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志晚年回井岡山看望兒子，面對滿桌佳肴，面色凝重，沒有胃口

1991年初夏的一個黃昏，井岡山下起了陣雨。山腳的稻田里，56歲的石來發卷起褲腿，一邊插秧，一邊不時抬頭張望公路。明天，他的母親——那個在山上傳了幾十年的“紅軍女書記”——要回來了。消息在村里炸開了鍋，鄰居們勸他多準備些菜，他卻只說一句：“她不喜歡鋪張。”

第二天中午，吉普車停在石屋前。曾志下車時，撐著把舊雨傘，動作緩慢。她的警衛本想攙扶，被她擺手拒絕。屋里桌上整整齊齊擺著八碗四盤，山雞、豆腐、臘肉樣樣都有。石來發憨憨地站在窗邊，小聲招呼：“媽，菜都熱乎著呢。”曾志看了幾秒，沒有落座，神情明顯凝重。

這種凝重并非矯情。1928年冬，她就是在附近的密林里把剛滿月的孩子托付給副連長石禮保，然后提起藥箱隨部隊轉移。那天夜色很黑，她沒掉眼淚；可在此刻，一桌豐盛家常菜卻令她感到沉甸甸的負擔。

井岡山的風把人拉回往昔。25歲的曾志，當年背著藥品翻山越嶺，為紅四軍后方總醫院找房找糧。她挺著大肚子跑前跑后，遇到敵軍堵截也不退。毛澤東見她氣喘吁吁，笑著調侃：“小曾，你得學會先顧孩子。”她回敬一句：“革命要緊，娃娃也要緊，辦法總有。”那股倔勁，后來在黨內卻出了名。

1929年隨部隊突圍贛南，母子音訊隔絕。石來發被養父母帶在身邊，三年后養父母先后病故，孩子在山溝里靠討飯捱了整整五年。直到1949年解放，土地改革分到三畝田，他才有了固定身份。村干部回憶他最常說的一句話：“我娘打仗去了，我不能給她丟臉。”

新中國建立后，曾志長期在華南工作。1952年，她乘軍區招待車赴機場迎接一位外賓。就在停機坪旁，接到井岡山干部來電：“石來發已到廣州，請示是否安排見面。”她放下聽筒，沉默十多秒，對秘書說：“把會議推遲，我去車站。”母子久別重逢，只聊了兩個小時。想給兒子找份城里工作？念頭剛起，她就壓了下去。

石來發在廣州暫住半月，鄉親們紛紛揣測他會留下。然而，曾志遞給他一張回程車票，語氣平緩卻不容置疑：“毛主席的兒子都在打仗，你守好井岡山的田，就是對我最大的孝順。”他點頭應是，背著半袋花生米走了。

之后四十年，兩人通信寥寥。寫信時，曾志留下的最多批注是“務農”“自食其力”“不準伸手”。有人覺得這位母親苛刻，她的同僚卻說：“越是革命的老兵，越怕搞特殊化。”

到了八十年代，中央分給曾志一套南長街四合院。她看完房子，一個上午就把鑰匙退回組織，只留下四個字：“遠離鬧市。”警衛苦笑，外人納悶，可她熟悉的人知道，曾志怕的不是噪音，而是優待。她把自己搬到城郊，日常出行靠公交，偶爾有人硬塞禮物，她必追到樓梯口讓對方拿回。

1990年以后，井岡山迎來旅游熱。石來發的孫子石金龍想進縣城工廠，跑到北京求奶奶開介紹信。曾志聽完，淡淡一句：“種田不丟人。”隨即寫信給當地政府：不得為本人及親屬安排任何遷戶、轉干之事。石金龍悻悻而返，村干部感嘆：“老太太脾氣還是那樣硬。”

再說回1991年的那頓飯。曾志環顧四周，看到墻上掛著兒媳剛洗好的水稻種子，又看到堂屋角落幾件補了又補的老衣服，終于開口：“少做兩道菜，省點錢。”石來發靦腆地笑：“媽，難得您回來一次。”客套之外，雙方都心知肚明：這張桌子不僅擺著母子情，也擺著井岡山老區幾十年變遷的賬本。

沒吃幾口，曾志放下筷子。兒媳想再添菜，她擺手拒絕。轉而詢問生產隊分紅、學齡兒童入學、山路維修等細節，一一記在筆記本。席間只出現一句短對話——“媽，再喝點雞湯吧。”“留給孩子們。”語氣平靜，卻叫在場的攝影記者按下快門。

1998年6月21日清晨，病房窗外梧桐飄絮。醫生通知心電圖停止跳動，87歲的曾志走了。遵遺囑無訃告、無花圈，更無告別儀式。骨灰分出兩盒，一盒陪陶鑄靜臥廣州，另一盒由石來發帶回井岡山。下葬那天沒放鞭炮，只插小木牌：魂歸井岡——紅軍老戰士曾志。

整理遺物時，工作人員發現十幾張匯款單，多數捐給了寒門學子和福利機構。存折余額只剩兩位數。她常對身邊人說的話成了最樸素的注解：“給自己留夠買藥錢就行。”

有人不解，這位女將軍為何對自己與親屬如此“吝嗇”。一位曾與她共事的老秘書回答簡短：“怕特權，比怕敵人還怕。”在那張未動幾筷的飯桌旁，凝固的不僅是母子情，更是老一輩革命者對原則的最后堅守。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