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飛宇：我一沒故鄉，二沒姓氏

自己的心思被偉大的作家窺見

1964年，畢飛宇出生的村子，叫“楊家莊”；5歲時，做鄉村教師的父母工作調動，他生活的村子，變成了“陸王”村；1975年，畢飛宇11歲，父母工作又調動，他生活的地方，叫“中堡”，“少年的生活再一次被連根拔起，所有玩伴將杳無蹤影”……少時畢飛宇，是一個沒有故鄉的人。

他，甚至連姓氏都沒有。在他的首部自傳《蘇北少年“堂吉訶德”》第六章《童年的情境》中，有兩小節都在寫“父親的姓名”。“右派”父親，曾經是個養子，那戶人家姓陸，由于“運動”，父親姓了“畢”。父親，是畢飛宇生命中的關鍵人物。在特殊的1976年里，父親給畢飛宇講“邏輯學”；家里沒米了，父親對著天邊的晚霞憂心忡忡，也要把《參考消息》放在膝蓋上。

畢飛宇多次說，自己天生就該寫小說。聽者要么以為他在吐狂言，要么覺得是打趣。“真不是。我一沒故鄉，二沒姓氏，二者都遭逢的人極少。我以為，一旦一個人二者兼具，他只能成為作家，或者詩人，不可能干別的。”

“爸爸不姓畢，爺爺也不姓畢，可是我問爸爸究竟姓什么，他也不知道。我也是男人，也得娶妻生子，兒子出生的時候，我兒子到底姓什么，這對我來說是不好弄的事情。”畢飛宇稱，“自懂事時起，就是這樣一個特殊的身世。這樣一個人，在閑暇的時候，他的內心會復雜一點，他會有許許多多的猜想。沒有故鄉、沒有姓氏，在有的人看來也許并不是特別巨大的事情，但如果他生性比較敏感，感受到這些東西跟過去幾十年中國的政治聯系在一起，會構成諸多化學反應。”

畢飛宇告訴記者，這樣一個人長大了，一定是對許多東西沒興趣的。“他一定要花很長的時間去做一種無效勞動”——尋找。“他也知道找不到，但是他得找。”當時間的手撓了心，創作欲望就自然會被勾起來。“所以老天爺把我送到這個世界上來，就是寫小說的。”

書中，有的細節，畢飛宇不敢詳寫，怕寫詳細了父親受不了。“有年大年初一，父親一個人在教室里看書，哭了。他看的是魯迅的《阿Q正傳》。大了我才理解。本來姓陸姓得好好的，盡管那個不是他的真姓，到了1950年之后組織上不讓他姓這個姓，一定讓他改名字。姓這個姓，父親一定覺得屈辱。所以他看《阿Q正傳》那么悲傷。大學念中文系，老師講《阿Q正傳》，我內心極其古怪，覺得特別羞愧。感覺家里的事情本來好好的，沒人知道，被魯迅寫出來了。”

讓畢飛宇嘆服的作家中，還包括塞萬提斯。“他1664年就沒了，但他筆下的堂吉訶德，和我有相似性。比如，毫無來由的正義感，毫無來由的使命感，毫無來由的挑戰欲望。”

“一個偉大的作家，可以寫出世人的秘密。”自己的心思被偉大的作家窺見，讓畢飛宇證明了這一點。

“做苦難的言說者，我是不配的”

長三角的人群中，多少年都流傳著“寧要蘇南一張床,不要蘇北一幢房”，毫不諱言對蘇北經濟落后的偏見。

這是畢飛宇童年的底色。

但在畢飛宇看來，童年，“好玩”。

“對健康的孩子，沒有什么不能成為玩具。萬物所有的判斷，都是判斷其能否成為玩具。土地對我們，是玩具，不是‘親愛的母親’。不能夠成為玩具的，距離我們會很遠。”在畢飛宇孩提時的村落，“北京”的真實意義，不是首都，是“遠”。

“蘇北少年”也仰望星空。多年后，畢飛宇回憶童年，無法描摹像樣的家具，只能寫寫自己的手電筒：“探照夜空是一件充滿了希望的事情，你能夠得到的卻一定是絕望。你什么都找不到，光也是有局限的，意識到這一點是一件讓人很沮喪的事情。”大人告誡他，手電不能往天上照，原因是“浪費電”。之后，他不再玩這個游戲。

他曾在江上劃船。一個小孩，簡直無法駕馭一艘大船，以讓它順利地滑回去。這時，一位老農民教他“一下一下地”。《蘇北少年“堂吉訶德”》中，畢飛宇記下了這句話：“‘一下一下地’，這句話像河邊的芨芨草一樣普通，但是，我決不會因為它像芨芨草一樣普通就懷疑它的真理性。”在他看來，這五個字，“包含著農業文明無邊的瑣碎、無邊的耐心、無邊的重復和無邊的挑戰”。

畢飛宇說，在自己的寫作生涯里，這部“非虛構”，是他情感消耗最大的一本書。“在非虛構中動感情，非常傷人。看《泰坦尼克號》，和面對自己的戀人，是兩碼事。寫小說人物流淚，和寫自己的生活流淚，眼淚是不一樣的。”這讓他充分意識到“感情的自私問題”。

這個昔日“右派”的兒子，告訴自己要誠實。“這里有我父親的苦難，有我母親的苦難，可在當年的鄉村，我作為鄉村小學教師的兒子，物質生活要比那些農村的孩子好太多太多。雖然我的父親是右派，但村子里面的農民，對他們——陳老師、畢老師的，格外尊敬，對我特別寬容，好得過分，可以說，我是慣大的。我本人并沒有經歷那么多的苦難。做苦難的言說者，我是不配的。”動筆之初，他給自己提出一個要求，“力求這本書讓人看完以后不流淚”。

長大后，畢飛宇才理解“我的父親母親”，那個“歷史中的父輩和母輩”，也才能真切感受他們的苦難。但“無論生活多么不容易，對一個孩子、一個新興的生命來講，他永遠都能從藍天、大地、流水，乃至于蒼蠅的廢物和蚊子嗡嗡叫的聲音，獲得特定階段的樂趣。生活的意義就在這兒。”

“我的軟肋我的疼”

如果說，不往自己臉上涂脂抹粉，不掠他人之美，只是小“不易”；自己說自己的不是，當屬“大不易”；盛名之下自曝家丑，更為不易。

在《蘇北少年“堂吉訶德”》中，畢飛宇就這么干了。——這部書，公開出版在“茅盾文學獎”作品《推拿》改編的話劇上映的季節里。

而此前德國諾獎作家格拉斯在傳記《剝洋蔥》中自曝“曾加入納粹”引發的軒然大波，畢飛宇不是不清楚。

在畢飛宇的自我陳述里，12歲的自己，是一個“文革遺風”中的少年，有著“骨干的危險”。

那是1976年11月，“四人幫”剛被粉碎。中堡中學一年級學生陳德榮，難耐校長“陳德榮在搞’四人幫’”的批評，決意報復校長。他用粉筆在公社革委會大門上寫下了五個字。“套用當年術語，他寫了‘五字反標’。”

經過班級同學不停地“聽寫”、學校“抽樣聽寫”、上級“考查聽寫”……陳德榮的字跡，被查出了主人。

之后，陳被開除，被“定性”為“現行反革命”，但因年齡的緣故，不被允許離開中堡中學。學校第一時間建立了“中堡中學大批判小組”，組員為初中一年級的10名“好學生”，畢飛宇是其中之一。

這些“學生骨干”集中起來，讀報紙，喊口號，確認陳德榮“十大罪狀”，每位同學負責寫“一條”——畢飛宇寫的是《陳德榮是一個慣偷》。

《蘇北少年“堂吉訶德”》中，今年50歲的畢飛宇回憶，自己所寫，沒有一樣是真的，全是栽贓，甚至把小學階段的“失物疑案”都栽贓到陳德榮的頭上，為了“事實”不斷地“證明”，陳德榮做出“這樣的事情”“絕非偶然”，系“蓄謀已久”。

12歲的“學生骨干”，并不糾結于栽贓的是與非，只是擔心自己栽贓“不夠”：“不深刻”，“不全面”。

在過去的書寫里，畢飛宇寫過不少關于“文革”的作品，但從來沒寫過“反標”題材。他坦陳，不愿意寫，就是出于“回避”、“我的軟肋我的疼”。

但是，有誰能逃得過自我的審判？2003年，距離四十歲生日就剩倆月的畢飛宇，選擇了面對，面對“隨著年齡增長，陳德榮的音容笑貌越來越多地出現在我的記憶里”。

在他看來，等“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太漫長，也太不體面。

他撥通了千方百計找到的陳德榮電話。記者問畢飛宇，兩人在電話里談了些什么。畢飛宇說，“聊了很久”。跟《蘇北少年“堂吉訶德”》中所言完全一致，只不過書里多了一句“我把想說的都說了”。

他不多言，記者便也不再多問。

“那樣的事情我永遠都不會再做了？不，我不會這樣說。這樣說是很不負責任的。我愿意相信，那樣的事情我依然有可能再做，因為膽怯，因為虛榮，因為貪婪，因為嫉妒，因為自信，因為不可思議的‘一個閃念’，都有可能，只要外部提供充足的條件。作為一個年近半百的人，我不愿意獨立地相信我自己，我也不愿意獨立地相信外部——我更愿意相信向善的生命個體與向善的外部條件所建立起來的向善的關系。”畢飛宇如是寫道。

還在筆下反思了“自信”：“自信這東西極為復雜，有心智上的自信，有肉體上的自信。但是，有一種自信我們必須警惕：道德自信。因為道德自信，一個人極容易陷入迷狂，它讓你手握絕對真理，然后，無所不為。這個無所不為自然也包含了無惡不作。作惡和道德上的絕對自信永遠是一對血親兄弟。”

還“告訴自己不擁有絕對真理最重要”：“因為不擁有絕對真理，你才能寬容，因為不擁有絕對真理，精神上才有足夠的時間與空間，你才有自由。”

這一“丑陋”，畢飛宇交待得很徹底。

“人真的不能太相信自己，尤其在道德這個問題上。任何時候，我寧可相信制度，也不相信人性。好的制度比人性更重要。”采訪中，畢飛宇不止一次強調。

他告訴記者，寫不寫陳德榮，自己曾經很掙扎，但最終，決定“能放進去”，他“很高興”。

這段自捅痛處的章節，被放在全書的末尾。

最后一句，是“你想心安理得，你就得小心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