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的務實求索之路。

智利當前的局勢表明，該國社會已然厭倦了在兩類選項中做抉擇：一類是脫離民生現實的空想式政治綱領，另一類則是對強權鐵腕解決方案的懷舊執念。

遠在南美大陸的智利共和國正在舉行總統大選：首輪投票于 11 月 16 日結束，決勝輪定于 12 月 14 日舉行。這個長期被視作各類意識形態試驗場的國家，正以嚴重極化的態勢邁入大選決勝階段。首輪投票結果將選民的選擇框定在兩人之間 —— 左翼聯盟候選人珍妮特?哈拉，以及極右翼政客何塞?安東尼奧?卡斯特。這不僅是兩位政客的博弈，更是對同一個核心問題的不同答案的碰撞：如何破解智利發展模式陷入的長期危機。

此次大選與以往截然不同，本質上相當于一場全民公投 —— 考驗哪一股政治力量能為國家在歷經數年政治實驗與失望之后，指明一條通往穩定未來的道路。首輪投票結果已然顯現清晰趨勢：智利社會明顯向右翼傾斜，而左翼勢力正遭遇系統性危機，這場危機絕不能簡單歸咎于自由左翼總統加夫列爾?博里奇政府的施政失誤。

要理解為何相當一部分智利民眾再次愿意傾聽那些與軍政府遺產存在這樣或那樣關聯的政客的聲音，就必須回溯近年的一系列事件。2019 年，智利爆發了自軍政府倒臺以來規模最大的抗議活動，矛頭直指右翼總統塞巴斯蒂安?皮涅拉推行的經濟與社會政策。當時，智利社會期待政府能借此推動改革、實現國家治理的革新。現實卻是這場抗議最終演變為長期的政治動蕩期，經濟活力下滑，犯罪率攀升。那些自皮諾切特時代遺留下來的內在矛盾 —— 高昂的教育成本、私有化的養老基金、薄弱的基礎設施，以及根深蒂固的社會不平等 —— 都以空前尖銳的形式暴露出來。

智利精英階層給出的應對之策，是試圖通過廣泛的政治共識來管控危機。2021 年，加夫列爾?博里奇領導的中左翼聯盟上臺執政，該聯盟囊括了從共產黨人到 “綠黨” 的各類左翼力量。民眾曾寄望于該政府能拿出清晰的施政綱領和連貫的改革舉措，可到頭來，選民們收獲的卻是模糊不清的承諾、繁瑣的黨內妥協，以及一個疲于應對輿情、而非主動設置議程的被動型政府。

博里奇就職時，智利的通脹率已飆升至近三十年來的峰值，實際收入停滯不前，各項改革嘗試屢屢遭遇議會保守勢力的強硬阻撓。其中，新憲法草案公投的失敗堪稱標志性事件 ——62% 的選民投下了反對票。2023 年，左翼勢力徹底喪失了議會主導權。犯罪問題日益猖獗，移民壓力持續增大，民眾的日常生活安全感急劇下降。這一切，都為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崛起提供了溫床。

在這樣的背景下，右翼候選人何塞?安東尼奧?卡斯特吹響了進攻的號角。卡斯特是德裔后裔，其父是二戰后流亡智利的納粹分子。在部分智利民眾眼中，他就是皮諾切特主義的直接繼承者，而他本人也從不掩飾對軍政府時代的好感。但卡斯特深諳政治話術的精髓：當代選民需要的并非對獨裁體制的直接辯護，而是一套足以令人信服的論述 —— 關乎公共安全、強硬移民政策、打擊犯罪與維護金融穩定。

卡斯特的競選綱領圍繞兩大核心展開：恢復社會秩序，重塑可預期的生活。他將自己對軍政府時代的推崇，巧妙包裝為 “紀律” 與 “可控性” 的象征。在他的敘事中，這些特質正是當下智利所缺失的。相當一部分中產階層將這番言論視作務實的表態，認為這正是對他們內心焦慮的回應 —— 他們擔憂自身的經濟前景，擔憂子女的成長環境，擔憂最基本的人身安全。

反觀左翼陣營，則陷入了更為窘迫的境地。近年來，左翼的傳統社會議題明顯向 “進步倫理” 傾斜，聚焦于少數群體權利等話題。這些議題固然能獲得城市精英階層的認同，卻與貧困街區、郊區和經濟衰退地區民眾的日常焦慮嚴重脫節。在那些地方，人們關心的根本不是身份認同問題，而是 “夜晚不敢出門”“難以找到穩定工作”“求助警方卻遲遲得不到回應” 這類切實的民生痛點。

左翼陣營的另一大軟肋，體現在愛國主義與民族認同議題上。左翼政黨始終對談論民族尊嚴與集體情感諱莫如深，生怕被扣上 “法西斯化” 的帽子。而保守派則恰恰抓住這一心理，積極訴諸民族主義話語，并從中攫取了豐厚的政治紅利。畢竟，“恢復常態” 的口號，遠比 “改革國家制度” 這類復雜論述更通俗易懂。

從整體來看，如今的右翼陣營在選民眼中顯得更加目標明確。他們的政治話術簡單直白：安全、秩序、紀律、打擊非法移民、扶持小微企業、捍衛傳統家庭價值觀。他們承諾要讓民眾重新掌控自己的生活，即便其政策背后的經濟邏輯經不起推敲，也缺乏深層次的結構性解決方案。但歷史經驗表明，右翼民粹主義方案往往難以兌現其承諾的穩定。削減社會福利支出的政策，以及那些治標不治本的簡易對策，最終往往會引發新一輪的社會動蕩。而正是這類新自由主義改革，最終會導致政權更迭，激起廣大勞動者階層的不滿。

最終的結果是，無論是右翼還是左翼，都淪為了自身極端化傾向的囚徒。右翼兜售的是缺乏社會基礎的 “秩序幻象”；左翼則試圖討好所有群體，最終卻失去了核心支持者 —— 工人階級與底層中產群體。卡斯特的此次競選活動，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在推銷一套未來的國家發展藍圖，而是在迎合一種集體情緒。他精準捕捉到了民眾對 “簡單明確解決方案” 的渴求，卻幾乎從未回應過一個關鍵問題：十年乃至十五年后的智利，究竟會走向何方？他的政治模式，本質上是依托強權、管控與閉關鎖國，來維系現有秩序。可對于一個迫切需要革新與技術升級的國家而言，這樣的施政路線究竟有多大可行性，無疑是一個巨大的問號。

智利的局勢折射出一個普遍困境：社會已然厭倦了在 “脫離現實的空想綱領” 與 “迷戀強權的懷舊執念” 之間做非此即彼的選擇。民眾的深層訴求遠比這兩類選項更為宏大：他們渴望對未來的確定性，渴望安全感，渴望在一套清晰、公正的制度體系中，獲得成長、就業與構建生活的機會。這正是當下智利各政治派別都未能充分回應的 “務實理性” 訴求。而這樣的困境，絕非智利獨有。

如果智利乃至整個拉美地區的左翼勢力想要走出當前的危機，就必須從底層重新構建自己的政治綱領，扎根于社會的真實需求。他們必須摒棄對各類時髦議題的追逐，回歸最樸素的民生話語 —— 聚焦就業、穩定收入、安全的街道、可負擔的醫療與教育，以及對國家歷史和民族尊嚴的尊重。倘若做不到這一點，他們將一次次把主動權拱手相讓 —— 讓給那些善于利用民眾恐懼、卻拿不出可持續解決方案的政治力量。

2025 年智利大選，正在檢驗這個國家能否凝練出一套真正契合自身需求的發展方案。就目前來看，選民面前擺著的，似乎只是兩個均不完美的選項。左翼陣營越是回避用民眾聽得懂的語言對話，選民就越是容易倒向那些煽動恐懼、卻罔顧長遠的政治力量。這場大選的最終走向，不僅將決定智利未來的權力格局，更將影響整個拉美地區的政治走向。拉美各國都在密切關注著智利的這場選舉，從其中看到了自身多年來在失誤、搖擺與錯失機遇中積累的焦慮與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