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0月7日下午兩點多,秦城監獄的灰色鐵門緩緩打開,一位頭發花白的囚犯踏出大門。他就是因“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被判刑二十年的姚文元。二十年里,他讀書、抄佛經,也曾在病房反復回想自己寫過的那些文章。此刻重見天空,他沒有豪言,只輕聲對迎接的二女兒說了一句:“先去看看你媽媽。”
這句再平常不過的話,埋著一個月前的痛。1996年9月,姚文元的妻子金英因病離世,未能等到丈夫刑滿。女兒們在上海郊外靜悄悄買下一塊雙穴地基,用最普通的大理石樹碑,只刻“慈母金英之墓”六字。她們沒敢把“姚”姓寫上去,擔心惹人側目,碑正面留出的空位預留給不久將返家的父親。
姚文元趕到上海那天已近黃昏。秋雨淅淅,他站在新豎起的黑色墓碑前,一動不動,傘柄握得透紅。墓碑下方小字密密排著:“女金虹麗群繼紅婿浩岐殷偉圭章孫穎婷沐春冰聰金星”。女兒們說,寫真名,不寫姓,更安全。“就按你們的意思,”他點頭,聲音低得幾乎聽不見。
五年前的1981年1月,他在人民大會堂旁的特別法庭聆聽判決,面對鏡頭保持木然。那場庭審持續數月,國內外媒體高強度報道。相較之下,二十年后那塊無名墓碑簡直沉默到塵埃。可正是這種沉默勾勒出當時官方的態度——不給任何“政治遺產”留下可追溯的符號。
出獄后,他被允許在上海靜養,每月領到基本生活補貼。朋友不多,偶有熟人敲門,他也大都婉拒。寫回憶錄成了余生的日常,他把早年讀魯迅、追隨“左聯”的片段,和后來被推上政治浪潮頂端的狂喜并排記錄。試圖還原,但又盡量不辯解。糖尿病在這期間悄悄惡化,直到2005年12月23日凌晨,病情突變,他在市區一家普通醫院離世,終年七十四歲。
令人意外的是,他的死訊并未第一時間公布。新華社等到2006年1月6日才發布短短不足一百字的通稿,內容只提判決、病因和死亡時間。對外保密半月,原因眾說紛紜:有人認為是節假日期間審批流程滯后,也有人揣測出于輿論顧慮。無論哪種解釋,結果是同一條:媒體不約而同保持克制。
消息放出當天,上海郊區那座墓地仍舊寂靜。管理人員回憶,當晚只有兩位中年女性帶了束菊花匆匆入園,沒有官方花圈,沒有身著黑西裝的送葬隊伍。第二天,墓碑背面多出一張淡黃色的紙條,上書一闕《蝶戀花》:遙送忠魂回大地,真理真情把我心濤寄……字跡娟秀而顫抖,外人難辨作者。有意思的是,紙條在冬夜露水中很快模糊,管理處清掃時將其收存,卻無人再來認領。
關于他的長眠之地,坊間曾流傳種種版本:有人說他被遷到無錫,也有人說骨灰寄存八寶山。事實上,他和妻子合葬的墓就在外環線附近一片極普通的公墓,三面被農田包圍,墓碑高不到一米二,旁邊幾乎都是普通市民的家族墓。若非刻意尋找,很難將那塊石頭與當年“四人幫”的文化干將聯系起來。
縱觀同時期的其他被告,張春橋骨灰寄存上海龍華,江青自殺后骨灰一度下落不明;相比之下,姚文元的去向算是簡單明了。他曾對女兒們說過:“不要再給別人添麻煩,能安靜就安靜。”這句話,后來成了女兒們決定不刻父名的理由。
對研究近現代史的人來說,姚文元的一生像一條極端化曲線:起點是上海弄堂的文學青年,頂峰是“文革”喉舌,斷崖是1976年10月的懷仁堂。曲線最終停在了2005年的冬至。墓園那棵老香樟依舊年年抽新枝,石碑前的小白菊換了一茬又一茬,卻沒有游客駐足,也鮮有研究者前去考證。信息之稀少,致使不少口述史作者只能靠零星訪談與檔案拼湊細節。
有人好奇,為什么墓碑正面刻“真理真情”四個金字。據說,這是金英生前常掛在嘴邊的四個詞,“寫文章要有真理,說話要有真情”。在姚文元晚年的手稿里,這四個字出現過很多次,甚至被用作章節標題。諷刺也好,執念也罷,它最終被留在了他與妻子的合葬碑上,倒也算是一種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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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余年過去,這塊無名碑仍靜靜矗立。雨滴砸在大理石上,“咚咚”作響,仿佛提醒訪客:風浪再大,最后總歸回到塵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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