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識“出山”與精神“歸鄉”——評韓玲散文集《出山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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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出山”與精神“歸鄉”

——評韓玲散文集《出山記》

文/宋先周

《出山記》

韓 玲 著

作家出版社

讀完韓玲的最新散文集《出山記》，兩個詞驟然浮現在我腦海：“意識”與“精神”。客觀來看，優秀的文學作品，既要包含當下可直接感知、掌控的內容，比如具體的思緒、鮮活的情緒、聚焦的關注對象，更需具備深層且穩固的內核，涵蓋價值觀、信念、理想、審美追求與人生意義等本質性表達。這正是當下文學創作在“意思層面”與“精神層面”的雙重探索：前者是清醒時的即時心理流動，后者則是支撐人格底色的核心心理根基。而《出山記》，無疑在這兩個維度都交出了出色的答卷。

《出山記》開篇序言中寫道：“我在書寫，也在打撈”。這八個字恰似一串解鎖文本的密碼，幫我們打開了這部散文集通往地處川西北高原金川深處的甬道。全書一共收錄了作者精選的23篇文章，全書圍繞坐著車熟悉的地域故鄉金川展開，又不局限于金川這條恒定的主線，既有“出山”的意識渴求，更有“歸鄉”的精神歸屬。韓玲巧妙地用高原故事，串聯起故鄉金川的歷史沉積、草民命運與文化脈絡，韓玲在這些散文的字句中，既打撈起被時光掩埋的過往，也書寫了當下一代人對故鄉的精神回望，書中既展現了物理空間的意識“出山”，又構建了思維領域的精神“歸鄉”，韓玲在“出山”和“歸鄉”之間，構建起一部鮮活的金川文化史志。

一、《出山記》是地域歷史的呈現，是在文獻與記憶里編織故鄉底色

《出山記》對故鄉的書寫，從未脫離歷史的坐標。韓玲擅長將文獻記載與個體記憶交織，讓金川的過往不再是冰冷的史料，而成為可觸摸、可感知的文學和生活現場。在《故鄉的年味》中，韓玲以“乾隆年間，故鄉經歷了兩次驚心動魄的戰爭”為背景，鋪展藏漢文化交融的軌跡，母親哼唱的“雖然已經不能用母語來訴說，請接納我的悲傷，我的歡樂。我也是高原的孩子啊！心里有一首歌，歌中有我父親的草原母親的河！”既是個人情感的流露，更是兩百余年民族融合的縮影。文中對“臘八粥”與藏族“古突”的對照描寫，將漢族臘月初八的習俗與藏族團年食俗并置，尋常的飲食細節，實則是歷史進程在日常生活中的沉淀，正如文中所言：“母親的年，從農歷臘月初八煮臘八粥開始，‘臘八粥’從漢族的風俗里得來，類似于藏族人的‘古突’，只是把藏歷年團年才吃的‘古突’提前到了臘月初八”，這種文化的“互滲”，沒有宏大的敘事，卻在一碗粥的溫度里盡顯厚重。

《牛皮船上的風聲》又巧妙地將歷史與現實的對話繼續推進。韓玲不僅引用《新唐書》中“以女為君、居康延川、崖顯四繞、有弱水南流、縫革為船……”的記載，佐證牛皮船在金川的悠久歷史，還嵌入清乾隆時期李心衡“春水桃花激箭流，截江一葉曉風遒。破船曾觸驚濤險，炊黍時中百里流”的詩句，讓牛皮船的靈動與堅韌躍然紙上。更難得的是，她將文獻記載與非遺傳承人靳老伯的故事結合，八十多歲的靳老伯仍珍藏著布滿塵埃的牛皮船，“船上布滿了塵埃，這艘牛皮船承載著往昔的諸多故事，見證著水上生活的點滴印記以及傳承脈絡”，讓文獻中的“牛皮船”與現實中靳老伯的“搏”形成呼應，歷史的厚重與個體的鮮活相互映照，讓金川河上的交通變遷既有史料支撐，又有人情溫度。

即便是《香山上的碉樓》這樣距離遙遠的歷史篇章，韓玲也能找到與故鄉的鏈接。“去北京好幾回了，一直想去看香山腳下傳說中的‘金川村’”。她引用《清史稿》中對金川碉樓“碉樓如小城，下大巔細。有高至三四十丈者，中有數十層”的描述，又結合北京香山健銳營的歷史，將乾隆平定金川后仿制碉樓訓練士兵的往事，與金川本地現存的“碉王”并置，讓跨越千里的歷史產生共振。這種書寫方式，既避免了地方志式的枯燥，又讓故鄉的歷史有了更廣闊的視野。“香山上再也沒有金川人，曾經在這里居住過的人群，消融在茫茫人海中。北京香山腳下零星分布著幾幢或高或矮的石樓算是他們生活過的見證”，歷史的滄桑與個體的消逝，在字里行間交織出深沉的慨嘆。

二、《出山記》是故鄉的透視鏡，是在“出山”與“歸鄉”中書寫眾生相

《出山記》的核心，始終是“人”，是人的執著追求與精神回望。《出山記》的人物，沒有驚天動地的壯舉，卻在各自的“出山”故事里，折射出川西北高原人民的生存韌性、挺拔與絕美。他們的“出山”，既有身體的遷徙，又有精神的突圍，每一種“出山”，都是對命運的一次叩問。

《向北》中的梅朵，是“出山”的典型。她在遭遇丈夫背叛后，沒有陷入“娜拉式出走”的困境，“梅朵已經忘記什么時候開始害怕雪的。確切地說，她是害怕冷，害怕冬天。”“梅朵和他的男人之間幾乎無話可說，除了吃飯在一起，其余時間幾乎沒有交集”這些都是“出山”的鋪墊。“她的出走，是有準備的出走，銀行卡里有錢，自己會做生意，也不是為了愛情”。韓玲沒有刻意渲染梅朵的悲情，反而用“車里始終有一團沒有機會綻放的煙花”這一細節，賦予人物以希望的曙光。煙花既是梅朵未實現的理想，也是她對美好生活的期待，這種細膩的描寫，讓梅朵的“出山”不再是簡單的逃離，而是對自我價值的重塑。《向北》里對牧區新生活的刻畫，如梅朵通過網絡銷售蟲草、貝母，與年輕一代在草原上使用抖音的場景，既展現了時代變遷對牧區的影響，也讓梅朵的“出山”打上了鮮明的時代烙印。

《跛在人間》里的跛叔，則在身體的“受限”與精神的“突圍”中，是另一種“出山”。穿插寫了一些民間迷信傳說，相傳是跛叔因在堡頂撒尿而跛，“起初，跛叔并不知道他跛的原因，起匠的死使他知道他跛的根源，于是他整日活在恐懼中”，這種源于迷信的恐懼，曾讓他逃離村莊。但在城里收破爛、回村建房子的過程中，跛叔逐漸掙脫了心理的枷鎖，“對著堡頂大罵，他的人生卻意外開掛”。韓玲沒有將跛叔塑造成悲情英雄，而是寫出了他的“普通”。他會煮蛇肉分給孩子，會在蓋房時得到村民幫助，也會在醉酒后哭訴生活的不易。更深刻的是，韓玲寫的跛叔不只是一個，是殘疾的一個群體，讓文章得以升華。她將“跛”延伸到更多人，“跛著的，不只是跛叔，還有嘲笑他的鄰居、迷信的信徒，他們以不同的人生狀態跛在人間，又以自己的方式欣欣向榮”，這種對“眾生相”的洞察，讓跛叔的故事超越了跛叔的具象，成為對人性的普遍觀照。

在《楊扎西的春天》一文中，對于脫貧的楊扎西，韓玲也沒有用“扶貧典型”的框架去塑造他，而是聚焦于他的真實困境與微小進步。從“屋里擺滿了接雨的盆盆罐罐”的窮困潦倒，到“用產業扶持基金買雞崽、養牛”的努力過程，再到“開著電動三輪車賣菜”的轉變，楊扎西的“出山”，是在困境中借助扶貧政策，一步步實現突圍的過程。文中對楊扎西賣菜時“茄子一塊五一斤，西紅柿兩塊一斤，蓮花白便宜一些”的細節描寫，對他“把摘下來的菜分門別類裝在塑料筐里，他頭上滾著亮晶晶的汗珠”的細節刻畫，讓畫面鮮活靈動，讓人物充滿了生活的質感。而楊扎西母親那句“侄女子，你幫我給我們家扎西介紹個女朋友嘛”的請求與期待性的囑托，既給脫貧后楊扎西的生活增添了人間煙火，更是讓楊扎西對于更加美好生活的期盼，這種書寫，讓“出山”的意義落到了“好好生活”的實處，也進入“歸鄉”的隱喻里。

三、《出山記》是民俗文化的守望，是在傳承與消弭中守護原鄉根脈

《出山記》有一種難能可貴的品質，那就是她始終帶著一種“文化守護者”的自覺。她的《出山記》里書寫的故鄉文化，既不回避其消逝的遺憾，也不吝嗇對傳承的贊美，在“變”與“不變”之間，尋找故鄉的精神根脈。

這里還是回到《牛皮船上的風聲》一文中來，靳老伯的牛皮船是文化傳承的象征。隨著橋梁的修建，牛皮船“慢慢退出了歷史舞臺”，但靳老伯仍執著于牛皮船的制作，“2015年3月，正值梨花盛放的爛漫時節，金川迎來了電影《東方女兒國》的拍攝劇組……作為牛皮船制作的非遺傳承人的靳老表再度忙碌起來”。韓玲在這里下了重筆，詳細描寫了靳老伯制作牛皮船的工序，“去毛、刮油脂、縫合、繃骨架、熬制紫膠”，每一個步驟每一個細節都充滿了匠心。而當30多只牛皮船在大金川河上重現東女國遷徙的場景時，“牛皮船上站著頭戴五彩手繡頭帕、身披火紅的燃巴、穿綠色百褶裙的嘉絨姑娘”，傳統文化與現代影像碰撞出的火花，讓牛皮船不再是陳舊的物件，而成為活態的文化符號。

韓玲在守護原鄉根脈的書寫上，我們還可以從《在高原》中感受到，《在高原》中的李西，是另一種文化堅守者。他從爺爺桑吉旦真那里繼承藏醫技藝，“從小耳濡目染的生活像一粒種子在李西心間發芽，他對各種草藥都極為敏感”，即便奶奶反對，他仍堅持做藏藥師。更難能可貴的是，李西不滿足于僅藏醫傳承，他還致力于研究藏香制作與藏文古籍保護，“為了恢復藏香的制作工藝，李西幾乎訪遍了大半個藏區的制香世家和民間藏醫”“他組建了一支團隊，在四川、云南等中國西南地區做田野調查，搜集了上千卷藏文古籍文獻”。《在高原》中，韓玲沒有將李西塑造成“文化圣人”，而是寫出了他內心的執著與守護的艱辛，如“他嘗試遵循古老的象雄文化傳統的儀軌和秘法，與藏醫所對稱的水性、土性、木性、金性、火性以五行分類配制不同的藏藥材，經過上百道的加工和近百回的反復試驗，李西五行藏香終于完美出爐”，這種對細節的雕琢與刻畫，讓文化傳承的過程充滿了強大而真實的力量。

在《故園老樹》中，我們還能從那棵“需兩人才能合抱”的老梨樹上，讀出那種執拗的原鄉文化隱喻。老樹生長在龍家坪，“曾生長在龍姓人家的院子里，幾十年前，龍姓人家舉家搬下山去，無人居住的房子很快就垮塌了，之后這片廢墟被改造成了土地，唯獨這棵梨樹未被人砍伐”。在這里，老梨樹已經不僅僅是一棵樹了，它更是故鄉人那種無可替代的精神寄托。“每逢農歷初一、十五，梨樹周邊的老人們便會帶著香蠟、水果、點心等物品前來祭拜。在他們淳樸的觀念里，萬物皆有靈性，樹的興衰與家族的興旺緊密相連”。韓玲在這里用了詩一般的語言，使得她對老梨樹開花、結果的描寫，充滿了詩意：“春天，花苞像是被細密針線縫起的絨球，藏著春天的秘密，只在頂端透出一絲若有若無的粉白；秋天，熟透的梨子‘啪’的一聲掉落在眼前的土地上，汁水不斷滲出”，這種對自然的細膩感知，讓老梨樹成為故鄉文化“生生不息”的花生。

四、《出山記》是作者的自我叩問，是在“書寫”與“打撈”中完成精神歸鄉

通讀《出山記》，各篇目融合在一起，貫穿始終的是一種精神上的依靠或者托付，也可以把《出山記》看成韓玲的精神家園，韓玲在散文中，時刻保持著對自我的審慎，也保持著對我與故鄉關系的叩問。她在文中坦言：“近十年以來，我幾乎一直囿于山中，仔細打量我自認為無比熟悉的故土，卻在與它一次次對視中敗下陣來。我意外地發現，我和故鄉之間竟然是陌生的”，恰恰是這種“陌生感”，成就了韓玲書寫故鄉的動力。她在《出山記》的“書寫”，既有對故鄉的重新認知，也有對自我精神根脈的叩問與探尋。

在《出山記》序言《山里山外》的結尾，韓玲引用《追風箏的人》中的“‘為你，千千萬萬遍’作為對故鄉的告白”，“這句話在原著中承載著純粹的情誼與義無反顧的守護，類比到故鄉與我，它象征著我對故鄉那份矢志不渝的眷戀”。這種眷戀，不是對故鄉的美化，而是對其真實的接納，她寫故鄉的蕭索，“越是蕭索的地方，生長的人群越是活得更加熱烈、蓬勃甚至自欺”；寫故鄉的變遷，“交通不便使得老家成了一個世外桃源般的存在，與交通不相匹配的是老家的自然人文風光”；也寫故鄉的遺憾，“許多年俗正漸漸淡出大眾的生活，像熬糖這樣的事情，已經有了專業的人做”。這種真實的書寫，讓她與故鄉的關系不再是簡單的“懷念”，而是深刻的“共生”。

韓玲說：“我們的一生都在完成‘到世界去’和‘回故鄉來’兩個命題，不是所有人都能將兩者平衡”，而《出山記》本身，就是她對這兩個命題的回答。這里的“出山”，是走出故鄉看世界；而“歸鄉”，是用文字將故鄉的記憶與精神永久留存。在“書寫”與“打撈”的過程中，她不僅完成了文字上的自我重建，也完成了對故鄉的精神重建，更是在這種重建中，找到了自我在世界與故鄉之間的位置“日子在時間的浮橋上，帶上了曠野的風，讓少部分故鄉成為紙上文章，而我，是那只匍匐在故鄉的蝸牛，以文字為足緩慢地丈量故鄉的心跳”。

《出山記》有一種自然而原色的美，美不只是在對文字的推敲上，更是在這些文字里，看見了那個鮮活的保持原色美麗的高原原鄉。《出山記》沒有宏大的敘事，沒有華麗的辭藻，卻在平實的敘述中，讓金川的歷史、人物與文化躍然紙上。它像大金川河的流水，緩緩流淌，卻帶著足夠的力量，讓人在“出山”的故事里，看見金川的模樣，也看見眾生的模樣，更看見自己與故鄉最深切的聯結。

正如韓玲在文中所說：“故鄉予我的羈絆，如根系之于大樹，每一寸土地都承載著我的歡笑與夢想”，這部散文集，便是她為故鄉扎下的根，也是她留給讀者的，關于故鄉最珍貴的記憶。

【作者簡介】

宋先周，中國作協會員、廣西作協理事、廣西散文學會副會長。文學作品多見于《作品》《解放軍文藝》《散文·海外版》《廣西文學》《黃河文學》等報刊。散文《哭沙》入選《2012年中國精短美文精選》，《石記》入選《中國散文佳作2017》，散文集《朝著幸福的方向奔跑》榮獲第十一屆廣西文藝創作銅鼓獎。系魯迅文學院第四屆西南六省區市青年作家班、第32期少數民族文學創作培訓班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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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鄧 寧

一審：劉豈凡

二審：劉 強

三審：顏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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