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財長：中國的反制我料到了，可我哪知道中國的反應會這么大？

在國際政治的博弈場上，最尷尬的時刻莫過于：你以為自己在下棋，結果對方直接掀了桌子，而你還站在原地，手里捏著那一枚剛落下的棋子，不知所措。

據香港《南華早報》報道，當地時間12月4日晚，荷蘭眾議院召開了一場漫長且充滿火藥味的辯論。荷蘭財長文森特·卡雷曼斯（Vincent Karremans），這位此前一度姿態強硬、試圖動通用法律手段強制接管中資企業的荷蘭看守政府高官，終于在一眾荷蘭議員們的連番質詢下，低下了昔日高傲的頭顱。

針對中資的“精準打擊”

2025年9月，荷蘭政府的一項決策打破了中荷半導體領域的合作常態。卡雷曼斯援引一部誕生于冷戰時期的《商品供應法》，對安世半導體下達限制令，禁止其中國股東將企業的技術、資金及產能轉移至中國境內。在荷蘭政府的官方表述中，此舉是為了“保障關鍵技術的本土安全”，屬于“經過全面風險評估的精準操作”。

這部《商品供應法》制定于20世紀50年代，最初用于應對冷戰時期的物資短缺與技術保密需求，賦予政府在特殊情況下干預企業運營的極大權力。自21世紀以來，該法律僅被啟用過3次，且均與國防安全直接相關。

其應用于中資控股的半導體企業，在荷蘭商界引發廣泛關注。卡雷曼斯在接受英國《衛報》采訪時曾信心十足地表示，即便重新決策，他依然會選擇采取這一措施。

安世半導體的特殊身份，讓這場干預更具敏感性。這家總部位于荷蘭奈梅亨的企業，是全球領先的成熟制程半導體制造商，其產品廣泛應用于汽車電子、消費電子等領域，全球每10輛汽車中就有7輛使用該企業生產的芯片。

2019年，中國聞泰科技通過收購獲得其控制權，成為中資企業布局全球半導體產業鏈的重要一步。在卡雷曼斯看來，限制技術與產能轉移，既能遏制中國半導體產業發展，又能保住荷蘭在該領域的優勢地位。

荷蘭政府的這一決策，很快在歐洲政壇引發連鎖反應。部分歐盟成員國表示支持，認為這是“應對中國技術競爭的必要手段”；但德國、法國等汽車產業大國則持保留態度，擔心此舉會影響本土汽車企業的供應鏈安全。

當時的輿論普遍認為，荷蘭的行動背后可能有美國的推動——就在決策出臺前一個月，美國商務部官員曾率團訪問荷蘭，就“限制半導體技術流向中國”展開磋商，雙方會后發布的聯合聲明中明確提及“加強技術合作與管控”。對此，卡雷曼斯在后續的議會辯論中堅決否認，強調決策“完全基于荷蘭自身利益”。

五天反制落地

卡雷曼斯的自信并未維持太久。就在荷蘭政府發布限制令后的第五天，即10月4日，中國相關部門宣布對安世半導體位于東莞的封測工廠實施出口管制，限制其成品芯片出口至歐洲。這一回應迅速讓荷蘭政府陷入被動，也讓卡雷曼斯口中的“精準打擊”變成了對自身產業的反噬。

中國的反制措施之所以能迅速見效，源于其在安世半導體全球供應鏈中的核心地位。公開數據顯示，安世半導體每年生產約100億顆成熟制程芯片，其中70%的芯片需要在中國東莞的工廠完成封裝測試。

封裝測試是半導體生產的最后一道關鍵工序，未經此環節的芯片只是無法使用的晶圓半成品，無法應用于終端產品。東莞工廠不僅是安世半導體全球最大的封測基地，更擁有符合汽車級芯片標準的精細化測試設備，其技術水平與產能在全球范圍內都具備不可替代性。

出口限制生效后，歐洲汽車產業率先感受到沖擊。德國大眾、寶馬、奔馳等車企的生產線陸續出現芯片供應短缺，部分車型的生產計劃被迫暫停。大眾汽車集團在一份內部通知中稱，安世半導體供應的車載MCU芯片庫存僅能維持10天，若供應無法恢復，歐洲境內的12家工廠將全部停工。法國雷諾、意大利菲亞特等車企也紛紛發出預警，預計第三季度汽車產量將下降30%以上。

產業鏈的連鎖反應很快傳導至荷蘭本土。安世半導體荷蘭總部因成品芯片無法出口，被迫暫停了部分晶圓生產車間的運營，導致2000多名員工進入臨時休假狀態。

荷蘭半導體設備供應商ASML也受到波及，其為安世半導體定制的封裝設備訂單被暫緩，公司股價在一周內下跌8%。荷蘭雇主協會緊急致函政府，要求立即與中國協商解決爭端，稱“每停工一天，荷蘭相關產業損失就超過1.2億歐元”。

更讓荷蘭政壇不滿的是信息披露的延遲。中國在10月4日就已宣布反制措施，但荷蘭議會直到10月14日才收到政府的正式通報，這10天的信息差導致荷蘭企業錯失了調整供應鏈的最佳時機。在議會辯論中，Volt黨議員勞倫斯·達森的批評直指核心：“我們的財長在高速公路上猛踩油門，卻忘了更新導航系統，根本沒看到前方的懸崖。”

妥協與反思

面對日益嚴峻的產業危機，卡雷曼斯不得不做出讓步。在12月4日的議會辯論中，他宣布暫時終止對安世半導體的強制接管命令，稱這是“為回應中方釋放的善意”——此前中國已允許東莞工廠恢復部分非汽車級芯片的出口。但卡雷曼斯也承認，目前中荷雙方關于半導體產業的溝通渠道仍不暢通，安世半導體的中西方股東之間“信任基礎已嚴重受損”。

這場風波暴露出歐洲決策層在對華經濟政策上的深層矛盾。一方面，歐洲企業依賴中國市場與產業鏈資源；另一方面，部分政客受地緣政治思維影響，試圖通過技術管控遏制中國發展。

卡雷曼斯在辯論中的辯解道出了這種矛盾：“我們評估了所有可能的反制方式，卻沒想到中國會直接動用出口管制這一工具，這超出了傳統貿易摩擦的范疇。”這種認知上的偏差，本質上是對全球化產業鏈相互依存性的忽視。

安世半導體并非個例，其遭遇折射出全球半導體產業鏈的脆弱性。經過數十年的發展，半導體產業已形成“設計-制造-封測”的全球化分工體系，不同國家和地區在產業鏈中占據各自的核心環節。

中國在封測、原材料供應等環節的優勢，與荷蘭在晶圓制造設備、歐洲在汽車芯片應用領域的優勢，構成了相互依存的生態。任何單方面的干預，都可能引發整個產業鏈的連鎖反應。

風波平息后，歐洲汽車業開始加速供應鏈調整。大眾、寶馬等車企紛紛與中國半導體企業建立直接合作，增加本土芯片采購比例；荷蘭半導體行業協會則組織代表團訪華，與中國半導體行業協會就建立“技術溝通機制”展開磋商。

卡雷曼斯在接受荷蘭《財經日報》采訪時，也罕見地表達了反思：“未來在制定涉及中資企業的政策時，需要更充分地考慮產業鏈的整體性，避免單方面行動帶來的風險。”

這場圍繞安世半導體的博弈，成為全球化進程中的一個重要警示。在技術與經濟深度融合的今天，試圖以冷戰思維切割產業鏈的做法，最終只會導致“雙輸”的結果。

卡雷曼斯那句“始料未及”的慨嘆，或許能讓更多國家的決策者意識到，在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對等與合作才是維系產業鏈穩定的唯一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