的村社，并且持續進入到一種進步的資本主義的新的國際和地區背景之中。農村公社的積極特點需要保留，而保存它的原因是為了保存大部分國民對不動產的占有并實現盡可能平均的分配，實現經濟活動的公共性（車爾尼雪夫斯基，1959：174-181）。與此同時，只有把公社納入新的生產環境，使其成為一種全新的、完全不同的社會組織的胚胎，它才能確保農民群眾的福利。馬克思本人也先后寫下了《給〈祖國紀事〉雜志編輯部的信》《給維·伊·查蘇利奇的信》（以下簡稱《復信》）《關于俄國一八六一年改革和改革后的發展的札記》等文本來闡明自己的見解。在這些文本中，我們可以看到馬克思的觀點與車爾尼雪夫斯基極為相似：“從理論上說，俄國農村公社可以通過發展它的基礎即土地公有制和消滅它包含的私有制原則來保存自己；它能夠成為現代社會所趨向的那種經濟制度的直接出發點，不必自殺就可以獲得新的生命；它能夠不經歷資本主義制度而占有資本主義生產使人類豐富起來的那些成果。俄國可以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而把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用到公社中來”（中央編譯局，2012c：826）。因此，一些俄國社會革命黨認為，在關于俄國公社的未來這一問題上，馬克思是站在革命民粹主義一邊的（春木棉，2008：101）。

馬克思在《復信》中對俄國公社命運的論述最為詳細。雖然最終的第四稿復信僅有寥寥幾百字，但是回信過程卻成了馬克思展示其思想前沿的“知識廚房”（Shanin,1981）。首先，馬克思強調了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多樣性。資本主義生產的實質是生產者和生產資料徹底分離，全部過程的基礎是對農民痛苦而殘酷的剝奪（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2012c：820-821）。但是，“這種剝奪的歷史在不同的國家帶有不同的色彩……只有在英國，它才具有典型的形式”（馬克思，2004：823）。馬克思明確指出《資本論》的討論范圍并不適用于大量土地掌握在公社手中的俄國，他反對將《資本論》中的論述上升為歷史哲學。

其次，馬克思分析了俄國公社的“二重性”特征。農業公社的二重性本質表現為公共所有與個體占有之間的互補性——公有制及公有制所造成的各種社會聯系使公社基礎穩固，房屋的私有、耕地的小塊耕種和產品的私人占有使個性獲得發展。不過，根據馬克思對公社歷史的閱讀，他認為農業公社是一個不穩定的過渡形態，個體動產的積累最終會導致耕地和公社附屬地變為私有財產，在公社內部產生利益沖突并造成公社的解體。因此，農業公社的未來要么是私有制戰勝集體因素，要么是后者戰勝前者。但究竟如何發展，只能取決于它所處的歷史環境（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2012c：824）。

第三，馬克思指出了俄國公社發展的可能性。在馬克思看來，俄國公社所處的歷史環境是獨一無二的。俄國公社和資本主義生產同時存在，意味著公社不必進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或經歷資本主義危機就能夠占有資本主義的物質條件和積極成果。這與原始公社因生產力落后、缺少實現階段性跨越的必要經濟條件而走向衰落的處境截然不同。俄國公社內部也具備了發展的優越條件，即適合規?；洜I的地理條件、能夠實現集體耕作的土地公有制，以及俄國農民勞動組合的傳統與集體協作。與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共存的外部環境能夠為公社集體勞動的組織與生產力的發展提供設備、肥料等必要的工業產品。

第四，馬克思提出了通過革命解決俄國公社發展困境的必要性。俄國公社發展的最大威脅來自國家和資本家。由于國家的財政搜刮，再加上資本家、商人、土地所有者和鄉村高利貸對農民的剝削，公社無法獲得正常的發展。馬克思與俄國民粹主義者的區別就在于他并沒有無條件地堅持俄國公社有可能過渡到共產主義的觀點。如果這一超越有可能實現的話，那么其原因并非俄國民粹派所崇尚的理想的“公社精神”，而應歸功于革命?！凹偃缍韲锩鼘⒊蔀槲鞣綗o產階級革命的信號而雙方互相補充的話，那么現今的俄國土地公有制便能成為共產主義發展的起點”（馬克思、恩格斯，2015：5）。

對于馬克思來說，農村公社不只是一個俄國問題。它關系到資本主義世界中的農民問題，決定著農民能否擺脫被剝奪和無產化的英格蘭式命運，是否能不經過資本主義轉型的痛苦就在社會化的生產中實現自身的自由與發展。馬克思也借由俄國公社問題開始思考資本主義的替代發展路徑，探索是否有可能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實現社會進步和發展的目標?？梢哉f，馬克思是將公社視為替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保障農民利益的一種系統性組織，在更一般性的意義上提出了資本主義轉型的多樣性和替代路徑的可能性問題。

四、馬克思的公社思想內涵

（一）馬克思的“公社”語詞釋義

與剩余價值、階級、異化等概念不同，公社并不是馬克思理論中的一個核心概念。學術討論相對匱乏的原因之一或許在于語言上的障礙。在德語中，馬克思使用過Gemeinwesen, Gemeinde, Gemeindewesen, Gemeinschaft等多個詞語來表達公社和共同體的含義，但是這些詞在英文中均被譯成了community，在中文版中又大多被譯為“共同體”。這使得國內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出現了大量圍繞馬克思共同體思想的論述，但同時馬克思的共同體概念又令人備感模糊。例如，有學者指出，馬克思的共同體范疇十分寬泛，原始群、氏族、家庭、部落、農村公社、國家、階級等都可以被納入馬克思的共同體范疇（秦龍，2006）。

我們以《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為例來看三個文字版本在翻譯用詞上的差異。在談到亞細亞所有制形式時，馬克思寫道：“在這種土地所有制的第一種形式中，第一個前提首先是自然形成的共同體（英文：human community; 德文：Gemeinwesen）。家庭和擴大成為部落的家庭，或通過家庭之間互相通婚［而組成的部落］，或部落的聯合……部落共同體（英文：tribal community；德文：Stammgemeinschaft），即天然的共同體（英文：natural common body；德文：Gemeinwesen），并不是共同占有（暫時的）和利用土地的結果，而是其前提”（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2012b：725；Marx,1964:68,1958）。馬克思還指出，在小土地所有制和以東方公社為基礎的公共土地所有制這兩種形式中，“勞動者把自己勞動的客觀條件當作自己的財產；這是勞動同勞動的物質前提的天然統一……個人把自己當作所有者，當作自身現實性的條件的主人。個人看待其他個人也是這樣，并且，根據這個前提是從共同體（英文：community；德文：Gemeinwesen）出發，還是從組成公社（英文：community；德文：Gemeinde）的各個家庭出發，個人或是把其他個人當作財產共有者即公共財產的體現者，或是把其他個人當作同自己并存的獨立的所有者即獨立的私有者，而在這些獨立的私有者之外，原來囊括一切和包羅所有人的公共財產本身，則作為特殊的公有地與這些為數眾多的土地私有者并存。在這兩種形式中，各個個人……勞動的目的是為了維持各個所有者及其家庭以及整個共同體（英文：the communal body as a whole；德文：Gesamtgemeindewesens）的生存。個人變為上述一無所有的工人，這本身是歷史的產物”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譯，2012b：724-725；Marx,1964:67; Marx,1958）。

馬克思并非無差別地使用Gemeinwesen, Gemeinde, Gemeindewesen, Gemeinschaft這幾個詞。雖然它們都有“共同”之意，但是所指代的組織形態與內涵并不相同。麥吉爾（Kenneth Megill）認為，Gemeinschaft 在日常的德語中經常使用，指的是任意一種正式或非正式的組織，通常被馬克思用來指非政治形式的組織(Megill, 1970)。在談到公社時，馬克思常用的是Gemeinwesen一詞，更接近于政治意義上的組織。馬霍瓦爾德（Mary Mahowald）指出，在馬克思對“公社”（community）一詞的用法中至少可以看到兩種含義：一種是當前存在的社群或公社集體現實；另一種是尚不存在的公社的愿景和目標（Mahowald,1973）。再進一步對比之后，馬霍瓦爾德（Mahowald, 1988）對馬克思的這四個用詞進行了區分：Gemeinwesen是人類通過社會的形成而相互聯系的基本傾向，它指出人的本質是社會性的，是一種現實性的、人性化的特征。它解釋了人的社會性存在，是馬克思用得最多的詞匯。Gemeinde和Gemeindwesen有時被用來指先前存在的或現在存在的公共形式。Gemeinschaft一詞很少出現在馬克思的文本中，它主要用來表達一種理想化的共產主義，而不是一個既有的共同體。巴索（Luca Basso）認為，馬克思的Gemeinde一詞時主要指的是歷史上的農村公社，他拒絕將前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理想化，認為共產主義不能被理解為恢復過去的前資本主義秩序；另一方面，對馬克思來說，共產主義意味著超越國家，而community依然是資產階級國家下的功能性組織，因此，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之后，馬克思不再使用community ［Gemeinschaft］一詞來表示共產主義，而是使用association［Verein］（Basso, 2017: 202-203）。塞雷尼（Paul Sereni）也認為馬克思在著述中更加強調Gemeinwesen這一概念的核心地位，而不是Gemeinschaft。馬克思在他成熟期的著作中傾向于用association指共產主義形態，因為association既不是自然形成的也不是原始的，它指的就是Gemeinwesen（Sereni, 2010:143）。

可見，馬克思的“公社”主要對應的是德文Gemeinwesen一詞，其核心指向是在歷史實踐中形成的社會聯結和共同性（common being）。共同性是貫穿馬克思整個思想軌跡中的一條“紅線”，他從早期著作開始就在Gemeinwesen概念中展開政治探討，基于個體之間相互聯系的具體形式思考人類社會的組織形式。在此意義上，公社/Gemeinwesen代表著隨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而形成的超越交換價值取向的社會聯結，它是更高級社會形態的關系基礎。正如恩格斯在1875年給倍倍爾的信中所寫的：“隨著社會主義社會制度的建立，國家就會自行解體和消失……一到有可能談自由的時候，國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因此，我們建議把‘國家’一詞全部改成Gemeinwesen［‘公團’］，這是一個很好的德文古字，相當于法文中的‘公社’”（恩格斯，1875）。

（二）公社本質：個體與集體相統一的共同體

馬克思對公社的論述經常被拿來與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的“共同體與社會”（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進行比較（Pappehnheim,1968；秦暉，2000；池忠軍，2009）。滕尼斯是在德國歷史主義的傳統中對共同體展開討論的。通過在古代歷史中考察政治與社會的起源，德國歷史主義的奠基人赫爾德（Johann Herder）批判了霍布斯式的原子化的“自然狀態”，認為人生來就處在社會中，自然狀態即是社會狀態，家庭狀態又是最早的社會狀態，基于家庭的共同體關系統合了政治與經濟。滕尼斯以此為起點，系統對比了共同體與社會這兩種人類社會中的結合類型，徹底反思了近代的理性啟蒙和霍布斯式的理性主義（李榮山，2019）。滕尼斯所描繪的共同體主要是在自然的基礎之上形成的群體（家庭、宗族）里實現的，或是在小的、歷史形成的聯合體（村莊、城市）以及在思想的聯合體（友誼、師徒關系）里實現的。與共同體相對的社會是一種目的的聯合體，是一種機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社會”在近代資產階級社會中得到了最完美的表現。滕尼斯認為，共同體的政治體，即公社（Gemeinwesen）建立在自然會聚、天然地服從權威者的基礎上，其歷史的經典原型是中世紀的封建制，與之相應的是人對風俗的敬畏、對神圣宗教信仰的精神結構；而社會的政治體則是人造國家（Staat）（滕尼斯，2019：xxiv）。在滕尼斯寫作的時代，俾斯麥政府瘋狂鎮壓社會主義運動，容克專政和壟斷資本主義興起，傳統秩序和道德倫理受到極大沖擊與破壞（滕尼斯，2019：ix）。借助共同體和社會這兩個概念，滕尼斯希望理解從18世紀直到現代以來的各種潮流與斗爭，思考日耳曼文化的整體發展及其未來。

德國歷史主義傳統中的共同體本質上是一套獨特的道德理念。德國共同體傳統在批評資本主義之余，未能將社會文化分析與經濟相結合，無法超越政治經濟結構來構想新的共同體形態（李榮山，2018）。因此，滕尼斯的共同體更多地帶有一種面向過去的懷舊情感。而馬克思所設想的公社則是滕尼斯“共同體—社會”二階性的延伸，具有更強的未來取向（Batiuk & Sacks,1981）。馬克思將人類社會分為前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共同體社會（communal society）三個主要階段。就個體與集體的關系來看，這三個階段的特征可以概括為共同體-個體性和外部社會性（individuality and external sociality）-公共的個體性（communal individuality）（Gould, 1978: 5）。在早期的公社（或者說滕尼斯的“共同體”）形式中，個體與集體是直接統一的，他們通過家庭和親屬關系的自然紐帶結合在一起，個體依附和從屬于集體。盡管公社內部存在差異和不平等，但整個公社構成了一個相對靜態或穩定的實體。馬克思認為原始公社的道德力量就是這種人類社會的有機統一，通過自己的勞動將人與土地聯系在一起，用自己的勞動生產自己的生活，并在此過程中繁衍他們的集體（Hobsbawm, 1964）。只是這種古老的社會生產有機體或者以個人尚未成熟、尚未脫掉同其他人的自然血緣聯系為基礎，或者以直接的統治和服從的關系為基礎（馬克思，2004：94）。在第二個階段，生產力的發展使人類從其原有的自然生產條件中解放出來，實現了個體化，同時也帶來了個體對物和商品的客觀依賴，加劇了人與集體的分裂，造成了人的異化。在超越資本主義社會的第三個階段，個體之間以及使得共同體得以構成和維系的社會聯結主要依靠的不再是血緣和宗法關系，而是人們通過公共交往和勞動分工形成的社會紐帶。個體性可以在共同體內得到發展，同時個人又能夠與集體和他人重新實現融合。

未來面向的公社/共同體就是這樣一個將個體與自然、個體與集體相統一的理想形式：生產資料是公有的，所有人都可以使用，個體與自然實現一致；個人勞動是作為社會勞動來實現的，在社會化的勞動中，個體發展其自我意識，獲得自我實現，并回歸其社會性存在（Fisher, 1994）。這樣的公社不僅是道德的和情感的，更是實踐的；它不是一個意識形態共同體，而是實踐共同體（Holm, 2020）。因此，馬克思的公社理想是嵌入在歷史唯物主義和政治經濟學批判之中的，他所論述的公社不僅是道德層面的共同體精神，更是人類以土地公有制為基礎形成的經濟社會組織形式。在馬克思的分析中，公社的經濟基礎是第一位的，他對公社的分析始終從唯物主義的角度出發，而非意識決定論的。就其最初形態來看，土地公有制的出現是由較低的生產力水平所決定的。在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后，公社存續的優勢和意義在于能更大限度地保全共同體成員對生產資料的占有和使用，使個體擺脫對商品的從屬地位（馬克思、恩格斯，2018：65-68）。馬克思并不為傳統共同體的衰落而神傷，因為這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趨勢。他更強調的是如何在既有的社會經濟基礎上實現共同體成員的社會性和集體性，建立起既具有先進的生產力、又能夠賦予個體以自由個性的共同體社會。這樣的共同體也將成為自由民主社會的雛形。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超越了德國歷史主義的共同體傳統，將公社/共同體提升到了一個超越等級社會結構的新的高度（李榮山，2018）。

五、理解當代中國的“集體”

集體和集體所有制的存在是適應生產力發展需求的產物，它的具體形態和特征既受其組織內部關系的影響，也與宏觀制度結構和歷史變遷緊密相連。新中國成立初期，面對落后的生產力條件和薄弱的工業基礎，集體化的農村生產組織使社會主義工業化發展獲得了必要的原始積累，也鞏固了農業生產中的基礎設施建設。在分田到戶之后，農村集體制下的村辦企業、鄉鎮企業在加快鄉村工業化、促進農村勞動力非農就業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在經濟轉軌時期，農民通過農村集體參與市場競爭，集體成為農民進入市場的紐帶和緩沖，一些農村集體在市場化發展中表現出了強大的競爭力和適應力（潘維，2003）?？v觀改革開放以來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從制度環境來看，當前中國的農村集體已具備了馬克思在《給維·伊·查蘇利奇的信》中所提到的公社作為替代性發展路徑的優勢與實現條件，即土地集體所有的穩固基礎與農戶個體自主經營之間的互補性、集體經濟與外部市場環境和先進生產力條件之間的連通性，以及國家和政府對于集體經濟發展的制度保障與資源輸入。因此，對于“集體”的學術探索就是將馬克思的理論思想與中國發展實踐相結合，統合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傳統和本土經驗，提出符合中國時代特色的“公社”形態。

本文借鑒馬克思的公社思想，將“集體”界定為：基于生產資料的集體所有制，以個體與集體的有機聯結與共同發展為價值基礎開展生產與再生產活動的實踐共同體。個體與集體發展的共同性是集體概念的核心，它規定了集體的價值基礎，在實踐層面指導個體與集體在生產和再生產環節的具體互動方式。個體與集體的統一、價值與實踐的統一構成了集體的四維分析框架（見表1）。

在“個體—集體/價值—實踐”的分析維度之上，針對當前我國的新發展階段，“集體”還應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個體需求是集體組織形態的決定性因素。在社會生產力較為落后的時代，將集體的整體存續置于個體之上、抑制個體的發展，是特定發展階段的歷史局限。在新發展階段，集體以何種方式進行組織、通過哪些生產和再生產活動與個體連接，在根本上取決于農民的需求。因此，發展農村集體不等于重新回到人民公社體制和集體化生產。不同地域空間中農民需求的具體性和差異性決定了集體組織實踐的多樣性和異質性。集體正是通過回應農民需求而形成自己的內源發展模式。

第二，集體發揮對市場和國家的補充性作用。農民廣泛參與市場經濟活動，獲得國家提供的福利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務，集體不是農民獲得生產和生活資料的唯一空間。相比于市場和行政的力量，集體是以“社會”的方式與個體聯結，更加直接而靈活地回應農民需求，以克服生產和再生產層面的“市場失靈”或“政府失靈”。在當前的農村基層，資本主導的現代農業產業往往制約了小農戶的市場融入，低標準的普惠性福利制度無法應對農民突發性的疾病風險。這就需要通過集體的生產和再生產實踐對市場和國家進行補位銜接，保障個體農民的生存與發展。

第三，集體作為“整體性個體”與國家發展相統合。集體對內是農民實現生產和再生產的重要保障，對外是連接農民與國家的紐帶。通過對農民的組織和支持，集體作為一個整體在更高的整合范疇上契合國家的宏觀發展目標，促進積累與增長、社會政治秩序和分配正義的實現。反之，國家通過對單個集體的制度化支持來鞏固治理的微觀基礎，以每個集體的有序發展作為國家總體發展的有機組成。

2014年之后，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逐漸在全國鋪開。通過集體成員身份確認、集體資產折股量化的方式建立社區股份合作社，是當前農村集體經濟常見的組織形態。在這種新型農村集體經濟中，資產和產權成為連結個體和集體的主要方式，農村集體通過資源發包、物業出租、資產參股等方式獲得收益。通過“個體—集體/價值—實踐”的分析框架，我們可以更清楚地認識到當前農村集體經濟實踐中存在的問題與不足。

首先，在價值層面，集體經濟表現出“重集體、輕個體”的價值取向。當前的農村集體經濟往往偏離了“個體與集體共同發展”的價值基礎，將重心側重于集體，以完成集體經濟增收的行政任務為目標，個體的發展并未成為集體存在的核心價值。地方政府熱衷于鼓勵農村集體通過資源發包、物業出租、資產參股等方式獲得收益，但是個體與集體之間的聯結往往松散而薄弱，使得個體無法形成對集體的組織和情感認同。

其次，在實踐層面，集體經濟未能為個體的生產和再生產提供充分支持，個體需求未能成為集體實踐的核心。在當前的農村集體經濟中，相當一部分集體對于農民關心的就業和增收問題著力不足，較少為個體提供農業社會化服務和勞動就業機會，對小農戶與現代產業的銜接缺少支持，且常見的資產收益型集體經濟排斥了個體勞動參與。一些集體能夠將收入用于助學助困等公益性用途，為少數邊緣群體提供生存保障，但面向廣大成員的補充性養老、照料等社區公共服務仍較為匱乏。生產和再生產支持的不足使得個體難以借助集體來有效應對商品化社會的分化效應。

馬克思所構想的共同體社會是在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上消除城鄉之間的對立和分離，使所有社會成員都能共同利用生產力，共同享受集體創造的福利，使全體成員的才能得到全面發展（馬克思、恩格斯，2012：306）。在我國的鄉村振興過程中，集體無疑是促進城鄉融合、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組織載體。以馬克思的公社思想來理解當代中國的“集體”，其重要的學理意義就在于融合政治經濟學和社會學的視角，突出集體的實踐共同體意涵，將個體和集體的有機聯結融合于“集體”之中。這一概念闡釋為我們跳出經濟學主導的學術討論，從重建“共同性”入手來分析農村集體經濟發展提供了新的方向和啟發。

六、結語

19世紀末以來的馬克思主義研究以階級分析為基本的方法論和理論視角，以階級動力作為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來源。經典馬克思主義認為，資本主義在造成勞動者被剝削和異化的同時，也創造出了它的無產階級“掘墓人”。與此對應的代表先進生產力、推動社會變革的力量來自城市，而非鄉村。晚年馬克思的理論視角從批判性的階級分析轉向了建設性的社會建構。馬克思晚年的研究闡釋了以土地公有制為基礎的公社組織的歷史與演變。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交往的擴大，公社經歷了從氏族公社、家庭公社到農村公社的演變，經歷了公有制的衰落和私有制的興起。盡管如此，農村公社的殘存在馬克思的時代依然可見。公社的歷史實踐促使他更加關注鄉村社會的潛在力量，思考如何使農民不必遭遇無產化的剝奪就能實現生產力的發展和個體的自由。為此，馬克思回到古代社會史的研究中，為理想社會形態的實現尋找答案。遺憾的是，受社會發展階段和歷史環境所限，馬克思尚無法根據實踐對“公社”進行充分的理論化，他的公社研究仍是未完成式。

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和“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使中國的農村集體依然具有馬克思所期望的公社特征，也使鄉村社會具備了實現替代式發展的可能性。以中國歷史和文化為基礎探尋一種本土化的轉型道路，避免工業化和城市化對農民的剝奪，是幾代中國社會學人的目標和愿景（陳占江、包智明，2015；楊清媚，2019；葉敬忠，2021）。秉持這一學科傳統，本文拋磚引玉，以馬克思的公社思想為源，嘗試對“集體”提出新的概念和分析框架，希望與更多同仁一起探索中國農村發展的“集體”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