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曾志重回井岡山，剛下車就熱淚盈眶：來發，我們又見面了

1949年1月31日，北平的雪剛停，華北局的小院里泛著寒氣。電臺里傳來進城部隊的簡報，曾志卻在窗前一聲不響。身邊的警衛悄悄問：“曾主任，怎么還不休息？”老人家只是輕輕擺手，目光落在一張發黃的便簽上——上面寫著兩個字：來發。那是她二十一年前親手給兒子取下的名字，也是她至今未能當面喊出的稱呼。

多年來，她把這份牽掛深埋在工作與斗爭的夾縫里。新中國即將誕生，組織上安排她進京籌備婦聯，但無論白天多忙，夜里總會想起井岡山深處那間茅屋，想起紅米糊糊喂大的嬰兒。她暗暗猜測：孩子是否還在那片山林？是否已懂得自己真實的身世？這股心思，越接近勝利越難按下。

時間回到1928年11月7日。井岡山大井，雨霧迷蒙，敵軍封鎖讓根據地斷了糧，紅四軍醫院里的產房一片寂靜。曾志在焦渴與傷痛中誕下遺腹子，卻滴奶皆無。賴鳳娥這個樸實的陜南婦人，用紅米磨成糊糊，一勺一勺哄著嬰兒，嬰兒不哭，她倒嘆道“造孽哦，前幾年奶水多得倒不住，如今卻空。”對照眼前局勢，曾志的心瞬間抽緊，她知道自己不可能抱著孩子轉戰贛南，于是當即做出決定：托付。

夜里油燈跳了一下，她把嬰兒輕輕放到鳳娥懷里，只說一句：“都是鬧革命的人，我信得過你。”隨后又補了一句，“叫來發，好不好？等革命大了、天下太平，他就能發旺。”鳳娥愣了幾秒，連連點頭。就這樣，來發被帶下茅坪，消失在主攻部隊撤離的炮火聲里，曾志扛著打補丁的夾被，跟隨毛澤東前委轉戰外線，山與子隔成兩界。

不到五年，連番戰事卷走了蔡協民，帶走了閩西地下黨的骨干，卻沒能卷走曾志的意志。1934年，她在廈門失去與黨組織的聯絡，靠給碼頭工人寫標語掙幾枚銅板度日，仍堅持搜集消息。那時有人問她：“搞這一步值不值？”她只把帽檐壓得更低：“留住火種才有以后。”沒人知道，她心里還有一個更隱秘的理由——孩子若活著，總要給他一個可以抬頭的未來。

抗戰爆發后，她被調往延安，后來又到東北工作，名字頻頻出現于電報里，卻再沒與井岡山聯系上。解放戰爭進入尾聲，中央一次內部座談會上，曾志向組織提出一個私人請求：希望打聽來發的下落。負責老區事務的同志翻遍冊籍，依舊空白。她只得暫且壓下，繼續奔波。

到了1987年，距離孩子出生已整整六十年。國家民政部與江西省籌劃紀念井岡山斗爭六十周年，地方干部發來邀請。曾志仔細看信函，發現下茅坪公社提交了一份特殊名單：賴來發，農技站站長，中共黨員。她手指微顫，卻沒讓旁人察覺，只向秘書簡單交代：“活動歸你們安排，我得回趟山上。”

10月27日清晨，井岡山上還殘留薄霧，小汽車沿舊山道顛簸。車一停，她先沒有下車，而是用手平撫胸口，幾秒后才推門。門外傳來粗獷而含沙的呼喊：“老奶奶回來了—”這聲音混著雞犬，帶著熟悉的客家口音。曾志抬眼，看見一位身材魁梧的中年男人快步迎來，眉骨與自己青年時的照片幾乎一致。那一瞬，她的視線模糊了，脫口只剩一句：“來發，我們又見面了！”

對面的人愣住，好半晌才哽聲應答：“媽……我來接你回家。”短短六個字，用了六十年醇厚時間才說出口。圍攏的鄉親默默散開，讓母子對望。曾志沒有多問細節，只用力握住他的手，掌心粗糙得像刀刻。她心里明白：這一雙手耕過貧瘠的紅壤，也扛過合作社分給農戶的第一批水稻良種。那正是她當年把孩子交給山里的最大理由——井岡山能把人養成脊梁。

傍晚，山村院子里擺上兩張八仙桌，來發略帶羞澀地指著一疊厚厚的筆記：“這些年村里改水改路，我都記在上面。”曾志翻看，紙張油跡斑駁，卻條理分明。她停在其中一頁，上面寫著：1982年，村小學加固，費用缺七百元，個人墊支。她輕輕合上本子，沒有評價，只抬頭認真地與兒子對視。那目光平靜，卻勝過千言萬語。

夜深了，紀念慶典的彩燈還閃爍，山風里混雜稻谷香。山民們漸漸散去，老棗樹下剩下微弱燈火。來發低聲說：“娘，鳳娥媽前年走的，她臨終前只留一句——‘帶大了來發，不算虧。’”曾志握住樹干，許久不語。風一吹，樹葉簌簌，仿佛在替逝者完成最后的囑托。

此后數日，母子回訪了當年紅四軍醫院舊址，敬過蔡協民墓碑，也向仍在世的老山民致謝。行程結束時，曾志要走，來發執意送至山口。汽車發動，她隔窗望見那熟悉的山脊線，胸中并未涌起激蕩，而是一種穩妥的了結——六十年的尋找終有回響。井岡翠竹依舊，山路更寬，來發的背影站得筆直，這背影與這片土地一起，見證了另一種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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