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張照片便是一段凝固的歷史,它能捕捉個人的風華瞬間,也能烙印時代的殘酷與壯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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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1935年中國早期影壇巨星胡蝶在德國柏林街頭的留影,她是中國影史首位“電影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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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里的胡蝶身著長款華貴毛皮大衣,搭配精致帽飾與手套,腳下是柏林街頭的鵝卵石路面,身后的電車、老式轎車是彼時柏林的城市標配,而醒目的納粹卐字標志,則是1935年納粹德國統治下的時代符號,這張照片既是她個人的時尚定格,也無意中留存了當時德國的時代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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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張照片記錄的是侵華日軍731部隊對中國東北平民實施反人類暴行的場景,731部隊以“防疫”“消毒”為幌子,在我國東北秘密進行細菌武器研發、活體人體實驗,包括強迫平民接受細菌感染、毒素注射、活體解剖等反人類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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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中被控制的中國兒童,正是他們實驗的受害者;所謂“操作設備”,實質是731部隊對受害者實施細菌污染、毒物注入等暴行的手段,是日軍踐踏人道、犯下戰爭罪與反人類罪的鐵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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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1937年淞滬會戰期間,侵華日軍在上海城區巷戰中的作戰現場照片。密集炮火掀翻的磚瓦、飛濺的炮彈破片充斥戰場,90式鋼盔能大幅降低日軍頭部的非戰斗減員;防毒面具的配備則藏著日軍的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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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本就是戰場化學武器的主要使用者,即便淞滬會戰中大規模毒氣攻擊不多,也有小規模投放記錄,防毒面具既為避免己方毒氣 “飄回陣地” 的誤傷,也暴露了其早有使用違禁武器的預謀;淞滬會戰是全面抗戰初期中日雙方規模最大的會戰之一,上海作為遠東繁華都市遭密集炮火轟擊,大量建筑坍圮為廢墟,城區淪為殘酷的巷戰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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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20歲的蔣經國(化名尼古拉)與17歲的芬娜在工廠相識,蔣經國對她一見鐘情;因兩人同處基層勞動環境,很快相戀,1935年以蘇聯當地儀式登記結婚(登記用蔣經國的蘇聯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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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長子蔣孝文出生,1936年又誕下女兒蔣孝章。1937 年,蔣經國獲允從蘇聯回國,芬娜隨他抵達中國,蔣介石為其取漢名 “蔣方良”(寓意 “方正賢良”)。這張照片應拍攝于1937年后回國初期,蔣經國與蔣方良的合影,這時蔣方良已開始適應中國生活,換上了中式旗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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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1945年8月拍攝的哈爾濱火車站,建筑門楣上方掛著“哈爾濱”與俄文“ХАРБИН”的雙語標識,上方平臺與站前區域都聚集著蘇聯士兵——他們身著蘇軍制式軍裝,手持槍械,姿態帶著進駐城市的秩序感,直觀記錄了蘇軍進駐哈爾濱的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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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張照片記錄的是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后,國民黨第30軍軍長戴炳南被解放軍搜捕逮捕的現場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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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0月太原戰役打響后,解放軍逐步包圍太原城;戴炳南接任30軍軍長后,率部在太原城內修筑核心工事,依托城防負隅頑抗,拒絕解放軍的勸降,是太原守軍中最頑固的將領之一,其部在巷戰中給解放軍造成了一定傷亡。
1949年4月24日,解放軍發起總攻攻克太原,戴炳南為逃避懲處,化妝藏匿于太原城內的隱蔽場所;解放軍入城后展開搜捕,最終在室內隱蔽處將其抓獲(照片即記錄了這一搜捕逮捕的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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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蔣介石在四川峨眉山開辦了軍官訓練團(也稱峨眉軍訓團),當時,蔣介石自任團長,劉湘被任命為副團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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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訓練團于1935年8月第一期開班,持續至9月第二期,每期約三周,參與者包括蔣介石帶來的中央軍將領如陳誠、楊永泰等,以及四川本地軍官。蔣介石借此機會分化川軍高層,逐步削弱劉湘的自治權,將中央勢力滲入地方軍隊。
照片中劉湘站在蔣介石身邊,象征性地參與活動。但劉湘對此舉極為不滿,因為這被視為蔣介石對川軍的“分化和滲透”——訓練團不僅抽調川軍軍官接受中央洗腦,還引入憲兵和別動隊監督,威脅到劉湘作為“四川王”的軍政控制權。劉湘雖表面配合,但私下對蔣介石的參謀團入川和這些舉措深感忌憚,甚至一度陽奉陰違,避免與紅軍正面沖突,以保存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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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張百年明信片定格了法國政治家喬治·克里蒙梭,照片中他著西裝與中式盤扣外套,神態沉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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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綽號“老虎”“勝利之父”,以強硬作風兩任法總理,1917年臨危組閣助法國贏得一戰,1919年巴黎和會力主嚴懲德國。明信片底部的“M. G. CLEMENCEAU”標注,是這位鐵腕人物的歷史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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