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達夫在尚賢坊“遇見了杭州的王映霞女士，我的心又被她攪亂了”

當年《上海畫報》介紹《日記九種》時登的郁達夫、王映霞照片

上海南京西路與常德路交叉口的越洋國際廣場，昔為嘉禾里，不少文化名人曾在此留下足跡。我最近路過這里，不由駐足沉思：“反法西斯文化戰士”郁達夫血染南洋已80周年，這位現代著名作家也在此留下了生動故事……

“我的寓所遷移了三處”

1922年7月20日，郁達夫結束了在東瀛的留學生涯，乘船歸國。留日期間，他曾在日記中慷慨立志：“一身盡瘁，為國而已，倘為國死，予之愿也。”

從這年8月8日起，郁達夫的短篇小說《血淚》在上海《時事新報》“學燈”副刊連載，其中寫道：“我的異鄉飄（漂）泊的生涯，也于今年七月間結束了。我一個人手里捧了一張外國大學的文憑，回到上海的時候”“因為饑餓和衰弱的緣故竟暈倒了”“在三菱公司碼頭房那邊，卻閃出了一乘人力車來”“我坐了這乘車，到四馬路的一家小旅館里住下，把我的破皮包打開來看的時候，就覺得我的血管都冰結住了。我打算在上海使用的一包紙幣，空剩了一個紙包，不知被誰拿去了”。這實際也是一種蘊含怨憤的自述，他剛抵滬時有過類似的遭遇。

上海檔案館近日收藏上世紀二十年代珍貴的上海老照片，這是當年的外灘。 張海峰翻拍

落腳申城期間，郁達夫回首以往，深感生活艱辛，開始更多地關注底層勞動大眾的疾苦，并在作品中融入自己的經歷，如他的短篇小說《春風沉醉的晚上》描述：“在滬上閑居了半年，因為失業的結果，我的寓所遷移了三處。最初我住在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作者注）南的一間同鳥籠似的永也沒有太陽曬著的自由的監房里”“住了一個月，房租忽漲了價，我就不得不拖了幾本破書，搬上跑馬廳附近一家相識的棧房里去。后來在這棧房里又受了種種逼迫，不得不搬了，我便在外白渡橋北岸的鄧脫路（今丹徒路，作者注）中間，日新里（后為唐山路416弄，作者注）對面的貧民窟里，尋了一間小小的房間”“春風沉醉的晚上，我每要在各處亂走，走到天將明的時候才回家里”“貧民窟里的人已經睡眠靜了。對面日新里的一排臨鄧脫路的洋樓里，還有幾家點著了紅綠的電燈，在那里彈罷拉拉衣加（俄文音譯，即三弦琴，作者注）”。

1923年10月，上海泰東圖書局繼兩年前出版郁達夫最早的文學集《沉淪》（“創造社叢書”第三種，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部白話短篇小說集）后，推出他的第二個文學集《蔦蘿集》（創造社“辛夷小叢書”之三，小說、散文合集）。

郁達夫作品《沉淪》初版

同年秋至1926年冬，郁達夫因生計所迫，先后在北京大學、武昌師范大學（1925年4月后為武昌大學）、廣州中山大學執教。其間，他曾回申城，籌劃出版自己的教學講義《小說論》。沈松泉的《回憶郁達夫先生》說：“1925年冬，有一天達夫先生到光華書局來，我正好在店里，他看見我就說，‘松泉，我有些急用，需要一百元錢，我這里有一部稿子給你，就算是稿費吧。’說著，他就從袖籠里取出一卷稿子來。這就是他在武昌師大的講稿《小說論》。全稿分量不大，不過二萬字左右，是他用鋼筆字寫的手稿。”

“遇見了杭州的王映霞”

1926年底，郁達夫重返申城，負責創造社出版部，主編《創造月刊》和《洪水》半月刊。在《洪水》半月刊“編輯后”中，他申明刊物的使命為“在這一個缺憾很多的社會，補上一兩個窟窿，或者將外面的紙糊的表面，打破一兩個”。

1926年春與創造社同仁攝于廣州。左起：成仿吾、郭沫若、郁達夫、王獨清。 新華社發

1927年1月14日，郁達夫赴馬浪路（今馬當路）尚賢坊40號探望留日同窗孫百剛，在其家中邂逅王映霞（她與孫百剛夫婦合住一套房），一瞥驚為天人。這天，郁達夫的日記寫道：“在那里遇見了杭州的王映霞女士，我的心又被她攪亂了，此事當竭力的進行，求得和她做一個永久的朋友。”而王映霞在《我與郁達夫》中說：“（那天）彼此坐定后，我就和平時一樣去后面倒了一杯茶出來，先遞給了孫先生，然后再由孫先生遞給了這一位來客。剎那間想起剛才孫先生給我介紹的，是一位好熟悉的名字啊。這樣一轉念，我倒自然而然地注意起他們談話的內容來了。從什么稿子，什么書店這些詞句里，我又忽然回憶到學生時代曾看過一本小說叫《沉淪》的，這一本書的作者，似乎就是剛才孫先生給我介紹的郁達夫。”孫百剛的《郁達夫外傳》則談道：“在我的記憶里，我和達夫無論在東京，在杭州，和他一道玩、吃館子，也有好多次，但達夫似乎未曾有過那天那樣的興奮、豪爽、起勁、周到”“今天掌華（孫妻，作者注）和映霞都是他第一次會面的女人，他卻很是熱絡”“先是坐汽車到南京路‘新雅’吃中飯，下午出來坐黃包車到‘卡爾登’（今長江劇場，作者注）看電影，無一次不是他搶著付錢”。

今日尚賢坊。 黎洛埃攝

翌日下午，郁達夫參加邵洵美和盛佩玉的婚禮。晚上，他情不自禁又去尚賢坊孫家，把王映霞約往四馬路（今福州路）的館子一起用餐，并在當天日記中寫道：“至四馬路豫豐泰酒館痛飲。王（映霞）女士已了解我的意思，席間頗殷勤，以后當每日去看她。”

今日尚賢坊。 黎洛埃攝

由于郁達夫的熱情和才華，王映霞的芳心慢慢被打動。通過一段時間的交往，兩人的感情已比較深厚，遂于6月訂婚。

到9月，郁達夫將自己的部分日記（1926年11月3日至1927年7月31日）整理成《日記九種》，交由上海北新書局印行，這使他成為中國新文學史上第一位在世時就已出版日記的作家。該書的《后敘》說：“半年來的生活記錄，全部揭開在大家的眼前了，知我罪我，請讀者自由判斷，我也不必在此地強詞掩飾。”郁達夫用文學的筆法寫日記，其中披露了他與王映霞戀愛的許多細節，可讀性強，頗為暢銷，重版達10余次。該書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性，對于研究郁達夫及其文學心理具有重要價值。

郁達夫的《日記九種》初版

“太陽成了我們的時鐘”

1928年春，郁達夫與王映霞舉行婚禮，才子佳人的結合轟動了申城。

接著，郁達夫和王映霞在上海赫德路嘉禾里（后為常德路81弄）租房。這里的一幢幢兩層房屋由上海猶太裔房地產大亨哈同出資建造，前弄為東洋式住宅，無天井；后弄為石庫門房屋，有天井。郁達夫的經濟狀況不佳，所以借住的嘉禾里1476號屬于條件較差的前弄，使用面積不大，只有樓上一間正房光線比較充足，從亭子間南窗望出去是靜安公墓（今靜安公園），一座座墳上的大理石“安琪兒”都看得挺清楚。王映霞的母親借住于嘉禾里1442號，屬于條件較好的后弄。

嘉禾里舊影

王映霞在《我與郁達夫》中寫道：“從此，我和郁達夫總算正式組成了家庭，但家庭里的一切用具等等，全是向木器店里租來的，因為這時我們的經濟能力，無法購買這些東西。我們沒有裝電燈。三餐吃的，都在我母親家里，好在住處相距只有幾步路，較為方便”“在屋子里坐得氣悶時，也就踱到附近的幾條人行道上閑步，談著過去，談到未來”“在散步散得有點疲倦的時候，我們便又很自然地回到了小樓上。太陽成了我們的時鐘，氣候算作我們的寒暑表。在這十里洋場的一角，是很少能夠有人體會得出我們當時的滿足。”王映霞的母親搬出后，夫妻倆便改租嘉禾里1442號，直至離滬。

郁達夫 新華社發（資料照片）

那時，王映霞初為人妻，一點家務都不會做，煮飯不知道該放多少米、放多少水，燒菜不知道該放多少油、多少鹽，常出洋相。在王映霞正手忙腳亂之際，郁達夫可能恰好寫出一段好文章或一些妙詩句，他會跑到灶間里來把妻子拉上樓，讓她先看一遍、讀一遍，這樣一頓飯有時要做兩三個小時。于是，郁達夫提出：要學會燒好吃的菜，就得先出學費。他帶著王映霞到大大小小的飯館里去品嘗了幾天，把一個月的稿費全用光了，她仍未學會烹調。王映霞并沒有氣餒，通過反復實踐學會了燒菜，而且還能縫紉、洗衣等。

傍晚，郁達夫和王映霞常走出嘉禾里，到樹下散步。在極司斐爾路（今萬航渡路）和愚園路，有時會遇見從曹家渡過來的獨輪車攬生意，他們便分坐在車的兩側，手牽著手，一路上和后面的推車人聊著天，真是別有情趣。回到家里，兩人往往依然很興奮。

“我曾代郁達夫寫信給魯迅”

寓居嘉禾里的近5年中，郁達夫和王映霞的生活雖不太寬裕，卻也溫馨。

當年，郁達夫并未只顧小家，而是積極投身于進步文化活動，他曾創辦《大眾文藝》月刊，發刊詞中表示：“我們只覺得文藝是大眾的，文藝是為大眾的，文藝也須是關于大眾的。”郁達夫還與魯迅合編《奔流》月刊，與錢杏邨合編《白華》半月刊，并參與發起組織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中國左翼作家聯盟；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他又參與發起組織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聯盟，“團結全國文化界，作為反帝抗日之文化運動及聯絡國際的反帝組織”。1932年2月3日，郁達夫同茅盾、魯迅、胡愈之等43位文化界知名人士聯合發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書》，譴責侵滬日軍發動一?二八事變，明確指出：“日本帝國主義在上海的軍事行動，迄今已經炸轟了上海華界的重要工業、文化機關和繁盛街市，中國民眾死在日軍炮火下者，已數千人”“我們堅決反對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戰爭，反對加于中國民眾反日反帝斗爭的任何壓迫，反對中國政府的對日妥協，以及壓迫革命的民眾。”

魯迅曾前往嘉禾里造訪郁達夫。郁達夫在北京時，第一次見到仰慕已久的魯迅。1927年10月3日，魯迅和許廣平抵達黃浦江畔，定居上海，魯迅與郁達夫的聯系更密切，誠如王映霞在給陳漱渝的信（1976年9月8日）中所說：“在上海的這幾年，他們間的友情是更增加了，見面時可以說無話不談，雖如此，但郁達夫對于魯迅，既尊敬而又誠摯，無論在人前人后，我從未聽見郁達夫對于魯迅先生有什么不尊敬的言辭，在郁達夫的口中這是很特殊的。”正因如此，魯迅才會去嘉禾里與郁達夫交談。《魯迅日記》在1932年2月25日有“晴。午后同三弟造訪達夫”，7月12日又記“晴。上午……訪達夫”。

魯迅和郁達夫合編的《奔流》月刊

魯迅赴嘉禾里作客的情況，王映霞在《我記憶中的魯迅與許廣平》中提及：“我和郁達夫住在嘉禾里1442號時，我曾代郁達夫寫信給魯迅，約他來玩，那天他來后，就與郁達夫天南海北地聊天，我則到廚房里去做菜。”

1933年4月，郁達夫偕王映霞移居杭州，他的《移家瑣記》說：“新居在浙江圖書館側面的一堆土山旁邊，雖只東倒西斜的三間舊屋，但比起上海的一樓一底的弄堂洋房來，究竟寬敞得多了。”1936年春，郁達夫和王映霞的新居“風雨茅廬”落成。由于多種原因，兩人的婚姻僅維持了12年。

“最后勝利，當然是我們的”

1938年3月，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立，郁達夫當選理事。他曾輾轉浙東、皖南等抗日前線，以一名愛國志士和戰地記者的視角，記錄中國軍民的不屈不撓。年底，郁達夫應邀前往新加坡，接編《星洲日報》“晨星”副刊。抵達后第二天，他就寫了政論文《估敵》，堅信“最后勝利，當然是我們的，必成必勝的信念，我們決不會動搖”。此后，郁達夫還擔任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聯合會主席，在3年多時間里共發表400余篇支持抗日和分析國內外政治、軍事形勢的文章，成為敵人的眼中釘。1942年2月，新加坡淪陷，郁達夫與胡愈之等28位文化界人士轉移到蘇門答臘，他化名“趙廉”隱居，繼續開展抗日活動。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日本憲兵卻趁盟軍尚未接管蘇門答臘的間隙，8月29日晚，把郁達夫從家中帶走，并于9月17日秘密殺害郁達夫。郁達夫殉難時年僅49歲。

郁達夫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追認郁達夫是“為民族解放殉難的烈士”。1983年6月20日，民政部頒發的《革命烈士證書》寫著：“郁達夫同志：在抗日戰爭中英勇犧牲，經政府批準為革命烈士。”2014年，郁達夫入選全國首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體名錄。誠如胡愈之所評價：“在中國文學史上，將永遠銘刻郁達夫的名字，在中國人民反法西斯戰爭的紀念碑上，也將永遠銘刻郁達夫烈士的名字。”

在郁達夫從文學巨匠到抗日英烈的足跡中，上海無疑是一個重要起點。

原標題：《春風沉醉的晚上，郁達夫從申城貧民窟走上文壇成功路》

欄目主編：黃瑋 文字編輯：許云倩 圖片來源：照片除署名外由作者提供

來源：作者：朱少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