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乾隆廢除雍正制定的士紳一體當差納糧政策？是進步還是倒退？

乾隆元年早春，養心殿的燭火亮到天明。新帝弘歷捏著河南巡撫的奏折，指節泛白——封丘的士紳又在鬧了，為的還是“一體當差納糧”那樁事。

奏折里說，生員們把官府告示貼在城隍廟，用墨汁涂得面目全非，旁邊歪歪扭扭寫著“士農工商，各安其分”。這場景，和雍正朝的河南封丘罷考案如出一轍。

三個月后，一道圣旨從京城傳遍全國：“復士紳舊有優免之權”。雍正力推十年的“士紳一體當差納糧”政策，在新帝手里壽終正寢。

這不是一次心血來潮的決策。要懂乾隆的選擇，得先回到康熙末年的爛攤子——那是雍正改革的起點，也是乾隆決策的伏筆。

康熙晚年自稱“寬仁”，可這份寬仁，卻養肥了士紳階層。平三藩、收臺灣、征噶爾丹，連年戰事耗空了國庫，國庫存銀從數千萬兩跌到只剩800萬兩。

更糟的是士紳特權。有功名的讀書人、退休官員，不僅免交賦稅，還不用服徭役。他們趁機兼并土地，江南士紳張元隆占田千畝，卻連一文役銀都不交。

普通農戶的日子徹底塌了。河南滑縣的李二，種著十畝薄田，要替鄰村秀才交雙重賦稅，最后只能賣兒賣女湊銀子。這樣的悲劇，在全國每天都在上演。

康熙五十一年，御史陶彝上書直言：“士紳坐享其成，百姓流離失所，長此以往，國將不國。”可老皇帝精力衰退，根本無力革新，只能把難題留給兒子。

雍正四年的冬至，剛繼位不久的胤禛在乾清宮拍了桌子。他看著戶部呈上來的“士紳占田比例圖”，江南地區七成土地都攥在特權階層手里。

“朕不是康熙，朕不能忍。”雍正的改革刀，首先就砍向了士紳特權。雍正二年，“士紳一體當差納糧”政策正式出臺，核心就一句話：有功名也得交稅服役。

為了推新政，雍正把寶壓在了田文鏡身上。這個漢軍正黃旗人，四十歲才混上縣令，一輩子沒中過科舉，對士紳的傲慢早有不滿。

田文鏡到河南赴任時，只帶了三個隨從。他第一件事就是清查士紳欠糧，開封府知府的小舅子是秀才，欠糧五兩，被他當眾枷號示眾。

政策推行的阻力，比雍正預想的還大。河南封丘知縣唐綏祖讓士紳出丁修黃河，士紳們直接攔了他的轎子，領頭的生員王遜喊：“我們是圣人門徒，豈能和泥腿子一起干活？”

雍正二年五月，河南鄉試徹底炸了。封丘130多個考生，只來了23個。武生范瑚沖進場內，搶過試卷撕得粉碎，喊著“不廢新政，永不應考”。

這就是震驚朝野的“封丘罷考案”。直隸總督李紱趁機彈劾田文鏡“酷吏行徑”，朝堂上支持李紱的官員占了一半——他們大多出身士紳。

雍正卻力挺田文鏡。他在奏折上批道：“李紱是讀書人，替讀書人說話，可朕是天子，得替天下人說話?！彼牙罴浉锫?，范瑚斬首，才把風波壓下去。

田文鏡趁熱打鐵，在河南推行“士紳輪流充當里長”制度。洛陽的狀元秦大士，被派去催繳糧稅，他感慨：“以前見官不跪，如今得替百姓跑腿，這滋味不好受。”

新政的效果立竿見影。雍正五年，河南的賦稅比上年多收了30萬兩，黃河大堤也在士紳出工的情況下提前修完。到雍正末年，國庫存銀從800萬兩漲到6000多萬兩。

可雍正的鐵腕，也把士紳階層推到了對立面。江南士紳私下編歌謠罵他：“雍正雍正，苛待儒生，百年基業，毀于一旦?！边@些不滿，都等著新帝繼位時爆發。

乾隆繼位時，剛滿25歲。他不像父親那樣鐵石心腸，更懂“帝王權術在于平衡”。他剛登基，就收到了上千份來自士紳的請愿書，核心都是廢新政。

第一個勸乾隆廢政的，是張廷玉。這位三朝元老跪在養心殿，說：“士紳是天下的根，根動了，天下就不穩了。”張廷玉自己就是士紳出身，深諳其中利害。

乾隆心里清楚，士紳階層不是好惹的。他們掌握著文化話語權，科舉考官大多是士紳；基層治理也靠他們，縣令到任，得靠當地士紳才能推行政令。

更重要的是，乾隆繼位時，國庫充盈。雍正留下的6000多萬兩白銀，足夠支撐朝廷運轉，“一體當差納糧”增加財政的緊迫性，已經大大降低。

他還發現，新政在執行中變了味。有些官員為了邀功，故意加重士紳負擔。山西巡撫諾敏，把士紳的免役銀折算成糧食，翻倍征收，引發了更大矛盾。

乾隆元年十月，乾隆召集大臣議事。他看著底下跪著的文武百官，緩緩說：“朕即位以來，惟以寬仁治國。士紳為國家培養人才，優免之權，當復之?！?/p>

圣旨一下，全國士紳歡聲雷動。江南的士紳們在孔廟擺酒慶賀，秦大士寫下“圣主仁明”四個大字，刻在石碑上。田文鏡卻氣得臥病在床，半年后就去世了。

乾隆的“寬仁”，確實換來了短期穩定。士紳們積極配合朝廷，科舉報名人數激增，基層糾紛也少了很多。乾隆初期的朝堂，呈現出一派和諧景象。

可這份和諧，是用長遠利益換來的。政策廢除后，士紳兼并土地的步子，邁得比康熙末年還大。乾隆十五年，江南士紳占田比例從七成漲到八成。

浙江錢塘的戴名世，中舉后五年就買了兩千畝地。他用免稅特權，把田租定得比別人高，佃戶交不起租，只能逃荒。當地縣令上報，乾隆卻批示“不必苛責”。

土地兼并的同時，國家財政也悄悄縮水。乾隆三十年，國庫存銀雖然還有4000多萬兩，但賦稅增長率已經降到了雍正朝的一半。

更嚴重的是社會階層固化。普通百姓想通過科舉改變命運，越來越難。士紳子弟壟斷了教育資源，京城的私塾，大多只收士紳子弟，平民子弟根本進不去。

乾隆四十年，江西鄉試的考官是士紳出身的劉墉。當年中舉的50人里，有30人是士紳子弟。平民子弟中舉的，只有兩個，還都是偏遠山區的。

矛盾在乾隆晚年徹底爆發。乾隆五十一年，河南白蓮教起義，首領劉之協喊出的口號就是“均田免糧”。起義軍里，大多是失去土地的農民。

鎮壓起義花了朝廷兩億兩白銀，幾乎掏空了國庫。乾隆看著軍費奏折，突然想起了父親當年的改革。他在養心殿自言自語：“難道朕錯了？”

后世史學家對乾隆的決策，爭議很大。孟森在《清史講義》里說：“乾隆廢新政，是權宜之計，卻埋下了清朝衰落的禍根?！?/p>

蕭一山則認為：“雍正的政策太剛，乾隆的調整是必要的，只是沒找到平衡點?！眱煞N觀點，都點出了問題的核心——政策本身沒錯，錯在執行與后續配套。

其實，雍正的新政，本質上是一場“削特權、均負擔”的改革。它符合社會公平的趨勢，卻超出了當時的社會承受能力。士紳階層的阻力，不是雍正的鐵腕能徹底解決的。

乾隆的廢除，看似是倒退，實則是對現實的妥協。他沒有能力像父親那樣鐵腕推進，只能用恢復特權的方式，換取士紳的支持?？蛇@種妥協，卻讓社會回到了改革前的老路。

乾隆晚年，曾讓大臣編纂《雍正朱批諭旨》。他看到雍正批田文鏡的奏折：“朕就是你的后盾，別怕士紳鬧”，忍不住流下了眼淚。

他或許意識到了自己的錯誤，但為時已晚。士紳特權已經根深蒂固，土地兼并的局面也無法挽回。清朝的衰落，從他廢除“一體當差納糧”的那一刻，就已經注定。

如果把雍正的改革比作“猛藥”，乾隆的廢除就是“停藥”。猛藥雖苦，卻能治病；停藥雖舒服，卻會讓病根復發。乾隆的選擇，是帝王的權術，卻不是歷史的進步。

從康熙的“寬仁”到雍正的“嚴猛”，再到乾隆的“寬仁”，清朝的統治陷入了一個循環。這個循環告訴我們：改革不能怕阻力，妥協換不來長久穩定。

雍正的新政，雖然沒能堅持下去，卻留下了寶貴的經驗。它證明了特權是社會不公的根源，只有打破特權，才能實現長治久安。

乾隆廢除政策的決策，到底是進步還是倒退？答案很明顯：短期看是鞏固統治的“聰明招”，長期看是加速衰落的“昏招”。它不是進步，也不是簡單的倒退，而是封建王朝無法跳出的歷史局限。

如今再看這段歷史，我們能明白：任何改革，都需要勇氣和智慧，更需要長遠的眼光。只看眼前利益的妥協，終究會付出沉重的代價。這，或許就是這段歷史留給我們的最大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