頂級IP“出走”，央視這檔節目確實有說法

當一檔攀登過頂峰且成熟的文化IP決定“走出演播室”，它面臨的不僅是場景的轉換，更是一場從敘事邏輯到傳播生態的深刻變革。中央廣播電視總臺《國家寶藏》周游季的“新番”推出，看起來，正是這樣一次充滿野心的“出走”。

“《國家寶藏》周游季的這次‘出走’，不僅是一次成功的模式創新，更可被視為對‘十五五’規劃中‘推進文化惠民、實施公共文化服務提質增效’要求的一次生動響應與前沿實踐。節目通過融媒體手段打破時空壁壘，將頂級文化資源轉化為可即時參與、深度體驗的公共文化產品，實質上是在互聯網主陣地上，拓展了文化惠民的廣度、深度與鮮活度。”

以“周游”為名，節目以“直播+錄制”雙軌制為舟，跨越鄭州、重慶、漳州、無錫乃至澳大利亞珀斯，完成了一場從靜態陳列到動態生成、從單向解讀到雙向滋養的文化實踐。

其價值已不同于單一節目的創新，更在于為整個文化內容行業，提供了一種關于“深度”“在場”與“連接”的全新方法論。

模式有說法

直播不是“添加劑”，而是重構生產關系的“有機體”

許多傳統節目對“直播”的運用，往往停留在技術疊加或營銷噱頭的層面。《國家寶藏》周游季的突破性在于，它將新媒體直播內化為內容生產的核心引擎與基礎架構。這不是簡單的“直播錄制”，而是一場“錄制即直播、直播即創作”的融媒體實驗。

這一模式徹底顛覆了傳統電視節目“策劃-拍攝-后期-播出”的線性流程。其更深遠的價值在于實現了文化服務的即時普惠與共創共享。

在無錫古運河，游船作為移動演播室，觀眾在直播間與張國立、林依輪等人同步夜游，光影變幻與嘉賓的即興反應共同構成了不可復制的“此刻歷史”。

直播的實時性、不確定性與互動性，不再是需要被后期“修剪”的雜質，反而成為內容最具魅力的“毛邊”與“呼吸感”。它捕捉到的，是嘉賓面對千年古跡最真實的驚嘆，是網友即時提問激發的意外解讀，是歷史空間與當代情緒的直接碰撞。

由此帶來的“一魚多吃”，絕非簡單的素材復用，而是基于同一文化現場、針對不同媒介屬性與用戶習慣進行的立體化開發：

直播是強互動、高沉浸的“事件”；

精剪后的短視頻是高度凝練的“知識點”；

電視播出版則是敘事完整、視聽精致的中視頻“作品”。

三者同源而異構，共同構成了一個內容豐富、層次分明、自我生長的融媒體有機體。

這為面臨產能與創新壓力的行業，示范了一種“降本增效”卻不“降質減味”的可持續內容生產路徑。

敘事有說法

在地性敘事實現文化認知坐標系轉換

傳統文化節目大多遵循“內容本體-歷史背景-藝術價值-精神寓意”的闡釋框架，重在“釋讀”。《國家寶藏》周游季的敘事革命在于，它將文物從博物館的“坐標原點”，還原到其誕生與流轉的“歷史場域”中，重在“激活”。

在鄭州，早商貴族墓地的考古現場不再只是背景板，考古工作者篩土辨骨的日常，讓“文明源流”從概念變為觸手可及的土層與陶片。

在漳州，VR技術讓觀眾“潛入”圣杯嶼海底，親手“觸碰”元代沉船，海上絲綢之路的繁華不再是書本描述，而成為一次需要調動全身感官的沉浸冒險。

在重慶大足，鏡頭引領觀眾仰視崖壁巨構，石刻藝術的震撼直接來源于山體本身的磅礴與工匠懸空作業的艱辛想象。

這種“在地性”敘事，實現了文化認知的坐標系轉換。觀眾理解的不僅是“文物是什么”，更是“它為何在此處”“它與這片土地和人民有何種生生不息的關系”。無錫運河夜游，便是典范：從《無錫景》的柔婉到“實業興邦”的激昂，從古代米布絲錢碼頭到現代“蛟龍號”的科技之光，一條水路成了閱讀城市千年發展邏輯的時間軸。文化不再是懸浮的知識點，而是與地理、經濟、社會變遷血肉相連的有機生命體。

價值有說法

勾勒文化傳承的“生態圖譜”

節目的深度，最終折射在“人”的身上。它巧妙勾勒出一幅層次豐富的文化守護生態圖譜：既有考古學家、修復專家構成的“專業核心層”，也有像漳州木偶第八代傳人徐翌昕這樣的“非遺傳承層”，更有無數像河南博物院志愿者那樣的“公眾參與層”。

特別是對普通志愿者故事的記錄，極具時代意義——它宣告文化傳承并非專業階層的專利，而是可以源于一場電視節目的感動，源于一份樸素的熱愛，并最終轉化為持續多年的志愿服務。這種“由觀看到參與，由接收到給予”的路徑展示，極大地激發了文化自信在個體層面的生根發芽，深刻詮釋了“文化惠民”的另一層深意：惠民，不僅是將文化產品送到群眾身邊，更是要激發群眾成為文化傳承的自覺主體。

此外，珀斯站的設置，展現了節目開闊的文明視野。它并未停留在“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單向展示，而是致力于構建平等的文明對話。秦陵銅天鵝與珀斯黑天鵝的并置，箭鏃與回旋鏢的技藝比較，都是在尋找人類不同文明面對自然、戰爭、藝術等共同命題時，所給出的各異卻可通約的答案。這超越了文化輸出，進階為文明互鑒，在全球化語境下顯得尤為珍貴和睿智。

筆者認為，《國家寶藏》周游季的實踐嘗試，很大程度上標志著文化節目正從“徒步觀光”步入“深度游牧”時代：

它不再滿足于充當文化的“轉譯器”或“解說員”……

它證明了優質文化內容可以同時兼備思想深度、情感溫度、傳播銳度和產業效度。

它提示行業，未來的文化內容競爭，關鍵在于能否為觀眾、用戶構建一個更具縱深感、參與感和生命感的“意義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