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年公安副局長調查戶口，發現管賬先生：這不是殺害項英的兇手嗎

1952年7月，江西新余城里熱浪翻滾。縣公安局副局長黃宜蕃帶隊清查戶口，走進興記鹽鋪時，只覺得里頭的咸腥混著汗味，說不出的悶。掌柜忙不迭招呼，那個低頭記賬的中年人卻像沒聽見似的，自顧自撥算盤。黃宜蕃盯了幾秒，額角突地一跳——這張臉，從前在江南山野見過。

黃宜蕃當年是新四軍一名小警衛，跟在周子昆身邊跑前跑后。皖南叢林里開會、分糧、傳令，那個彪形大漢總愛背著長槍守在項英身后。十二年過去，壯漢的鬢角添了白，卻瞞不住原來的輪廓。黃宜蕃心里暗暗掂量：如果真是劉厚總，今天恐怕要收網了。

查戶口是明面，辨真身才是關鍵。黃宜蕃不動聲色，一邊翻冊子一邊閑聊，問來歷、問族譜，那人始終低聲答“湖湘人氏”“做點小賬”。言辭閃爍，口音卻依稀帶著耒陽味。鹽鋪雜役外地多，可管賬先生外地少見，這就更顯蹊蹺。

短暫對視后，黃宜蕃叫人守住門口，悄悄回局里請示。當天傍晚，他再回鹽鋪，抬手就是一句：“劉副官，還認得舊同僚嗎？”那人臉色刷白，算盤珠子嘩啦滾落：“你……你認錯人了。”寥寥十個字，對話剛過紙面的一角，卻足以坐實身份。此刻黃宜蕃想到的，是一座名叫赤坑山的山峰和一個血腥的清晨。

時間撥回1940年末。蔣介石在重慶兩道手令，準備“解決”皖南新四軍。圍剿大網收緊，新四軍軍部被迫突圍。1941年1月，葉挺赴談判被扣，項英率少量隨從在山間轉移。敵人懸賞活捉，地下聯絡頻繁，卻難阻危險逼近。

赤坑山北麓的蜜蜂洞，是項英最后的落腳點。地形險峻，三面石壁，凡人難攀。警衛班安排嚴密，但堅持把劉厚總留在身邊的，恰恰是項英本人。劉厚總早年在湘南赤色游擊隊里打出一身膽氣，后來編入新四軍，因粗魯難管被送去抗大又半途溜回。項英對他頗有惻隱之心，連戰士們省下的雞蛋也分給他。正是這份信任，埋下悲劇的根。

1941年3月14日凌晨，山洞內三人熟睡。洞口的劉厚總突然掏槍，對準洞里三點黑影連扣扳機。幾聲槍響后，他蹲守到天亮，撬走手槍、錢票、文件，才慢慢下山。山腰碰上運糧戰士，他竟從容遞煙，還托詞“首長差事”。警衛們沒有懷疑，錯失唯一的當場抓捕機會。

兩天之后，警衛班回洞查看，只見首長和戰友血跡未干。亂石堆里匆匆掩埋，槍聲早散，線索全斷。劉厚總則憑著三支手槍與一紙通行證一路奔重慶，投奔軍統。戴笠見他“有用”，先供職情報組，再扔進牢房。抗戰勝利，舊組織土崩瓦解，他混得連路費都靠同鄉接濟。

1946年，劉厚總去了九江鹽行做賬房，后又輾轉新余。為躲追查，他改名換姓、收斂脾氣，自稱無家孤客，被鹽鋪老板以“堂弟”身份登記。新中國成立，各地戶口整頓，他表面老實，暗里忐忑，卻自以為天高路遠。

1952年夏，公安系統細排人口。黃宜蕃的記憶與檔案比對，線索環環扣緊。7月28日清晨，鹽鋪門前已經布下警戒。黃宜蕃舉手示意：“把人帶走。”押送路上，劉厚總垂頭不語，唯有汗滴順著鬢角流。省府核實身份，皖南事變幸存者與文書材料雙向印證，當年滔天血債再無抵賴余地。

電報送至南京軍區，曾經的華中指揮員譚震林只批了六個字：“依法從嚴懲辦。”當年戰友們沒機會擒兇，如今法律來補這一槍。1952年10月中旬，江西高院終審，劉厚總以叛變、謀殺、投敵三項重罪被判死刑。刑場無旁聽、無宣講，一聲槍響后塵埃落定。

從赤坑山到新余，劉厚總用了十一年；從戶口核對到正法，國家只用了不到三個月。對許多老兵而言，這并非單純復仇，而是秩序重建的象征——戰爭年代留下的暗線、暗傷，都需要在和平年代給出清晰交代。至此，皖南事變最黑暗的一頁，總算翻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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