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抗中國29天，高市早苗步前任后塵：日本首相為何難逃37年怪圈？

11月7日，高市早苗發表“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錯誤言論后，中日關系陷入持續緊張。

面對中方的強烈譴責和經濟反制，高市早苗不顧日本民眾的抗議，固執己見，拒絕撤回錯誤言論并道歉。

日本國內輿論的壓力以及國際社會的譴責并沒有讓高市早苗悔改，這位在日本右翼勢力支持下上臺的女首相是打算和中國硬抗到底。

時間已經過去29天，高市早苗雖然被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和石破茂批評，但仍不為所動。

可是接下來這件事就不一樣了，處理不好的話，高市早苗可能面臨下臺風險。

硬抗中國29天，高市早苗步前任后塵：日本首相為何難逃37年怪圈？

到底發生了什么事？

29 天執政驚魂

2025 年 10 月 21 日，高市早苗正式就任日本首相，成為該國歷史上首位女性政府首腦。

其就職演講中強調的 “強硬外交” 與 “經濟復蘇” 承諾，一度引發日本社會的新鮮感與期待，初期民調支持率飆升至 75%，創下小泉純一郎以來的新高。

然而，這份熱度僅維持 29 天，一場突如其來的政治獻金丑聞，讓她迅速步上前任首相的短命后塵。

11 月 18 日，神戶學院大學教授上脅博之向奈良地方檢察廳遞交檢舉信，指控高市早苗擔任代表的 “自民黨奈良縣第 2 選舉區支部”，在 2024 年 8 月違規收取東京某企業 1000 萬日元政治獻金，超出日本《政治資金規正法》規定的 750 萬日元上限，涉嫌違反刑事法律。

更具沖擊力的是，同一天，她親手任命的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財務大臣片山皋月也接連 “中槍”，分別被曝超額收取政治獻金、漏報資金收支，日本媒體將這一天稱為 “黑色星期四”，三大內閣核心同時陷入丑聞，在日本政治史上極為罕見。

高市陣營的回應未能平息爭議，其支部聲稱 “對企業規模判斷有誤”，但這一解釋難以服眾 —— 作為深耕政壇數十年的資深議員，熟悉政治資金法規是基本素養，如此低級的 “失誤” 讓輿論普遍質疑其說辭的真實性。

事實上，這并非孤立事件，早在 2024 年自民黨總裁選舉中，高市團隊就曾砸下 8384 萬日元競選資金，其中 3000 萬日元被曝用于雇傭 “水軍” 操控輿論，還違規提前郵寄宣傳冊，雖最終落選，卻已暴露其在政治資金使用上的激進風格。

37 年怪圈

高市早苗的執政危機，再次印證了日本政壇延續 37 年的 “短命首相” 怪圈。

自 1989 年以來，日本首相平均任期僅 1年零8個月，除安倍晉三因長期掌控派系力量實現長期執政外，多數首相都難逃 “曇花一現” 的命運。

這一怪圈的根源，在于自民黨內部根深蒂固的派系斗爭與權力制衡體系。

自民黨長期由多個派系構成，首相的產生本質上是派系利益妥協的結果，而非基于絕對的民意支持或執政能力。

高市早苗能登上首相之位，很大程度依賴麻生派的幕后支持，但這種支持并非穩固 —— 丑聞爆發后，麻生太郎選擇沉默隱身，不再公開為其背書，這種刻意拉開距離的姿態，凸顯了派系政治中 “利益優先、風險共擔” 的殘酷規則。

首相陷入危機，派系為避免自身利益受損，往往會選擇 “止損”，放棄對現任首相的支持，轉而扶持新的利益代言人。

聯合執政體系的脆弱性進一步加劇了這一困境。高市上任后，因執意啟用涉及 “黑金丑聞” 的議員入閣，引發聯合執政 26 年的盟友公明黨強烈不滿，后者于 2025 年 10 月正式退出執政聯盟。

失去公明黨的支持后，高市不得不與立場激進的日本維新會倉促結盟，而這一新生聯盟缺乏共同的政策基礎，維新會已明確表態，若眾議員改革議題無法達成共識，將隨時退出聯盟。

這種 “拼湊式” 的執政聯盟，讓首相在推動任何政策時都如履薄冰，稍有不慎就可能引發聯盟崩塌，最終導致內閣倒臺。

歷史數據顯示，派系斗爭與聯盟破裂是導致首相下臺的主要原因。

2009 年鳩山由紀夫因美軍普天間基地搬遷問題與美國產生分歧，同時失去黨內派系支持，任職僅 8 個月便黯然辭職；2012 年野田佳彥因推動消費稅改革引發黨內反彈，加之聯合執政伙伴退出，最終被迫提前大選。

高市早苗當前面臨的困境，與前任們有著驚人的相似性 —— 黨內派系支持動搖，聯合執政聯盟岌岌可危，執政根基早已風雨飄搖。

內外困局

高市早苗的執政危機，不僅源于國內的政治丑聞與派系斗爭，其激進的外交政策與國內民生訴求的嚴重失衡，進一步加速了其倒臺的進程。

上任后，她將 “硬抗中國” 作為外交核心議題，發表一系列爭議言論，試圖通過塑造 “強硬人設” 鞏固支持率，但其政策不僅未能帶來實際利益，反而讓日本陷入外交孤立與經濟承壓的雙重困境。

在外交層面，高市的強硬姿態引發周邊國家強烈反應。

俄羅斯半個月內三次公開批評日本的激進政策，美國也對其做法表示不滿，特朗普專門致電 “敲打”，并撤走部署在日本的堤豐導彈系統，不愿被卷入其冒險外交。

作為日本重要的貿易伙伴，中國市場對其經濟復蘇至關重要，但高市的對抗性言論嚴重影響了雙邊經貿合作氛圍，日本出口企業面臨訂單下滑的壓力，進一步拖累本就處于負增長的日本經濟。

國內層面，民眾最關心的物價上漲、經濟復蘇等民生議題，被高市政府的外交炒作所忽視。

厚生勞動大臣上野賢一郎被曝用 34 萬日元政治資金支付高級酒館消費及女歌手粉絲俱樂部會費，這種 “納稅人的錢被用于追星” 的丑聞，徹底點燃了民眾的不滿情緒。

超過七成日本民眾反對高市任命 “黑金議員” 入閣，認為其政府只關注政治斗爭，卻對民生疾苦視而不見。

這種內外政策的失衡，恰恰擊中了日本首相執政的核心矛盾 —— 在派系斗爭的牽制下，首相往往需要通過激進的外交表態獲取短期政治利益，卻難以集中精力解決國內深層次問題。

而日本民眾對首相的期待，始終圍繞著經濟改善與生活穩定，一旦這種期待落空，高支持率便會迅速崩塌。

高市早苗初期 75% 的支持率，本質上建立在 “首位女首相” 的新鮮感與 “強硬人設” 的噱頭之上，缺乏實際政策支撐，當丑聞爆發、民生問題凸顯，支持率的崩塌只是時間問題。

結語

從 37 年的政治輪回來看，高市早苗的困境并非個例，而是日本政治體制固有矛盾的集中體現。

派系斗爭的內耗、聯合執政的脆弱、外交與民生的失衡，共同構成了 “短命首相” 的魔咒。

無論哪位政治人物上臺，若無法突破這些體制性枷鎖，都難以實現長期穩定執政。

高市早苗的執政危機，再次為日本政壇敲響警鐘，如何平衡派系利益與國家發展、外交姿態與民生訴求，成為破解 37 年怪圈的關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