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場候機時,一個加納小伙把手機遞到我面前,視頻里是他家鄉通車典禮,紅底橫幅寫著漢字。他問:修路的是不是你們中國人?我點頭,他卻追問:“那你們信什么?”問題直接,把“技工”與“傳教士”的不同期待擺到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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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在非洲先蓋教堂,講信仰故事;中國團隊落地先測土方,講施工進度。兩種開場方式像是兩張名片:一張閃著十字架的霓虹燈,另一張沾滿水泥灰。非洲觀眾記住了燈,卻分不清灰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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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里,中國公司在非洲簽下八千億美元合同,修了全大陸近三成的新公路、四成的新港口、數不清的光伏站。地標項目多到能做一張地圖壁紙,可新聞鏡頭里常常只剩下剪彩那一秒,然后就靜悄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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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另一邊:美國大學、基金會、NGO排成串,課程從“社區組織學”到“數字抗議”,配套英文播客、紀錄片、社交媒體挑戰賽。一條公路還沒批下來,“價值觀”已鋪滿社交網絡,非洲學生能隨口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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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中國的“實績”轉化成“好感”的效率這么低?老派觀念“做了就好”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沒人被授權解釋中國方法——項目經理趕工期,外交官談融資,教師忙論文,故事斷在最精彩的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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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白從來不會是空的,它很快被“債務陷阱”或“新殖民”的敘事填滿。標簽一旦貼牢,再去糾正就像在干水泥上刻字,費勁又留痕。信息戰不是陰謀論,而是供需:人們總得有一套聽起來合理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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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課不能只靠鏡頭里那句“中非友誼萬歲”。方法很樸素:項目招標文件之外,再留半頁紙寫下“這條路怎么決定走向”“采購為何選本地”,用聽得懂的比喻說給村長、記者和學生,讓細節先于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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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也該換個 KPI。竣工照片不止發給甲方,至少得配一場路邊的“拆機秀”——向當地技術院校開箱展示全套儀器,邊拆邊講原理。技術分享本來就是最好的人情,講完再留幾套實驗件做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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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更不能袖手旁觀。與其把留學生塞進過時的西方發展經濟學,不如把中國西部脫貧、浙江數字政務寫進案例。老師未必都能英文脫口而出,但可以請在非洲干過項目的一線工程師走進課堂,用施工圖當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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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媒體。紀錄片不必追求4K航拍的大場面,給手機豎屏拍的現場對話同樣有穿透力——比如讓埃塞俄比亞焊工對著鏡頭說,他一年工資買得起家里第一臺冰箱。情緒比配樂更能擊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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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要比拼的是心氣。一條橋如果只讓人記得預算,而忘了它讓孩子過河上學,那就是半成品。中國模式無需自吹,但必須有人站出來做最普通的注解:我們修的不只是混凝土,更是一條可以選擇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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