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后帶走一中國小孩，40年后回國，當時日軍為何要帶走他？

1945年9月，日軍軍醫為了一個10歲中國戰俘，給盟軍遞交了一份絕密“死當”，結局讓人破防

1945年9月，一份并不顯眼的絕密文件，被送到了盟軍布倫斯基將軍的案頭。

這文件混在那堆積如山的戰犯審判、武裝解除令里，顯得格格不入，名字叫“少年同伴請愿書”。

核心訴求簡直離譜：一個馬上要被遣返的日軍軍醫，求盟軍高抬貴手，讓他帶走一名年僅10歲的中國戰俘，還要收這孩子當養子。

要知道，那時候仗剛打完，仇恨漫天，把敵國的孩子帶回日本撫養，這在那會兒絕對是天方夜譚。

誰知道，將軍看完后沉默了半天，最后竟然真的簽下了那個名字。

在那個人命比草賤的時候，這一筆簽字，硬是把一個山西娃從鬼門關拉了回來，也造就了二戰后東亞戰場上極罕見的“帶走中國未成年戰俘”孤本。

這事兒要講清楚，咱得把時間往回撥，去看看那個殘酷的世道。

故事的主角叫光俊明，當然這是后來起的名字。

他本名叫啥已經沒人記得了，只知道出生在山西運城夏縣最窮的溝壑里。

1935年的中國北方，老百姓活下去那是真難。

他爹被抓了壯丁，一去不回，家里窮得連鍋都揭不開。

母親為了活命，先把妹妹送了人，自己帶著光俊明改嫁。

可即便這樣，在那個兵荒馬亂的年月，多一張嘴就是多一份沉重的負擔。

1943年，看著面黃肌瘦的兒子，母親做了一個現在看來特別心酸的決定：把這根獨苗送進駐扎在附近的國民黨27軍。

為啥？

不圖升官發財，就圖部隊里那口雜糧飯能讓他活下去。

說白了，這就是拿命換飯票。

當時的27軍里有個郭中尉，看這孩子機靈，就收留他在連隊里打雜，順手給他起了“光俊明”這個名字。

本來指望背靠大樹好乘涼，誰知這棵樹倒的比誰都快。

1943年6月，河南濟源黃河岸邊，國民黨27軍跟日軍第37師團撞上了。

那真是一場慘敗，防線跟紙糊的一樣瞬間崩潰，一千多人戰死，近五千人被俘。

混亂中，郭中尉生死未卜，年僅8歲的光俊明也沒能跑掉，成了日軍戰俘營里個頭最小的“囚犯”。

按理說，這種沒有勞動力的戰俘，在日軍眼里就是累贅，處理方式往往就是一刺刀解決了事。

但命運在這兒拐了個彎。

在清點人數時，日軍軍醫加地正隆注意到了這個眼神驚恐的孩子。

檔案里沒有父母信息，沒人認領，加地正隆動了惻隱之心。

作為醫生，他可能是那個殺戮場里僅存一點人性的人。

他利用職務之便，把光俊明留在了醫療隊打雜，這一留就是兩年。

這兩年里，光俊明從河南跟著日軍一路南下，流浪到了越南西貢。

雖說身份是尷尬的戰俘，但在加地正隆的庇護下，他不僅沒被虐待，還奇跡般地活了下來。

1945年日本投降，這消息對大多數人是光明的開始，但對身在越南戰俘營、年僅10歲的光俊明來說，卻是最大的危機。

日軍要被遣返，戰俘要被移交。

一個身在異國他鄉、在中國已經舉目無親的孩子，一旦被扔出軍營，在這個兵荒馬亂的東南亞，結局只有一個字：死。

加地正隆心里跟明鏡似的，他面臨著一個巨大的道德和法律困境：作為戰敗國軍人，他自己都泥菩薩過江，有什么資格帶走戰勝國的孩子？

這就回到了開頭那一幕。

加地正隆冒著極大的風險，向盟軍遞交了那份申請。

他沒把光俊明當戰利品，而是申請正規收養。

在那個特殊的窗口期，或許是人道主義的微光閃爍，盟軍竟然特批了這份請求。

光俊明登上了去往日本的運輸船，落腳在熊本縣八代市。

為了讓他能在日本社會生存，加地正隆給他改了日本名字，入了日本籍。

一個山西娃，就這樣在歷史的洪流中，被沖到了對岸。

在日本的日子，光俊明展現出了驚人的韌性。

那個年代的日本也是一片廢墟，作為“特殊歸化兒童”，他受盡了冷眼和排擠。

語言不通，他就死記硬背；起步晚，他就夜里苦讀。

加地正隆待他視如己出，不僅供他讀完了小學、中學，還一路供到了熊本商科大學。

那個曾在山西黃土地上差點餓死的放牛娃，硬是在幾十年后的日本商界殺出了一條血路。

1969年，他創立了自己的公司，取名“光通商株式會社”。

注意這個細節，他在所有的文件簽名和公司命名中，死死咬住“光”這個字不放。

那是他名字的第一個字，是他與中國唯一的連接，也是他對自己真實身份的一種無聲吶喊。

隨著生意越做越大，光俊明成了身價千萬的富豪，但他心里的那個空洞卻越來越大。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這扇大門一開，光俊明壓抑了近三十年的思鄉之情徹底爆發。

他開始瘋狂地寫信、尋找。

他要找那個當年為了讓他活命、忍痛把他送進軍營的母親。

他依稀記得分別那天，母親追著隊伍跑，腳底板被石頭磨得鮮血淋漓。

1986年，光俊明帶著已經年邁的養父加地正隆，飛回了北京，轉道山西。

當他西裝革履地站在運城夏縣的土地上，拿出一張斑駁的舊照片時，整個村子都轟動了。

但歷史是殘酷的。

戰爭、災荒、加上幾十年的動蕩，戶籍檔案早就不全了。

盡管當地政府把能翻的都翻了，那個記憶中的母親，依然杳無音訊。

攝制組本來想拍一部感人的母子重逢紀錄片，最后只能對著空蕩蕩的黃土坡，拍下了光俊明長跪不起的痛哭背影。

沒找到母親，光俊明做了一個決定。

他把對母親的思念，全撒向了這片土地。

他在夏縣捐建了“光俊希望小學”，那校門的設計圖是他親自畫的；他給縣醫院捐了一整棟兒科病房樓，取名“俊明堂”。

他說，既然找不到媽媽，就幫幫這里的孩子，別讓他們再像當年的自己一樣受苦。

故事的結局有些出人意料，卻又再情理之中。

2000年，已是花甲老人的光俊明做了一件讓很多日本人不解的事：他把公司總部遷到了上海浦東，并正式申請恢復中國國籍，成為歸國定居人員。

在那份申請表上，他不需要再用那個日本名字，而是工工整整地寫下了“光俊明”三個字。

從山西的棄兒，到國民黨的幼年戰俘，從日軍軍醫的養子，到日本商界的巨頭，最后變回一個葉落歸根的中國老人。

光俊明的一生，是被戰爭撕裂又自我縫合的標本。

他沒有被仇恨吞噬，也沒有在富貴中迷失。

2018年，光俊明走了。

那張恢復中國國籍的申請表，他一直鎖在保險柜最里層，直到最后，上面填的籍貫還是：山西夏縣。

參考資料：
王龍，《刺刀書寫的謊言：侵華戰爭中的日本“筆部隊”》，廣東人民出版社，2017年。
光俊明口述歷史檔案，山西省運城市夏縣檔案局。
《為了那個山西孩子》，日本熊本縣八代市戰后歸國人員記錄匯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