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涉臺言論引發眾怒,有多怒呢?日本旅游業一落千丈,中國游客不去了!
高市早苗過往的很多言論和行為也被扒了出來。她是靖國神社的常客,曾公然否認“南京大屠殺”、質疑 “慰安婦” 問題,還鼓噪日本歷史教科書過于“自虐”,甚至為美化希特勒的書籍作序、與新納粹政黨頭目合影。
12月7日到12月9日,一部耗時3年拍攝制作的紀錄片《烽火弦歌》,在鳳凰衛視《紀錄大時代》欄目播出。
這部聚焦抗戰時期“國立二中” 流亡辦學史的作品,用一個個具體的人物和真實的故事,還原了日本侵略下中國人民的教育抗爭 。那些在轟炸中逃亡的師生、在廢墟上搭建的課堂,都是日本侵略歷史最鮮活的見證,也是對高市早苗之流歷史謊言最有力的駁斥。
(一)被“重啟”的教育抗爭史
在中國抗戰教育的歷史脈絡中,大部分都知道西南聯大、西北聯大,但大多數人并不知道這些大學的學生來自哪里,抗戰時期的中學教育極少被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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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弦歌》的主角“國立二中”,正是這段歷史的縮影。它的前身是1937年底,由江蘇多所中學(揚州中學、南京一中、淮安中學、徐州中學等)流亡師生組建的“四川臨時中學”。
這些師生從江蘇出發,跨越萬水千山,最終在重慶合川落腳,成立了 “國立二中”。這所誕生在逃難路上的學校,不僅收容了數千名流亡學生,更在戰火中賡續了中華文明的血脈。
2023年3月,攝制組踏上了重走 “西渡之路” 的旅程,從江蘇到重慶,從國立二中舊址到當年師生逃難的路線,一點點挖掘出這段被塵封的往事。
(二)流亡開始 何去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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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弦歌》從一首傳唱了85年的校歌開始。“我們別離了五千里外家鄉,超越過萬水千山,來到這美麗的天府之國。”
這首歌寫于1937年的抗戰烽火中,它述說著一所戰時聯合中學的故事和無數老校友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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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歲的蔣柏生老人,是國立二中的校友之一。老人的回憶,將我們拉回1936年。那年,他考進了江蘇省立蘇州中學,那是當時江蘇最好的學校,校園里的讀書聲曾是最安穩的慰藉。可這份安穩,在1937年后,被徹底擊碎。
1937年,八一三淞滬會戰之后,上海淪陷,江蘇各地中學的無數師生們被迫停學,離開家鄉,踏上了艱難的逃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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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只有9歲的王靜寧,家在江陰,小學二年級。她的父親是連云港水產學校的校長,戰局緊張,父親無暇顧及家人,只能托付學生朱炘帶他們逃往安徽鄉下避難。初到鄉下的新奇,很快被時局的緊張沖淡。朱炘老師帶來消息,他們要包一艘木船,經運河前往南京。
運河上的逃亡,是一場與死神的賽跑。頭頂上,敵人轟炸機的嗡嗡聲不斷,行船中,他們時刻要準備下船,鉆進野地里趴下躲飛機。當小船經過丹陽大橋時,無數船只爭先恐后地擠過橋洞,一艘軍需船幫忙把他們的船推出了橋洞。可前行不久,一聲巨響傳來,回頭望去,火光與濃煙沖天,大橋被炸毀了,那艘幫忙的軍需船也被炸毀。
王靜寧和家人在運河的船上,躲過了日軍的轟炸和機槍掃射,終于到達常州。因為擠不上火車,只能爬上車頂去往南京,一路上打聽父親的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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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柏生和家人的逃亡之路,同樣充滿艱險。蘇州淪陷后,他們一路逃難到溧陽、高淳,再到蕪湖,可死神的追殺從未停止。“到了蕪湖的時候,我們剛剛進城,日本鬼子大轟炸,我跟我哥哥、嫂嫂,被這個炸彈掩埋了半個身體,差點死掉,把我嚇得半條命都沒有了。”
在師生們流亡的途中,傳來了揚州淪陷的消息。學校的樹人堂,被日軍強行征用為臨時指揮部,教室改為馬廄,操場改成打靶場,門窗桌椅被劈作柴火。日軍將重型火炮拖上樹人堂頂樓,從這里炮轟城郊的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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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銓(揚州中學校史研究者):“揚立中學的老校長周厚樞,跟江蘇省教職的那些愛國人士,心急如焚。在抗戰時期怎樣保全復興的種子?”
同一時期,李清悚校長帶領的南京第一中學、孫為霆校長帶領的淮安中學、嚴立揚帶領的徐州中學等江蘇各校的師生,開始流亡搬遷。然而,他們去向何方,仍是未知。
隨著逃難的人群,江蘇各校的師生們涌入武漢。當時的武漢,已成為戰時的政治、軍事、文化中心,數以百萬計的難民聚集在這里,混亂不堪。
南京第一中學校長李清悚,剛剛在漢口安排好陸續到來的學生住宿,就面臨著一個緊急問題:“學校兩百人的口糧很快將吃完,怎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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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校長出門想辦法,走在路上時,隱約聽見身后有個聲音呼喊。初二班的王英璉,衣衫襤褸地朝自己奔來。原來,在南京淪陷之時,她的家人都被殺害了,他們兄妹三人一起逃到了武漢的收容所。校長來到亂哄哄的大統間,卻發現王英璉的哥哥已經夭折,兩個孩子嚎啕大哭。李校長為孩子料理了后事,帶著兩個無家可歸的孩子,回到自己的家。
深夜,李校長輾轉反側。今夜,他們可以安睡在這個家里,可今后等待他們的將是什么呢?如何生存下去?還有自己從南京帶出來的100來位師生,等待他們的又會是什么?
他再也不敢往下想了,坐到書桌前,給教育部打報告,建議成立一個專門機構,迅速在大后方建立國立中學,收容接納由各淪陷區逃亡而來的流亡學生,讓這些青年學子在大后方有學校可進,有書可讀,有飯可吃,將來成為國家有用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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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學生的問題引起了社會關注。1937年,相關部門在武漢設立戰區員生登記處,各地教育界人士也自發組織收容工作,第一批登記在冊的有1037名學生,223名教職員。
王靜寧一家也在此時找到了父親的下落。
王靜寧(1946屆校友):“到了漢口以后,我媽媽很著急,到處找我爸爸的下落,找到蘇浙皖流亡學生登記處,真把我爸爸找到了,我爸爸曾在這里登記。”
關于如何收容學生,南京一中的郭東輝老師向攝制組介紹了當時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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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規定,當時學生要出示學生證等各種證明才能被收容,但戰時逃亡緊張,很多人都沒有證明。為了讓學生能夠被順利收容,李清悚校長提出,只要學生能給出一點證明就可以獲得收容。
郭東輝(南京一中高級教師):“就這樣收容了不少處境困難的學生,讓他們有書可讀,學生們很感動。另外,很多逃亡學生沒地方住,李清悚先生考慮到這個困難,專門向教育部打報告,為這樣的學生每人申請了五塊錢補助,讓他們至少能買個被子或者找個停留的地方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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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冬天,在流亡師生登記處,學生們憑借各種證件,拿到了5元法幣的救濟金。那一年的武漢天氣極冷,大部分同學用3元錢買了一床棉被,再理發、洗澡,買了生活用品,他們終于結束了流浪生活,有了落腳之地。
11月中旬,周厚樞等人在武漢籌設江蘇省聯合中學,組織登記的學生繼續上課。12月,各校及民間組織收容流亡學生的行為,已成為有組織的備案登記,各校聯合,成立了四川臨時中學校務委員會,許逢熙為主席,周厚樞任校長,李清悚等為校務委員會委員。這是抗戰時期最早成立的國立臨時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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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好景不長,12月13日,日軍占領南京后,集結25萬兵力,從東北、東南兩個方向沿江西犯,武漢危在旦夕,剛成立不久的臨時中學,被迫再度遷徙,他們的目的地是重慶。
(三)轉移重慶 困難重重
1937年12月,四川臨時中學校務委員會,將武漢登記在冊的1800多名師生,分為四個大隊,乘船赴宜昌。他們借宿在宜昌各個學校等船,卻不知危險再次降臨。
1938年1月24日,宜昌碼頭擠滿了等船的人,日本出動9架飛機,對宜昌進行野蠻轟炸,死傷200多人,臨時中學里3位同學被炸傷。
為了讓師生們盡快轉移,周厚樞校長與民生公司及水道路運輸管理處等機關,一再接洽磋商,最終定于2月1日,先將師生分批從宜昌運送到萬縣。但此時水位更低,入峽輪船更少,每次運輸多者數百十人,少者僅運送數十人,加上宜昌和萬縣等船的已有數千人,亟待運輸的軍用品堆積如山,致使學校的轉運困難到達極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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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為了最大限度的發揮運力,民生公司制定了分段運輸的策略。
王靜寧(1946屆校友):“到宜昌以后等船,大概又等了一個月的樣子,總算有船票了。船開到淺灘的地方就停下來,叫年輕人都下來,走過去,然后等船過去,再讓他們上船,朝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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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子俠(華中師范大學教授):“我們稱宜昌大撤退為中國的敦刻爾克大撤退,民生團隊日夜抗戰,以長江、宜昌為大轉戰。”
在這場與死神賽跑的征程中,重視教育的盧作孚先生,組織民生公司,搶運了大量的戰時保育會、中小學、高校等教育界流亡者。他們卻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但他們從槍林彈雨中,開辟出的生命航道,構筑起了戰時教育的諾亞方舟,讓文明的希望在硝煙中得以存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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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維鈞的《二中往事記憶》中這樣寫道:“農歷1938年除夕,船過豐都,江岸燈火點點,鞭炮陣陣。我們終于逃離了戰火,但離家鄉更遠了。在船上,大家已經算是同學,交談中得知,大家來自揚中、蘇中、常中、錫師等江蘇各校,隊伍里也有蘇浙皖各地的流亡師生。一路上瞻望長江兩岸,山色錦繡,深感祖國的偉大可愛,豈容日寇任意蹂躪!”
此后,國立二中得以在重慶合川建立,開啟屬于它的抗戰故事......
202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這部紀錄片選擇在此時播出,意義深遠。銘記歷史,不是為了延續仇恨,而是為了不讓悲劇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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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紀錄大時代
編輯:于二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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