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學泰丨我和三個“牢頭”

轉自《老事舊人》

來源：選自《監獄瑣記》

作者 王學泰

犯人住在一起，政府一定要指定一個頭，這個頭在“文革”前叫“號長”“組長”“班長”之類。

這個風氣解放前就有了，小說《紅巖》中寫裝瘋的犯人華子良得以與看守一起到監獄外買東西，商店的老板稱看守為“隊長”，稱華子良為“班長”。

“文革”了，對階級敵人徹底專政了，犯人哪能稱“長”呢？但“頭”還是要有的，政府也是要指定的，不過名字改了，叫“執行員”“執行號”“值星號”等，一律取消了“長”字。

我被分在三中隊三小隊一組。我住的監室中有兩個“監齡”最長的老號，一個是執行員劉永志。大約有六十來歲，他資格最老，即使在整個第一監獄也是數一數二的。他在1948年就被共產黨捕獲并關押起來了（1948年平谷就已經解放，他是在該地被捕的），1976年還沒有到期，已經蹲了28年大牢。他是個反革命殺人犯，其實說“反革命”有點勉強，他的犯罪動機可能就是圖財害命。

那還是在1940年代，他與父親在平谷給一個老板打工，為貪圖財物，父子倆把老板謀殺了。這個老板是個地下黨，平谷解放后，通緝他父子。劉永志把他爸爸出賣了，結果父親被判死刑，他檢舉有功，被留了下來，解放初被判為“死刑緩二”。

“死緩”一般就不處死了，兩年后改判為“無期”，“無期”八年后改判有期二十年或十八年，他因為表現好，受到過減刑，我到三中隊時他還差兩三個月就到期了。

這個在監獄中過了大半輩子的老人已經與監獄生活合二為一了。在監獄中，他是那樣協調自然，從沒有不自由和別扭的感覺，也許除了監獄，他也沒有過多少時間的正常人的生活，即使有過，也是遙遠的過去了，早已忘卻。

他睡在大通鋪左端（執行員一般睡在通鋪的兩端），行李、日常生活用品都收拾得干干凈凈、井井有條。人已謝頂，頭皮光亮，再生布的小白短褂，洗得刷白。

他常常靠在屬于他的小角落里吧嗒抽小旱煙袋。通常，他一語不發，只盯著別人，只要發現與監獄氛圍不和諧音，立馬就會制止或者匯報。比如人家談到老婆孩子，他就會制止：“嗨！說點別的，這不利于改造！”談吃談喝談女人是監獄中永恒的主題，人家一說到吃，他馬上就會嚴厲質問：“監獄吃得不好嗎？我覺得比我小時候在家吃的好多啦！”

他心中只有監獄這一本詞典，一開口就是監獄語言，其詞匯不能溢出監獄詞典之外，別的話不會說，別的詞兒也沒有。

他最引為自豪的是五十年代的改造窯臺（就是現在的陶然亭公園）工程，包括拆永定門到右安門那段城墻，這個工程建造了宣武區最大的公園——陶然亭公園，但也毀壞了宣武城南的原始風貌。

他常說：“那時，每天我們干十個鐘頭，解放軍端著‘三八大蓋’（大約他也就知道這一種槍）押著，我們抬土、背磚，我光跑鐐就蹚斷了十來副，二十天一副。那是鬧著玩的！”

所謂“跑鐐”是指細長的腳鐐，犯人外出勞動時戴的。他說這些洋洋自得的勁頭兒，仿佛是當官的炫耀權力，有錢人晾曬財富，就憑這一點他就有權看不起那些只會圍著機臺轉來轉去壓塑料涼鞋的犯人。

我初到這個監室就感覺到，這個人既無知又討厭，你不招他，他會管你，而且無事不管；你與他頂撞、爭吵，不值；不理他吧，他自覺有理會嘮叨個不停。

待了幾天，我發現只有鋪位在我旁邊的“反革命流氓犯”徐連生能夠制服他。徐連生年輕，自稱流氓，什么臟話都能罵出口來。劉永志一沖他來，徐便指著臉罵他，揭他的老底，罵他出賣親爹。

徐連生口若懸河，穢語連珠，罵得他張口結舌，直到氣得喘不過氣來為止。此時全屋的人都想笑，真是惡人自有惡人磨。

幸虧他快到期了，很快就離開了三中隊，到了出監隊，我們全室才逃脫了一場噩夢，但從此也終結了“徐劉大戲”。

聽說這場大戲已經成為“連臺本”演出了許多年了。徐連生能伸能縮，有時把劉氣得找不著“北”時，也會主動放棄進攻，向劉示好，甚至安慰劉幾句，胡擼胡擼他的禿腦袋頂，也就沒事了，兩人維持了“斗而不破”的局面。

另一個執行員叫董清旻，他年輕，才三十來歲，為人精細，手也巧，經常做點小東西，剪紙、寫美術字。他長得有點女相，仿佛明代仕女圖上的人物，很文氣，平常老抱著琵琶彈練習曲，有時也彈《春江花月夜》《十面埋伏》。當時“評法批儒”它被定位為法家代表的進步古曲，而《霸王卸甲》被定為儒家反動的古曲。理由是前者贊美擒獲項羽，后者同情項羽。

他也是“現行反革命罪”（無非也就是議論了一下“文革”），被判十年。他慣于認罪，每開會發言必然聯系自己的罪行，念一通“改造八股經”（任何領域都有八股，監獄也不例外），表示認罪悔過老實改造。他的口頭禪是，“老想出去，出去干什么？里外還不是一樣”。聽多了，有一次我駁斥他說：“你這是對監獄的美化，還是對社會的丑化？”他只是神秘地笑一笑，不反駁，也不回答。

他是中專畢業生，學的是印刷裝訂，現在的北京印刷學院大約就是由這個中專發展來的。其所在學校在現今的安定門內國子監旁的孔廟之中。

他跟我談過好幾次“文革”初期，1966年紅八月時，在孔廟大成殿前廣場上批斗北京文藝界的“黑幫”，破“四舊”的情景。他繪聲繪色，說：老舍、侯喜瑞、荀慧生一幫三四十人，圍成一圈兒，有的跪著，有的低頭彎腰站著。中間把京戲行頭、盔頭、道具、古今書籍堆得像小山一樣，點起大火開燒。

八月天正熱，驕陽似火。這些“黑幫”在烈日下像烤鴨一樣再接受熊熊烈火的熏烤，紅衛兵拿著演戲用的刀槍把子，打那些老頭，老舍就被打破了頭，血流滿面。這些學生也真下得去手。老人一個個冒著油汗，在臉上留下黑的、紅的（有血）、白的（京劇行頭上的銀粉）道子，又可笑、又可憐。批斗完之后，孔廟的松柏樹上掛滿了金粉銀粉，都看不到綠色了。

紅衛兵覺得勁兒還沒有使完，又找來梯子、斧子去劈大成殿上面的“大成至圣先師”的匾額。不想常年不動的匾額后面有馬蜂窩，斧子一劈，驚動了馬蜂，傾巢而出。那個勇敢的紅衛兵從梯子上滾了下來，摔個半死。

董數次對我說到此事，可能那場大批斗以及焚毀文物給他的刺激太深了。老舍先生就是在那次批斗后投太平湖而死的。

在監室中，董清旻是個抹稀泥的角色，別人做了點違反監規的事，他會裝作沒看見，比如劉永志挑毛病，他往往會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徐連生痛罵劉永志時，他也在徐基本盡興之后，出面制止一下，安慰一下劉永志。

劉永志出監后，換了木匠馬宜來替劉，馬宜也是個忠厚人，從此監室的氣氛好多了。

我在這里待了兩年，始終沒有感到特別受壓抑，與董、馬這兩個執行號有很大關系。

董清旻1979年平反。出監后，從師文字學家康殷學習篆刻，給到中國旅游的外國人刻章。他買了一輛摩托車作交通工具，跑各大飯店接活，連夜刻完第二天送到飯店，不耽誤人家的行程。

那時我住在六鋪炕，他住鼓樓后街，常騎著摩托到我那里坐一會兒，因而得知他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

董結婚時我曾到他家祝賀，見到他的老爸，八十多了，依然精神矍鑠、衣履儼然、風度翩翩，稀疏有數的幾根頭發梳得一絲不亂，仿佛隨時準備出席什么重大典禮似的。

他是位老醫生，日本占領東北時學的西醫，生活自律頗嚴，聽說享壽百歲。董清旻的性格作風深受其父的影響。

結婚不久，董清旻就到日本謀生了。最初也是出售篆刻技藝，開個小店，后來連家屬也接了去，做起了買賣，十多年前加入了日籍?；貋硖接H，有時還到我家坐一坐，示我以“司馬清民”的名片。我們談起一監往事，恍若前塵。

馬宜是個極為靈巧的木匠，三十多歲，可是初一看，簡直就像五十多歲的。門牙也沒了，臉上能打褶子的地方也都打了褶子，滿面風塵，一臉滄桑。他是門頭溝區的，小時候家里窮，當過和尚，辦法事，放焰口都跟著師傅去；吹拉彈唱，不說樣樣精通，大多都能拿得起來。大躍進，破除迷信，和尚沒飯吃了，不得已，才還俗。他喜好說笑，最初聽他說自己曾是小和尚以為是玩笑，馬宜為了證明他真的當過和尚，一次睡覺前在室內念起大悲咒（梵語，他不懂意思，只是死記那些“音”），人們才信他當和尚一事并非神侃。為了維持生計他改行當了木匠。

馬宜是因為參與武斗，又有點反動言論才被判了八年。像他這樣的輕刑犯也被留在一監，大約與他會木工有關。

看守很相信他，給他單開了一個木工室，地點就在我們所住筒道的頂端。小屋里擺滿了斧子、砍刀、鋸子、刨子等，這些都能成為兇器的工具是監獄當局特別關注的，嚴禁犯人接觸。三中隊大約只有他才能單獨掌握使用這些工具。

監獄當局在三中隊有兩個特別相信的人，一是馬宜，另一個就是負責剃頭的小劉。他們二人手中都掌握著可致人死命的工具。

馬宜的手藝心思與他粗陋的相貌成反比，他不僅能做各種家具，三中隊從房子到工具的維修都是他一人擔當，還能給隊長干點私活，如打把椅子，修修立柜等。

做這些，其目的不是巴結看守，他天生閑不住，手里有點活干才舒服。他還會做樂器。三中隊有個能作曲、并能擔任樂隊指揮的人，名叫馬貴峰。政府叫他組織了一個樂隊，領導大家唱革命歌曲（也就是現在所謂的“紅歌”）。這個樂隊除了董清旻有自備琵琶、還有三四把小提琴和監獄原有的鑼、镲、鼓之外，其他二三十個人的樂器都是馬宜做的。包括中提琴、大提琴、貝司，二胡、四胡、月琴，各種笛子、嗩吶等。我看他做大貝司，真是辛苦，琴箱的里外都是用砂紙細細打磨而成的，而且一邊調音、一邊美化琴的外觀，小心翼翼，生怕打磨多了失去了音準。笛子、嗩吶，馬宜都能吹，三中隊樂隊的管樂主要靠他。

有一次演出之前他的門牙掉了，攏不住氣了，這下可糟了，怎么能吹笛子呢？一時半會兒，三中隊還找不出人來代替他。最后，還是他別出心裁地找到一塊硬塑料板，做了一個臨時假牙戴在嘴上，練習、排練、演出時用，平時摘下來，否則會妨礙吃飯。

馬宜愛笑，一笑就應了過去“蒙學”書中說的“狗竇大開”，顯得特別滑稽。他也把監獄當成了家，從不見他有不穩定的情緒，也許在外面他沒有任何親人了。

馬宜是憑著自己的能力和憨厚在干部中留下好印象的，這一點與劉永志不同。他只給別人帶來快樂，從不害人、也不與人爭。是做和尚時給他留下的善根嗎？

作者簡介：王學泰，1942年生于北京，1964年畢業于北京師范學院中文系，著名中國游民與流民文化問題研究專家。文革中受沖擊。退休前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