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航運未斷，瀘州卻只有農民沒有漁民了，這段歷史值得了解

大家好，我是江陽沽酒客，土生土長的瀘州人。從2025年11月28日起，我打算慢慢寫點瀘州的老風物——除了瀘州大曲酒，我們瀘州還有很多值得回味的過往，這是11月29日的第二篇，今天就來聊聊那些消失在江面上的瀘州漁民。（原創作品，未經許可不得盜用，違者必究。另外本人只接受文明友善交流，拒絕一切道德綁架和白嫖，以及夾槍帶棒的話，不懂尊重人的留言一律拉黑。）

瀘州坐擁長沱兩江，還有赤水河及眾多支流。這座被江水環抱的城市，除了世代耕種的農耕文明，“靠水吃水”的船夫與漁民，曾是這片土地上最鮮活的職業印記。尤其是航運鼎盛時，瀘州碼頭千帆競發，江面上的船工與漁夫多得數不清，他們的身影里，藏著瀘州千年水運的煙火氣。

拍攝于2003.12.7瀘州沱江中的小木船

古話說：“人生有三苦，撐船、打鐵、賣豆腐。”撐船為啥排第一？且不說在風浪里逆行，隨時要面對翻船、溺水的風險，單是長年累月在江面上風吹日曬，身體和精神就一直繃著弦；風濕這類職業病更是家常便飯，不少老船工到老了要么癱瘓在床，壽命也普遍不長；更別說收入不穩定，社會地位還低得很，甚至比“下九流。”

江陽沽酒客拍攝于2018年

現在雖然還有人做船工，但比起古時候的先輩，已經幸運太多。而漁民，和農民一樣靠老天爺賞飯吃，卻比農民多了幾分兇險——農民種莊稼好歹有盼頭，漁民卻要天天在江面上風餐露宿，顛簸不止，既看天的臉色，更看水的脾氣。

拍攝于2003.12.7瀘州長江邊，老式的中號木船

東漢古墓實證！瀘州稻田養魚早了千年

瀘州人與“魚”的淵源，遠不止江面上的捕撈。1988年，考古工作者在小市杜家街原瀘縣文教局宿舍施工時，發掘的東漢墓中出土了一塊灰陶質稻田養魚模型：模型呈川南丘陵特有的圓形，田埂彎曲貼合本地地貌，每塊稻田里還塑著一條肥魚。

此為貴州博物館收藏的東漢水塘稻田模型圖片，瀘州那個稻田模具沒

這件文物直接證明，瀘州先民早在1700多年前的東漢時期，就已實踐“稻魚共生”的先進技術，是西南地區最早開展稻田養魚的區域之一。

有可能是這個圖

這種模式從來不屬于漁民，而是農民的多元化產業——農民在稻田里放鯉魚、鯽魚苗，魚兒吃蟲、吃草、吃浮游生物，糞便又能當天然肥料，既不影響水稻生長，又能額外收獲鮮魚，一舉兩得。過去瀘州農村流傳的“田坎邊挖個凼，插秧放魚不用管，秋收谷滿魚滿倉”，就是對這種生態農業的生動寫照。

江上漁民：刻在骨子里的“留魚”規矩

和農民的稻田養魚不同，江面上的專業漁民，有著另一番生存圖景。瀘州漁民的歷史，幾乎與城市建城史同步。據《瀘州市志》記載，自唐宋瀘州成為“川南水運樞紐”以來，長沱兩江的漁業便已形成規模，“水上人家”世代以捕魚為業，漁獲不僅供本地食用，還通過碼頭銷往川南各地。

這些漁民始終守著祖輩傳下的生態規矩：漁網網眼必須留足3寸（約10厘米），確保幼魚能逃脫；每年3—5月魚類繁殖期主動停捕，捕獲的懷卵母魚一律放生；對胭脂魚、中華鱘等珍稀魚種，就算誤捕也會立即放回江中。老漁民們常說：“江里的魚是養出來的，不是捕絕的”，這份樸素的堅守，讓瀘州漁業延續了千年。

漁業社：集體時代的捕撈記憶

除了民間零散漁民，瀘州漁業社的發展是本地漁業史上的重要篇章。據老一輩漁民回憶，20世紀50年代末，響應國家“集體化生產”號召，瀘州先后在江陽、納溪、龍馬潭等沿江區域成立了漁業生產合作社，將分散的漁民組織起來，實行統一管理、統一捕撈、統一分配（相關詳細記載待補充，望熟悉瀘州漁業史的專業人士斧正）。

漁業社劃分了專屬捕撈水域，避免漁民爭奪資源，還配備了簡單工具和技術人員，指導科學捕撈。計劃經濟時期，漁獲由供銷社統一收購，一部分供應本地國營食堂和市場，一部分上調至上級水產部門，成為保障區域水產品供應的重要力量。

拍攝于2018年瀘州長江邊

20世紀80年代市場經濟興起后，漁業社逐漸改制，部分轉為個體經營，但“規范捕撈、保護資源”的理念，深深影響了一代漁民。

貪婪的代價：37起非法捕撈毀了一江魚

可這份堅守，終究沒能抵過一些人的貪婪。據瀘州市農業農村局2018年公開信息，當年全市共查處非法捕撈行為34起，其中電魚17起，收繳電魚船筏60個、電魚工具17臺，銷毀網具2000多張，辦理行政案件20起，移送公安機關5起。

這些不法分子用“絕戶網”“電毒炸”等破壞性方式，不分季節、不分大小地掠奪資源，導致長沱兩江魚類數量銳減。更有不良商販把魚塘魚放入江中“過水”，冒充野生河魚高價賣，毀了瀘州河鮮的口碑。老漁民老黃提起這些人就氣：“我們靠江吃江，就要敬江護江，這些人是在斷子孫路！”

2019年禁漁令下：414名漁民的告別與新生

變化來得比想象中快。根據《瀘州市長江流域重點水域禁捕退捕工作方案》，2019年12月19日，長江瀘州段全面進入禁漁期；2020年1月1日，江陽區長江、沱江同步實施永久性禁捕。

至2019年12月底，瀘州段合法漁船全部拆解，414名漁民全部轉產安置（瀘州市農業農村局2020年通報）：156人加入漁政護魚隊，負責江面巡邏；123人通過技能培訓進入本地酒廠、物流企業；89人用補貼開起生態魚餐館、水產店；46名高齡漁民納入社保，享受養老保險和低保。

河鮮新篇：董允壩鰣魚年賺1500萬

如今再去長江邊，曾經停靠漁船的岸邊，只剩下平靜的江水和散步的市民。那些早出晚歸的撒網身影，那些江面上的號子聲，都像當年的纖夫、搬運工一樣，退出了瀘州的歷史舞臺。農民還在田里耕耘，航運也還在繼續，可漁民這個職業，卻真真切切成了“絕版”。

漁民消失了，瀘州河鮮卻迎來了新模式。現在市面上的“河鮮”，大多來自江陽區董允壩現代農業園區、通灘鎮、丹林鎮等地的生態養殖基地，用長沱江支流天然活水養殖，既有黃辣丁、翹嘴鲌等傳統品種，也有鰣魚等高端品種，通過生態循環技術實現尾水零排放。

據江陽區農業農村局2024年數據，僅董允壩鰣魚智能繁養殖生態工廠，年飽和產量就達15萬尾，年產值超1500萬元，本地生態魚總產量能滿足川南及周邊市場需求，部分還通過電商銷往重慶、成都。

如今的長沱兩江，水質穩定達到Ⅱ類標準，偶爾還能看到江豚、白鷺的身影，這或許就是對那些守規矩的老漁民最好的告慰。

我常常想起老黃的話，想起那些年江邊的河鮮香氣，想起兩江曾經的魚蝦滿艙。禁漁不是結束，而是更好地守護——就像瀘州人常說的“細水長流”，守住這一江清水，才能守住我們世代相依的家園。

那些消失的漁民，或許會被時光淡忘，但他們的堅守與無奈，他們的取舍與適應，還有漁業社的集體記憶，都是瀘州記憶里不可缺少的一筆。畢竟，這長沱兩江養育的，不光是瀘州人的胃，更是瀘州人的根。

附錄：文中核心數據與史料來源說明

1.東漢稻田養魚模型：1988年小市杜家街瀘縣東漢墓出土，見于地方文化研究報道；

2.2018年非法捕撈數據：瀘州市農業農村局2019年《2018年漁業執法工作匯總》；

3.漁民退捕情況：瀘州市農業農村局2020年9月《漁民退捕任務完成通報》；

4.生態養殖數據：2024年江陽區鰣魚全產業鏈項目投運報道及農業農村局產業統計；

5.水質與魚類：四川省農業農村廳與瀘州市政府聯合增殖放流活動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