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2月11日清晨,臺北氣溫驟降到12攝氏度,街角的豆漿鋪還冒著熱氣。就在同一天,同城另一頭的安東街公寓里,七十歲的白崇禧沒有按時起床。副官敲門、再敲門,始終無人回應——這一天后來被島內報紙稱為“桂系末日”。
從桂林到臺北,白崇禧走了整整十七年。1949年4月下旬,解放軍第一面紅旗插上南京總統府時,他的王牌部隊已在湘南被撕裂。衡陽失守,桂系的軍政網絡全面癱瘓。彼時李宗仁傾向于香港與美國兩地周旋,白崇禧卻選擇飛重慶,與已第三次面臨政權崩潰的蔣介石進行一場閉門長談。外界始終猜測會議內容,但得到的答案永遠是那句敷衍的“只談家事”。
12月30日傍晚,白崇禧乘坐C-46運輸機抵臺。飛機落地后,他被直接送入士林招待所。房間寬敞,侍從齊全,可惜電話線路只通向“總統府”。蔣介石安排了戰略顧問委員會副主任的頭銜,看似體面,實則空洞。更刺眼的是,一墻之隔的保密局派出所,日夜輪班的探照燈永遠亮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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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崇禧反應極快。有意思的是,第一次外出喝咖啡時,他就辨認出兩位“顧客”舉杯的手勢與軍中暗號如出一轍,于是起身替對方埋單。同行友人好奇詢問,他低聲道:“我的隨員,錢總得由我付。”
監控只是序曲。1952年春,客廳地板被掀起、梁柱被敲空的搜索行動把白崇禧逼到電話前。蔣經國在聽筒里輕描淡寫:“健公,可以去問父親。”電話再轉給蔣介石,答復同樣公式化:“人人如此,不必介懷。”事實卻是不超過五人的“特別關照”名單里,他名列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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屢次試探后,白崇禧開始自保。出門只去西門町鬧市,行車嚴格遵循二車一隊、一前一后。縱然如此,蓮花縣壽豐山的獵狩事故還是差點結束他的生命。當日木橋斷裂,座車墜谷,兩名副官奮力將他推離車廂,自己卻被埋在殘骸下。回望橋墩,螺帽被提前松動,線索直指“總統府”。白崇禧面沉如水,只說了一句:“今日得活,日后只談閑事。”
妻子馬佩璋始終是他最后的依靠。1962年冬,馬氏病逝,白崇禧神情大變。往日精明強干的小諸葛,轉而頻繁出入藥鋪與私人診所。賴少魂,其人不顯,卻是臺灣中醫協會理事長。白崇禧每隔數日登門抓藥,劑量一次比一次重。賴少魂后來回憶:“有電話要求加量,口吻不容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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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李宗仁從紐約輾轉北京,成為新政權座上賓。蔣介石認為桂系剩余的政治價值瞬間歸零,白崇禧身邊的特務明顯減少,取而代之的是藥方。與此同時,公寓出現一位二十多歲的張姓護士。按照保密局的卷宗,“每日兩次探視,夜間不離將軍臥室二十米范圍”。
張護士究竟是照料還是監視,外界說法不一。但可以肯定的是,白崇禧的藥量與酒量同步增長,身體早已空虛。1966年12月11日近午時分,副官破門而入,見將軍赤身俯臥,肌肉松弛、面色蒼白,房中留下一縷淡淡檀香。張護士卻像蒸發一樣下落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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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內法醫給出的結論簡單冰冷——“過度體力活動導致心臟驟停”。死亡證明只字未提藥物。更離奇的是,官方僅用一行字宣布“白崇禧病逝”。次日,緋聞版本鋪天蓋地:有人說他沉迷助興藥物,有人說張護士接到密令“溫柔處置”,還有人把車禍、搜查、藥方全部串成一條暗線,聲稱蔣介石早已布下“軟刀子”。
白崇禧的葬禮十分快,遺體運往陽明山公墓,棺木緊閉。李宗仁遠在北京發來唁電,也沒能改變蔣介石只派一名中校代表出席的冷處理。人群散去,墓前只剩幾株黃白菊。多年后,一位參與當年橋梁調查的老工程兵喝酒時嘟囔:“那橋能斷,真不意外;可白老將軍這么死,倒是意外。”
在桂林行營時期,白崇禧常用“合則生,離則亡”提醒幕僚。抵臺之后,他逐步被剝奪交際、被孤立,最終只剩藥瓶與檀香相伴。無論是否真有“牡丹花下死”的情調,歷史結局早在1949年踏上那趟專機時就寫定。不得不說,小諸葛的縝密棋局,終究敗給了臺北一堵普通公寓的白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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