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自民黨，再被告發

文︱陸棄

日本自民黨又陷“黑金”丑聞，光鮮的政治面紗下，再次暴露出資金運作的灰色地帶。小泉進次郎，這位被認為是“年輕派代表”的防衛大臣，如今被告發其所屬選區支部違規收取企業捐款，金額高達1000萬日元，而當年的合法上限僅為750萬日元。表面上是政治籌款，背后卻隱藏著對法律的輕蔑和對公眾信任的漠視。

這個事件，并非孤立現象，而是自民黨長期積累的問題在浮出水面。去年底，整個自民黨爆出的“黑金”丑聞已經震驚日本政壇，多名派閥甚至給國會議員下達銷售指標，要求他們出售政治籌款派對券。超過指標的部分，還要以“回扣”形式返還給議員，這筆錢從未在官方收支報告中登記。說白了，這是一條合法之外的秘密資金鏈條，完全規避了法律監督，也讓公眾對政治的信任再次跌入谷底。

更耐人尋味的是，高市早苗上臺之后，并未對這些涉事議員采取任何實質性的問責措施，反而將他們安排在內閣和自民黨高層要職。根據時事通訊社今年10月的調查顯示，超過七成日本民眾對此表示反對，可見民意與政權運作之間的巨大落差。自民黨在表面上宣傳改革與清廉，實際上卻在繼續“黑金”運作，這種虛偽的政治表演讓公眾愈發失望，也讓整個政治生態蒙上陰影。

從更廣泛的視角來看，這一事件不僅是小泉進次郎或某個黨支部的個人行為，而是日本政治文化深層次問題的折射。長期以來，企業捐款在日本政壇具有傳統地位，但當這種捐款突破法律規定，成為派系爭斗、權力分配和利益輸送的工具時，它的本質已經從支持政治轉變為腐蝕政治。公眾的信任被侵蝕，透明度被削弱，政治操作的邊界也被不斷拉扯。

不可忽視的是，這次告發行動來自學界力量。神戶大學教授上脅博之向檢察院提交告發信，顯示了民間監督與專業力量在政治糾偏中的作用。在自民黨內部，派閥利益固化和政黨文化長期縱容灰色操作，導致官方監管難以起到實質作用。正因如此，外部力量的介入才顯得尤為重要，也讓公眾看到了政治監督仍有可能發揮作用的一絲希望。

另一方面，自民黨的內部機制和派系文化也值得深思。派系利益通過政治籌款票券體系傳遞，再通過回扣返還給議員，這種制度化操作讓違規行為有了“合法化”的假象。每一次這樣的丑聞浮出水面，都是一次對政治文化的警示：當利益邏輯凌駕于法律和公眾利益之上，政治就會變得像一個被利益鏈條綁住的機器，失去靈魂和公信力。

此外，公眾對這一事件的反應也透露出社會心理的變化。七成民眾反對涉事議員繼續擔任高層職務，這說明日本社會對政治清廉的訴求已經在不斷增強。曾經，派閥和權力精英的操作可能被視為“內部事務”，但在信息高度透明化的今天，這種行為幾乎無法再逃過民眾的眼睛。公眾不再愿意容忍灰色操作，這對自民黨而言，是壓力，也是警鐘。

小泉進次郎個人形象的損耗，也不容忽視。作為防衛大臣，他在國內外媒體上一直塑造自己為有為年輕派政治家，但這種形象在“黑金”告發事件面前顯得蒼白無力。公眾看到的，不再是政治才干，而是利益運作與法律邊緣試探的現實。政治家個人形象的光環，在現實操作面前往往脆弱得令人心驚。

更有諷刺意味的是，日本社會對“黑金”丑聞的敏感度不斷增加，而政權層面卻依然在繼續舊有操作模式。過去的丑聞未能形成實質問責，新的違規行為又接踵而至，這種循環反映了制度設計的缺陷和監督機制的滯后。社會呼聲與政黨行為之間的落差，讓政治透明化和公信力建設面臨巨大挑戰。

這件事也提醒我們，政治行為不可能脫離社會環境而存在。公眾監督、學界參與、媒體曝光，都是制衡政治灰色操作的重要力量。當這些力量缺位或被忽視時，違規行為就容易被合理化、制度化。自民黨的“黑金”事件正是對這種政治生態的真實寫照，顯示了利益邏輯對規則的侵蝕有多深。

總的來說，告發小泉進次郎及其支部違規收取捐款，不僅是一件法律事件，更是一面鏡子，折射出日本政黨內部運作的利益邏輯、派系文化和公眾信任的裂痕。政治表面風光固然耀眼，但當規則被繞開，灰色操作被縱容，光鮮的政治外衣下，隱藏的是無法忽視的結構性問題。日本政壇的“黑金”現象，仍在不斷考驗社會、媒體和制度的耐心與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