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玉環陵墓出土，專家打開棺槨后發現，千年前的“傳言”或被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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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枚香囊，是在2020年代初的一次考古發掘中發現的。

地點在陜西咸陽，馬嵬鎮。

那塊地，歷史上一直被認為是楊貴妃的安葬之所。

墓是有的，碑也立著，寫的是“唐楊氏貴妃之墓”。

可這次打開棺槨后，大家卻發現，里面除了一個保存完好的絲綢香囊，什么都沒有——沒有骨骼，沒有隨葬器物，甚至連衣物殘片也沒留下一絲。

這事兒一下子把人們的注意力拉回到了1200多年前的那個盛夏。

那時候，唐朝正被安史之亂攪得天翻地覆。

安祿山起兵反叛，玄宗倉皇西逃，帶著自己最寵愛的女人——楊玉環，一路從長安向西。

大軍走到馬嵬驛時，局勢徹底失控。

禁軍情緒崩了，殺了楊國忠，還不解氣，轉頭就逼著玄宗交出楊貴妃。

高力士當時站在一邊沒說話，后來在《資治通鑒》里記著他的回憶，那天早上，玄宗坐在佛堂前，臉色比紙還白。

他只說了一句：“朕…不能保她。”然后就閉上眼了。

那是公元756年六月。

按史書的說法，楊貴妃當天就被勒死了，尸體草草埋在驛站后坡。

可問題來了——那時候戰亂剛起，局勢不穩，玄宗自己都不知道能不能活著回長安，怎么還特地安排人做了個墓碑、修了個衣冠冢？這不合常理。

更讓人納悶的是，《舊唐書》里寫得很清楚：后來玄宗回京，派人遷葬楊貴妃，打開棺槨，只剩一個香囊，還帶著香味。

這和考古現場發現的情況幾乎一模一樣。

那么，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說起來，楊玉環這一生的起點并不低。

她出生在山西永濟，祖上是隋唐兩朝的官宦世家。

她父親在地方上做個小官，家道雖然沒落，但也不算寒門。

她從小在洛陽長大，家中條件還算過得去，琴棋書畫樣樣學得精，尤其是琵琶——彈起來那真是能讓人駐足聽完一整首。

不過，她的人生真正拐彎，是在16歲那年。

那一年，她被安排嫁給唐玄宗的兒子李瑁，成了壽王妃。

婚后幾年，兩人感情頗好。

可到了740年左右，玄宗在華清池見了她一面，局面就完全變了。

當時的朝廷并沒有明文禁止父奪子妻，但要處理得合情合理，于是玄宗讓她“出家”當了道士，道號“太真”。

五年后，玄宗正式將她接入后宮，封為貴妃。

從此，楊玉環成了整個大唐最風光的女人之一。

那會兒的玄宗，已經60多歲。

他寫《霓裳羽衣曲》給她，專門派快馬從嶺南送荔枝，只為她能吃到一口新鮮的味道。

杜牧寫過那句詩：“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說的就是這事兒。

可也就是在這種寵愛之中，朝政開始失衡。

楊玉環的堂兄楊國忠權勢日盛，朝野不滿。

安祿山在邊疆積蓄兵力，而玄宗還沉浸在太液池畔的霓裳羽衣舞里。

等到安史之亂爆發，一切都晚了。

馬嵬驛那一日，除了香囊和空棺，史書其實也留下了一絲不確定。

白居易在《長恨歌》里寫：“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這句話看似抒情，實際上也有人拿來做文章，說他暗示貴妃根本沒死。

而更蹊蹺的是，到了明治時期的日本，山口縣油谷町的二尊院里，竟然也立起了一座“楊貴妃之墓”。

碑文寫得清清楚楚，五輪塔安放在正中。

當地人說，楊貴妃在馬嵬驛兵變后被人救走，輾轉流亡，最后漂洋過海到了日本，在二尊院隱居終老。

這傳說聽起來太戲劇化。

但細想也不是全無可能。

那時候唐朝和日本交往頻繁，遣唐使來來回回，海路并非不可通。

只不過，真有這么大一件事，為什么史書只字未提？

1963年，日本一個電視節目里，一位中年婦女拿出自家族譜，說自己是楊貴妃的后人。

這事兒當時被當作軼事一笑了之，但有人開始認真查起了那座“楊貴妃墓”的來歷。

調查發現，那座墓最早出現的記載是在江戶時期，碑文也不是唐代風格。

更可能的情況是，當地人借著楊貴妃的名氣，打造了一個文化景點。

唐風在日本影響深遠，楊貴妃的美名也早就傳過去了，造一座紀念墓倒也不奇怪。

再說回陜西的那個墓。

從墓葬結構看，是個標準的唐代樣式。

封土高3米，外面用青磚砌成，結構嚴謹，施工講究。

碑是明清時期重修時立的，顯然是后人根據傳說補建的。

墓里除了那枚香囊，什么都沒有。

連棺槨都是空的。

有專家說，這可能是遷葬時尸體腐化得太快，只剩香囊；也有說法是墓早被盜過，骨骼隨葬品全毀。

還有一種可能：這本就是個衣冠冢，從來就沒埋過人。

說實話，誰都不能百分百確定。

但從唐玄宗后來派人“遷葬”來看，至少他是想要讓這段感情有個交代的。

只是，那會兒的他，早就不再是當年那個寫《霓裳羽衣曲》的皇帝了。

他被迫退位，住在上陽宮里，終日沉默寡言。

太監記載說，他常常一個人對著空庭發呆，偶爾會輕聲問一句：“她還好嗎？”

香囊還在，人卻早已不見了。

參考資料：
歐陽修、宋祁，《新唐書》，中華書局，1975年。
司馬光，《資治通鑒》，中華書局，1956年。
白居易，《長恨歌》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趙翼，《二十二史札記》，中華書局，1984年。
日本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日中文化交流史料集》，東京大學出版會，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