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27日,北京中南海懷仁堂燈火通明,第一批將官授銜儀式正在進行。輪到李赤然走上臺階時,會場出現了短暫的低語——胸前那枚一級八一勛章分外惹眼,而并列的獨立自由勛章卻只是二級。這種“不對稱”讓不少人好奇,究竟是哪位將領甘愿降低自己的資歷。
頒授完畢,羅榮桓元帥拉住李赤然輕聲問:“按資歷你可以是中將。”李赤然微微一笑:“等級高低事小,革命事業事大。”一句話,把外界的好奇堵在了門外,也讓在場同僚心生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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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翻到1982年5月。離授銜已過去二十七年,李赤然收到空軍黨委正式離休命令,被安排到西安蘭空干休所四號樓。外人眼里,那是正兵團級才有的待遇,可老將軍一進門就發現問題:套內只有一百八十平方米,比中央軍委規定的二百七十平方米足足少了九十。
面積縮水并不是唯一的不適。干休所緊鄰主干道,車輛一夜不停;院墻低矮,閑人進出毫無阻攔;排水管道年久失修,夏天蚊蠅翻飛,冬天寒風直灌。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為給住房“修個面子”,管理方只批下每平方米兩百四十元的修繕費,而蘭州軍區明文標準是六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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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干休所又撥了七十平方米補建,但仍與標準有差距。李赤然沒有為自己再爭一句,卻在回憶文章里把數據、時間、經辦人都列得清清楚楚,暗暗希望引起決策層注意:那些已到耄耋之年的老同志,還在等待合乎規定的一間安穩之所。
他一貫如此。早在1929年參加紅軍時,他就把“個人得失”四個字拋到腦后。那年他只是連指導員,七年后已是紅二十七軍政委。1937年再編時,他主動接受從軍政委降為團政委,轉眼降了兩級。別人惋惜,他卻淡然:“中央讓我守后方,就守好。”
留守并不輕松。八路軍留守兵團要對付日軍的滲透,還得提防國民黨軍的“圍剿”。正面戰場聽得見槍炮,后方暗戰卻更磨人。李赤然日夜巡查,確保邊區安全,為中央留下了最穩固的大本營。
解放戰爭末期,他擔任西北野戰軍騎兵六師政委,隨后進入空軍系統。1962年,南京軍區空軍副政委的任命下達,他升到副大軍區級。七年后,他率部進京參加國慶觀禮。當晚站在天安門城樓角門,他接到最高首長的問候。“身體如何?”“很好。”他回答得干脆。
然而兩個月后,他因“身體原因”被免職。吳法憲派人專程趕到南京:“回北京繼續工作,或去大軍區任職,你挑。”老將軍輕輕搖頭:“我腿傷未愈,先把病養好。”他要求去瓦窯堡,最后被安排在西安,每月三十元生活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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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5月,李赤然正式“脫崗”。住處是西安建國路雍村一排老院落,墻體開裂、屋頂漏雨,隨時有坍塌之虞。省革委會主任李瑞山登門勘察,提議搬進楊虎城舊宅止園,將軍拒絕,堅持“修舊如舊”。于是省里派工人粉刷墻面,加固梁柱,還給他裝了一部電話和一輛伏爾加轎車備用。
老友們也沒忘記這位倔脾氣的老政委。白占玉送來煤炭、暖氣片;賀秉章送來米面油;陜西煤礦工人自動湊錢,修了院墻。李赤然一一記賬,后來在回憶錄里寫下長長的致謝名單。
1979年2月,他的歷史問題全部澄清。1980年去南京軍區取回個人物品時,負責接待的年輕軍官給他敬了一個標準軍禮。李赤然回敬后說:“我沒在一線打過多少仗,可也算為軍隊守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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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休后,他擔任二十多個部門與社團的顧問。1986年,他牽頭成立西安關心下一代協會,自任副會長,逢校園必到、逢部隊必講。學生喜歡聽他講長征,官兵喜歡聽他講防空,他常常一天連跑三個場子,沒拿過一分錢講課費。
1988年7月28日,一級紅星功勛榮譽授予儀式在京舉行。年屆七十五的李赤然拄著拐杖走上臺,領回那枚代表終身榮譽的勛章。退場時,他輕聲嘀咕:“章子好看,可別忘了那些沒領到的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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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錄完成時,他特意把自己放在最后一章,前面篇幅更多寫在平時難被提及的馬夫、通訊兵、醫護員。出版社編輯勸他再充實點個人人生細節,他擺手:“我的故事簡單,戰友的命珍貴。”
2006年12月24日,李赤然在西安安靜辭世,享年九十三歲。他的舊居里,那本標著“住房情況”四個紅字的記錄本仍放在書桌第一格,字跡端正:1982年,面積一百八十平,少九十平;1992年,補七十平,仍差二十平——后面沒有嘆號,也沒有抱怨,只留一句淡筆:我不計較待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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