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臺還是重構？美國空軍新領導層砍掉過半“對華競爭”重組計劃

作者：徐秉君（華語智庫高級研究員、新華社瞭望智庫特約軍事觀察員）

美國空軍參謀長肯·威爾斯巴赫將軍于2025年11月18日在馬里蘭州安德魯斯聯合基地參加了就職儀式。儀式上，威爾斯巴赫宣誓就任第24任空軍參謀長。美國空軍照片：安迪·莫拉塔亞

2025年底，美國空軍迎來人事更迭后的重大戰略調整：新任空軍部長特洛伊·梅因克和空軍參謀長肯·威爾斯巴赫宣布，推翻前任弗蘭克·肯德爾推出的超過一半“重新優化”改革措施。這些改革原本旨在通過組織架構重組、職能整合，為與中國競爭做準備，但新領導層以“減少變革疲勞”“專注戰備”為由，終止了10項結構性調整，僅保留8項功能性措施。這場改革逆轉不僅是人事交替的結果，更是美軍內部權力博弈與國家戰略轉向的集中體現。

改革的“大逆轉”：核心措施的存與廢

新領導層對前任改革的取舍呈現出鮮明的“去結構化、保功能性”特征，19項涉及空軍的改革中，10項被終止，8項得以保留，反映出對宏大架構調整的警惕和對實際作戰能力的優先考量。

從存廢清單看，被終止的多是牽動全局的組織架構調整：其一，綜合能力司令部被徹底放棄，該司令部原本計劃整合空戰、機動、全球打擊三大司令部的武器需求職能，卻因MAJCOM指揮官的強烈反對胎死腹中；其二，空軍教育與訓練司令部（AETC）未按計劃更名為“空軍人員發展司令部”，也未獲得職業生涯培訓控制權，仍維持三星指揮官級別；其三，空軍基地聯隊概念被取消，原本設想的獨立指揮結構（讓作戰聯隊專注訓練、基地聯隊負責設施維護）不再推進；其四，空軍物資司令部（AFMC）下屬的信息主導系統中心、核系統中心等三大系統中心重組計劃被擱置。

保留的措施則聚焦于具體作戰能力提升：一是重新引入準尉計劃，針對網絡安全等高技術領域，已培養100余名準尉并持續擴招；二是大規模演習，2025年夏季在印太地區舉行的多場演習將繼續，領導層強調“確保資源投入帶來戰備回報”；三是聯隊行動單位，保留“可部署作戰聯隊”概念，但調整為“空中遠征聯隊2.0版本”，由單一聯隊提供指揮控制和基地支持，其他聯隊協同增援；四是小型整合辦公室，如集成開發辦公室將與部門級綜合能力辦公室合作，承擔部分整合職能。

值得注意的是，MAJCOM層面的權力格局未發生實質變化：原本計劃將中央空軍（AFCENT）、南方空軍（AFSOUTH）從空戰司令部（ACC）下屬的編號空軍升級為直接向總部匯報的組成司令部，但新備忘錄明確“不再討論”，這些單位仍隸屬于ACC。這種“維持現狀”的做法，本質是對MAJCOM現有權力結構的妥協。

內部博弈與戰略轉向：改革逆轉的深層原因

改革逆轉的背后，是MAJCOM指揮官的權力抵制、特朗普政府的戰略重心轉移，以及國防部長赫格塞斯對將官數量的限制，多重因素共同推動了這場“去肯德爾化”運動。

首先，內部權力博弈是直接導火索。肯德爾的改革觸及了MAJCOM指揮官的核心利益：綜合能力司令部的設立將剝奪三大司令部的武器需求決策權，而編號空軍的升級則會削弱ACC的控制權。MAJCOM指揮官的集體反對，讓新領導層不得不選擇“擱置爭議”。

其次，國家戰略轉向是根本驅動力。特朗普政府上任后，將國家安全重點從“對華競爭”轉向“美洲地區”，新領導層在聲明中明確提到“戰略環境變化”，暗示對前任對華聚焦的調整。這種轉向直接影響了改革的優先級：與中國競爭相關的整合措施（如綜合能力司令部）被視為“非必要”，而服務于美洲戰略的現有架構被保留。

再者，國防部長的行政指令起到關鍵限制作用。國防部長皮特·赫格塞斯要求減少20%的四星將官數量，這直接扼殺了新指揮部（如綜合能力司令部）的成立可能性——新指揮部需要新增將官崗位，與削減目標沖突。前國防官員直言：“赫格塞斯的授權決定了許多指揮部的命運。”

美國空軍部長特洛伊·梅因克于 2025 年 9 月 22 日在馬里蘭州國家港舉行的空天網絡會議上發表主題演講。 美國空軍 / 安迪·莫拉塔亞

保留措施的邏輯：功能性優先于結構性

新領導層保留的措施均圍繞“提升即時作戰能力”展開，避免了結構性調整帶來的組織震蕩，同時回應了實際作戰中的痛點需求。

保留準尉計劃的邏輯清晰：空軍是美軍唯一長期無準尉的軍種，而網絡安全、信息技術等領域需要專注技術而非管理的專家人才——私營部門對這類人才的高薪吸引，迫使空軍通過準尉制度留住核心技術人員。目前已畢業的100余名準尉，正填補網絡任務的缺口。

大規模演習的保留則基于實戰需求：2025年夏季印太地區的演習驗證了“戰備回報”，新領導層強調“持續評估確保資源有效投入”，這類演習直接提升了部隊的協同作戰能力，且無需復雜的架構調整。

聯隊行動單位的調整體現了“務實性”：原本計劃取消作戰群與中隊之間的層級，但新方案改為“空中遠征聯隊2.0”，保留現有中隊架構，僅優化指揮控制流程——既維持了部隊熟悉的運作模式，又提升了部署靈活性。這種“小修小補”的方式，正是為了避免前任改革引發的“變革疲勞”。

未來隱憂：改革逆轉的潛在代價

改革逆轉雖短期緩解了組織震蕩，但終止關鍵整合措施可能削弱空軍的長期競爭力，尤其是在與中國的技術競賽中，整合能力的缺失或將成為致命短板。

一是武器需求整合能力的缺失。前國防官員警告：“取消綜合能力司令部和系統中心，會削弱空軍跨部門協同研發武器的能力，這對與中國競爭是重大打擊。”原本計劃通過系統中心整合的信息、核、空中主導系統維護職能，現在只能依賴小型辦公室（如集成開發辦公室），其能否承擔起跨領域整合的重任存疑。

二是戰略轉向的不確定性。從對華競爭轉向美洲戰略，是否符合美國的長期安全利益？中國在高超音速武器、太空能力等領域的進步，并未因美國的戰略調整而放緩，而美國空軍將資源轉向美洲，可能導致在關鍵技術領域的落后。

三是組織架構的反復性損害效率。肯德爾的改革僅推行兩年便被推翻，反映出美軍內部決策的不穩定性。這種反復不僅浪費了前期投入的資源，還會讓基層官兵對改革產生不信任感，影響后續措施的執行效果。

結語：改革逆轉的影響與趨勢展望

這場改革逆轉的短期影響是積極的：減少變革疲勞讓指揮官能專注于戰備訓練，保留的功能性措施直接提升了即時作戰能力。但中期隱憂不容忽視：與中國競爭相關的整合能力缺失，可能導致武器研發滯后、跨部門協同效率低下；戰略轉向美洲的合理性，也需經受時間檢驗——中國的軍事現代化不會因美國的戰略調整而停滯。

從長期來看，美軍改革將呈現兩大趨勢：一是避免大規模結構性重組，轉而采用“小步快跑”的功能性調整，以減少組織震蕩；二是權力向MAJCOM傾斜，新領導層對MAJCOM的妥協，意味著現有司令部的權力將進一步鞏固，未來改革需更多考慮內部利益平衡。

對中國而言，這場改革逆轉既是機遇也是警示：機遇在于美國空軍對華競爭的準備節奏放緩，警示在于其保留的準尉、演習等措施，仍在提升針對中國的實戰能力。中國需持續關注美軍的功能性調整，并有針對性地強化和提升自身軍事能力。

美國空軍的這場“重新優化”逆轉，本質是一場“務實主義”對“理想主義”的勝利，但務實背后，隱藏著戰略模糊與內部妥協的代價——這或許是美軍未來發展無法回避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