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婚同居，能分財產？

近日，最高檢黨組成員、副檢察長、全國婦聯副主席葛曉燕的一番話引發很大關注。在11月25日的新聞發布會上，她說，檢察機關將具有共同生活基礎事實的婚前同居關系認定屬于家庭成員關系。

1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8起涉家暴典型案例，其中牟某虐待同居女友致其自殺案曾引發廣泛關注。該案的一個典型意義，是明確與行為人有共同生活事實、處于穩定同居狀態、形成事實上家庭關系的人，可認定為刑法中虐待罪規定的“家庭成員”。將越來越成為普遍現實的婚前同居行為，與蘊含豐富權利義務關系的“家庭成員”聯系起來，公眾一方面對其將有效解決婚前同居中的家暴和虐待問題有較多共識；另一方面，也對這一認定會在多大程度上復制家庭成員的權利義務有很多疑問，比如是否有資格分配和繼承財產，是否會被這一關系捆綁，適用反家暴法后對于嚴重侵害行為會不會處罰反而變輕，等等。

圖/圖蟲創意

事實上，法律對家庭暴力的規制，從未局限于傳統婚姻關系。2015年通過的反家庭暴力法第37條規定，“家庭成員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間實施的暴力參照適用”；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司法部2015年聯合印發的《關于依法辦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見》，將“具有同居等關系的共同生活人員”納入虐待罪規制范圍。也就是說，現有法律對家暴和虐待行為的規定，適用的范圍已經覆蓋了具有共同生活實質的各類關系，最高檢這次只是在司法上的具體落地。

這種落地對于婚前同居遭遇家暴者的意義，在于其不再被當成一種尋常關系來處理，而是被當成有物質和情感依賴、發生沖突的因素較為復雜，且沖突后不排除繼續在一起的關系。對這種關系的處理，尤其是較為輕微的家暴，有時候解決問題更為重要，而不是單純的懲罰，解決這種問題需要運用綜合手段，不僅要有震懾，還要有教育、監督和動態管理，需要動用社區、家庭、單位、派出所等各方面力量，而反家暴正是這樣的一種機制。過去的處理方式在家暴較輕時介入不夠、較重時則直接入刑，不太符合這種關系的處理規律，甚至有可能導致家暴由小變大，終至不可收拾的局面。

但這也引發了一個疑問：納入反家暴法規制后，是否會導致對家暴處罰從輕發落，甚至出現“和稀泥”的情況？由于刑法并不存在“家庭暴力罪”這一罪名，對于家暴的處理，是按其行為的程度和后果進行定性和處罰，所以從制度設計上并不存在上述問題。但在實踐中是否存在過于重視調解，以至于有些已達入罪條件的沒有入罪？

穩定同居者被認定為“家庭成員”，有利于對兩類人群的保護：一是長期遭受輕微暴力但未達到故意傷害罪輕傷標準的，可以納入反家暴管理體系；二是已達入刑標準卻因身份受限的人群，比如上文提到的牟某虐待同居女友案，由于虐待罪的被害主體必須是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員，如果沒有將婚前同居納入家庭成員的法律依據，此案行為人恐難被依法嚴懲。

最高檢公布了兩組數據：一是近五年有500余名家暴被告人被判處無期徒刑以上刑罰。另一組數據是，故意傷害罪和故意殺人罪在家暴罪名中的占比，從2021年的90％以上，降至今年不到60％。這說明家暴案件并不乏重刑處罰，但罪名更加多元化了。

至于很多人關心的這一認定是否會帶來身份綁定——是否能自由分手，以及更為重要的財產分割和繼承問題，雖官方未予明確說明，但能從公開的信息中窺見其中的邏輯。葛曉燕說起這一認定的法律依據時，只提到了刑法和反家庭暴力法，沒提及民法典及其他相關法律，說明這只是一次“定向”的擴展，只是為了更好解決存在于穩定同居者之間的家暴問題，而沒有擴展到家庭成員之間的其他權利義務關系。比較穩定同居者與婚姻關系會發現，兩者雖然有長期一起居住、情感依賴、物質牽絆等諸多共同點，但其間的差異也顯而易見，最大的區別是前者有更大的選擇自由——其結束這種關系所需付出的成本相比婚姻要小得多。另外，其在物質上的交織、對家庭其他成員的影響也要少得多，而這些都會體現在權利義務關系中。

發于2025.12.8總第1215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雜志標題：婚前同居，法律地位有變

記者：韓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