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商鞅變法到盧克文被封：看兩千年未變的那根紅線

今天才看到新聞，成名已久的大V，盧克文的公眾號被封了。

2025年12月5日，自媒體“盧克文工作室”發布了一篇題為 《中國正在做好對日作戰的準備》 的文章。該文章因其標題和內容引發廣泛爭議，隨后被刪除。不久，“盧克文工作室”公眾號因涉嫌違規，被限制從公眾號打開網頁的能力，目前已無法通過搜索找到。

恰好昨天出差的飛機上，讀到《資治通鑒》里商鞅變法的故事。我覺得這倆件事是有內在聯系的。我們來探討下。

「『先看資治通鑒的原文』」

衛鞅欲變法，秦人不悅。衛鞅言于秦孝公曰：“

夫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

論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謀于眾。是以圣人茍可以強國，不法其故。”……

令行期年，秦民之國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數

。于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

明日，秦人皆趨令

。行之十年，秦國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于公戰，怯于私斗，鄉邑大治。……

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

。衛鞅曰：“此皆亂法之民也！”盡遷之于邊。……

其后民莫敢議令

「『“慮始”之罪：誰有權定義“開始”？』」

“夫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不能和民眾商討創始，只能和他們分享成功。

勒龐的《烏合之眾》早有論述，群體有著明顯的可被利用被煽動的弱點。對于官方來說，執政者需要對決策權威的絕對壟斷：重大戰略的起始、過程和性質定義，不容民間分散討論或定性。核心戰略的制定，從來都是“廟堂之上”的事。

盧克文此次最大的越位，就在于他試圖“與慮始”。他將官方媒體謹慎使用的“實質反制”一詞，直接推演并定義為“做好對日作戰的準備”。這無異于以自媒體身份，對國家級戰略進行了一次未經授權的公開定調。

「『“刑其傅師”：懲戒的示范效應』」

“太子犯法，刑其傅師。” 商鞅變法時，太子犯法。他的處理方式是：“法之不行，自上犯之。” 太子不能刑，便“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懲戒身邊人，以儆效尤。

盧克文被封，同樣是以儆效尤。他作為影響力巨大的愛國流量標桿，其“犯規”具有顯著的示范效應。封禁他，并非僅僅針對一篇文章，更是對整個自媒體領域的警示：在涉及核心利益的敘事上，必須與主航道保持一致，不容任何帶節奏和干擾。

官方當前的對日策略，被廣泛理解為 “斗而不破” ——一種極需戰略定力和靈活空間的智慧。而盧克文那句斬釘截鐵的“做好作戰準備”，是典型的輿論綁架，會壓縮政策回旋空間，甚至是把上面架在火上烤。懲戒，由此變得必要。

「『“亂法之民”：當工具可能反噬主人』」

“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

變法推行十年后，秦國大治。當初抱怨新法不便的民眾，轉而開始稱贊。商鞅的反應讓人意外：“此皆亂法之民也！”盡遷之于邊。 自此，“其后民莫敢議令”。

這是個殘酷的邏輯：觀點的搖擺本身，就可能被視為罪證。 在流量場里，今天激昂反日、明天歌頌友誼的“流量民眾”，其情緒本身并不可靠。關鍵在于，這股巨大的情緒能量必須被導入唯一正確的框架。

自媒體本是凝聚特定情緒的工具。他們通過將復雜的國際政治燉成一鍋麻辣燙，多放辣椒，少放事實 ，滿足了龐大受眾瞬間興奮的多巴胺需求。然而，一旦其自行構建的敘事框架（如“必有一戰”）與官方所需的彈性空間產生偏差，這工具本身及其催生的不可控流量，就異化為需要被 “遷移”的干擾性因素。

「『自媒體的困境：在“紅線”與“流量”間走鋼絲』」

這一事件，生動展現了當下內容創作者的困境。

首先，宣傳口開始收口子已是明顯趨勢，對重大議題的解釋權正在回收。

其次，自媒體行業在內卷。“野生國師”的賽道已經過于擁擠，為了脫穎而出，創作者往往被迫走向更極端、更驚悚的表達，從而不知覺的逼近那根古老而堅硬的“紅線” 。

出路何在？或許答案依然藏在古籍里：“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

自媒體人需要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的位置：可以是 “樂成” 時的傳播者與歡呼者，但絕不能成為 “慮始” 時的定義者與推演者。可以充當擴音器，但絕不能自視為編劇。

畢竟戰爭與和平這么大的輿論導向問題，哪是自媒體能摻和的？

關于作者： 80后，理工宅，外企16年，養倆娃。努力不雞娃，不內耗，不油膩。感謝閱讀，歡迎關注！ 和我一起，聊聊中年人感興趣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