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科為什么被質疑？有道理的，與沒有道理的

“文科也許終歸是無用的，

但它指向一切有用之物的目標。”

——蘇德超：《“文科無用”論、

人工智能與新文科的出路》，

《新文科教育研究》2025年第1期，頁71-85、142。

本期評議：陳映芳 梅劍華

文本摘選：羅東

在當代，書籍之外，刊于專業學術期刊上的論文是知識生產、知識積累的另一基本載體。

自今年8月起，《新京報·書評周刊》在圖書評介的基礎上拓展“學術評議和文摘”這一知識傳播工作，籌備“新京報中文學術文摘服務所”，與期刊界一道服務中國人文社會科學事業。每期均由相關學科領域的專家學者擔任評議人參與推選。我們希望將近期兼具專業性和前沿性的論文傳遞給大家，我們還希望所選論文具有鮮明的本土或世界問題意識，具有中文寫作獨到的氣質。

每期兩篇，此篇來自第13期。作者蘇德超為我們講述了“文科無用”論的產生基礎，并作了反思。關心教育的讀者大概都已注意到，近年來由于國內外文科專業的招生規模縮減、就業結構變化以及人工智能的興起，一種指向文科無用的觀點流傳開來。這是文科處境自近代以來的某種延續。作者區分了對文科的兩種質疑，其一針對文科固有特征的質疑，其二針對文科研究者工作特點的質疑，對后者的質疑有助于推動研究者工作的改進，而對前者的質疑則關于文科之人文要素的存亡。

以下內容由《新文科教育研究》授權轉載。摘要、參考文獻及注釋等詳見原刊。

打開“新京報中文學術文摘”合集

作者｜蘇德超

電視劇《圍城》（1990）劇照。

迅猛發展的人工智能、大數據、基因編輯等新技術深刻重塑著這個世界，人類生活越來越智能化、高效化和數字化。為了順應這一潮流，同時也由于經濟周期的壓力，全球高校開始裁撤一些課程和專業，文科首當其沖。哈佛大學校報《深紅》報道，該校2024年取消了30多門秋季課程，歷史與文學類課程受沖擊最大。應該說，這只是長期趨勢的一個附帶結果。大約7年前，該校的一份公開報告就指出：“STEM（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領域正在世界范圍里瘋狂發展，其代價是文科。”另據報道，過去10年，美國人文學科入學人數總體下降17%。我國情況也大體相似。2023年教育部增設高校本科專業1673個，其中工學專業1322個。近10年來，我國“文科專業裁撤力度較大”。

這些現象被概括為“全球文科倒閉潮”，或者“文科大撤退”。隨著文科的就業崗位、招生專業和入學人數一時俱減，“文科無用”論甚囂塵上。文科迫切地需要自證意義以維持其存在。然而，除了文科傳承文明、能提供批判性思維訓練等抽象說辭之外，人們較少直接面對這一困難背后的深層理論根源。本文試圖正面回應“文科無用”論。

首先，筆者將闡明，文科一向被質疑，這跟文科的固有特征特別是文科研究者的工作特點密切相關。其次，指出對文科研究者工作特點的質疑不同于對文科的質疑，前者有助于文科的發展，后者并不合理。所有激進的反文科立場都涉嫌對理工科標準的超范圍使用，是一種未經有效辯護的、輕率的文科觀點，而非對嚴肅理工科立場的重視。再次，闡述為什么人工智能無法取代人類對文科的探索，并提出新文科建設要守護文科的人文要素，避免讓文科單純淪為新技術的應用場景，使其不走向“第三種文化”運動中的激進立場。

需要提醒的是，本文所說的“文科”，主要指人文學科，包括哲學、文學、歷史學、藝術學，某些部分會涉及社會科學。寬泛地說，人文學科跟自然科學相對。在研究對象上，人文學科聚焦人文要素，偏重個人感覺、內心體驗以及審美創造、倫理規范、社會制度等相關文化衍生物。自然科學聚焦自然要素，偏重人類身體以及身體所在的物理世界。如果不加特別說明，行文中“自然科學”跟“理工科”互為同義詞，交替使用。這種理解是將笛卡爾身心二元論映射到學科劃分后的一個結果。社會科學介于人文學科和自然科學之間，它在對象上具有居間性：社會現象是人文要素與自然要素的互動產物，社會本質上是一群人為了在自然環境中實現人文理想而演化出來的一套共時的穩態結構和歷時的因果機制。社會科學跟理工科的親和力天然就比人文學科要強一些。

電影《教授》（The Professor，2018）劇照。

文科為什么被質疑？

——文科的固有特征

文科具有知識體系和社會建構的雙重屬性，興起于工業時代帶來的學術分工。尤其是19世紀德國大學改革后，文理分科進一步固化。技術革命需要大量的實用技術人才，以理工科為基礎的自然科學得到重視，而文科則逐漸邊緣化。不過在近代之前，文科的地位一直高于理工科。古希臘羅馬以自由七藝為核心，通過文法、修辭、邏輯、算術、幾何、天文和音樂進行全人教育。但根據亞里士多德的看法，哲學特別是形而上學的地位高于一切具體學科。中世紀修道院學校繼承了七藝，又以神學統攝一切。在中國，先秦諸子百家構建出天道倫理、政治歷史體系，“君子六藝”中文科內容超過半數。中西傳統社會進入近代之前都更強調成人教育，重視人性的全面鍛造和社會規范的規訓。

近代是一個分水嶺。近代是理性時代，通過用理性反對神性以及君權神授，文科發展出個體自由、私有產權、自愿交換、社會契約等觀念，為社會繁榮準備好條件。此后，一系列的科學技術革命先后將人類送入蒸汽時代、電力時代、原子能與生物技術時代和信息時代。自然科學的爆發式增長催生了前所未有的新行業，提供出海量的新產品：我們眼前的一切都顯示出理工科的力量。就像原始人曾經因為觸目可見的自然偉力而生發出自然崇拜一樣，當代的普通人很難不自發地歌頌理工科并因此質疑或者干脆忽略文科的意義。

如果說理工科無處不在的影響是讓文科受到質疑的外在因素，那么，文科的固有特征則讓這一質疑有了切實的內生根據。

第一，文科研究對象的切近性有可能讓公眾本能地輕慢文科。文科研究對象是人，側重個人感覺、內心體驗以及審美創造、倫理規范、社會體制等相關文化衍生物。在涉及個人體驗的事實內容方面，第一人稱優勢普遍存在。一個人體驗到什么，他的感覺如何變化，除非他本人報告，外人極難獲知。而這些體驗的應然方向，只要不涉及跟他人的沖突，就容易被簡化為個體差異或個人偏好。

《維特根斯坦》（Wittgenstein，1993）劇照。

例如，一幅畫如何畫才是藝術的，如何看才是美的，相當數量的人會認為這無關緊要。客觀的、公認的美并不存在，主觀的美則全憑個體感覺。一些具有探索精神的當代藝術甚至因得不到理解而被嘲笑，相關的研究當然也難以被普遍認同。要是體驗應然方向的沖突涉及跟他人的關系，相應主體不得不作出某種妥協，這一妥協也被解釋成個人偏好間的排序。一個人對他人盤中美餐的垂涎并不會讓他將手中的筷子伸過去，這只是因為，跟美味相比，他更希望得到別人的尊重以保持穩定的人際關系。于是文科學術立場的不同被認為是跟內容聯系并不緊密的風格之爭。

在理工科那里，情況截然不同。對象并不切近，自然科學的對象需要借助現代科學儀器才能被有專業意義地觀測到，顯然不存在第一人優勢。相應地，理工科的內容陳述采取客觀中立的第三人稱視角（儀器視角）。理工科對象獨立于任何一個觀察者而存在，具有科學意義的觀察過程是可重復的，相應的觀察報告具有穩定的主體間性。如果報告結果有所不同，這一不同將具有實質意義而非僅僅體現為風格之爭。

第二，文科研究的獨特概念性令其無法接受事實和邏輯的嚴格核查。一切理論學科都要形成概念和辨析概念。理工科中的理論學科，如理論物理，會提出一系列的概念，利用數學等形式工具將這些概念關系清晰化、系統化，并進一步檢查這些概念是否相互沖突。一個不一致的系統必定至少在某一處存在錯誤。此外，理工科概念或其推導結果必須接受經驗的檢驗。公式漂亮與體系簡潔并不是衡量理論真實的標準。理工科是追求主體間一致的第三人稱經驗科學。孫昌璞院士指出，“科學精神不僅體現在對真理的追求和對數據的尊重上，還包括對理論和實驗結果的獨立性和透明度的堅持”。哪怕是數學結果也應接受事實檢驗。楊振寧先生批評一些人只在物理的數學結構上做些小花樣，物理學發展史顯示，單純“從抽象數學中想出來的見解，后來在物理中大大成功的例子非常少”。

《曙光集》

作者：楊振寧

編譯：翁帆

版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8年10月

《別逗了，費曼先生》

作者：[美] 理查德·費曼 [美] R.萊頓

譯者：王祖哲

版本：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 2019年6月

文科的概念性特征則大異其趣。費曼曾嘲笑實驗結果無法重復的心理學為“野狐禪科學”，然而在文科尤其是人文學科，卻幾乎沒有學者會去驗證同行的研究成果。以哲學為例，蘇格拉底對概念本質的探索是哲學活動的典型特征。清晰概念是哲學活動的終點，而不是像在大多數自然科學那里是一個起點。什么是真？什么是美？什么是正義？什么是靈魂？什么是世界的本質？通過跟對話者的多重辯難，蘇格拉底希望得到一個雙方認可的定義。蹊蹺在于，關鍵性的哲學概念與它的競爭概念跟事實符合得同樣地好，或者同樣地不好。

《費希特文集》（第二卷）

作者：[德] 約翰·歌特利布·費希特

譯者：梁志學

版本：商務印書館 2014年12月

例如，精致的唯物論跟精致的唯心論都能很好地解釋我們的生活世界和觀察事實。以至于費希特說，“人們將選擇哪一種哲學，這就要看他是哪一種人。”文科的分歧又一次呈現為風格與偏好之爭。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導致邏輯一致性檢查對文科來說意義并不明確。邏輯一致性檢查難以奏效的另一個原因是，文科預設太多，無法給出精確表述。斯賓諾莎曾用概念—公理—定理的形式刻畫笛卡爾和他本人的哲學體系，但稍做檢查不難發現，很多地方存在邏輯錯誤。然而，這似乎對他們在哲學史上的地位沒有造成太大影響。再者，文科理論概念間的相互沖突有可能被解釋成一個特點甚至優點。黑格爾辯證法直接宣稱世界是矛盾的，矛盾是世界發展的動力。這樣的理論體系顯然不接受邏輯一致性檢查。

電影《畢業派對》（Fandango，1985）劇照。

第三，文科沒有明顯進步可言。由于得不到事實和邏輯的嚴格核查，文科的所有關鍵性分歧幾乎都不了了之。盡管庫恩提出“科學革命”與“常規科學”二分的說法，但大多數科學家相信自然科學的發展是連續的。自然科學的這種連續性由累積的事實和一致的邏輯來保證。由于文科的分歧與時代變化缺乏相應的校準，文科研究呈現出明顯的返古現象，返回傳統智慧的經典詮釋一直是文科研究的一個主要方法。跟文科的經典“我們只能通過，而不能越過”不同，理工科研究者較少關注學科史和學科經典，研究的出發點是當代人的最新貢獻。作為一項沒有明顯進步的研究，文科不免讓公眾望而卻步，并懷疑其間有可能存在浪費時間和智力的無謂猜測。例如，一些德高望重的科學家，如費米、費曼就“對哲學懷有不友好甚至不屑一顧的態度”；楊振寧先生也說，20世紀到了他這一代，“實際從事研究工作的物理學家，沒有人關注哲學”。

第四，文科價值導向上的弱市場屬性和非力量性有可能讓大多數人放棄文科。毋庸置疑，生活世界的經濟活動由市場主導，市場因交換而存在。在市場中一件物品的價值由交換來體現：交換機會越多，交換回來的東西越多，它就越有價值。但文科倡導的價值尤其是人文價值，涉及人的尊嚴，是反交換的。康德指出，人是目的，人性尊嚴等無法標價，不能出售。理性存在者應當將道德律作為行動的出發點以期進入自由者的道德世界，成為自己和他人的“持久福利的創造者”。

《純粹理性批判》

作者：康德

譯者：鄧曉芒

版本：人民出版社 2004年10月

復以政治學為例，它的主要目標不是在某個社會系統中為個人提供特定的產品或服務，而是通過理論規劃一個特定的社會系統從而讓特定的產品和服務的提供得以可能。在這個意義上，文科成果具有非競爭性、非排他性、外部性等社會公共品特征。因此，個人用戶（通過外部性已經享受到相關好處）會無意忽略或（為了逃避付費并希望他人承擔更多成本）有意隱瞞對這類文科產品的需求。

理工科跟市場的吻合度和力量感明顯要強得多。理工科倡導有用，知識就是力量。力量體現為一系列的產品，這些產品可以用來改善大多數人的生活。學習自然科學，制造出產品然后出售就顯得順理成章。理工科的發展同時會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新學科的誕生往往會催生一個或多個與之相應的新行業。例如，柔性電子學促成了可穿戴健康監測設備行業和柔性顯示行業。理工科的力量因此得以自然展現。并且，絕大多數理工科產品都不具有社會公共品特征，縱然其中的理論學科有相關特征，也有可能會通過應用產品化來實現商業化。應用數學在人工智能和芯片制造業中的運用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另有一些更為純粹的理論研究，其應用前景雖更為遙遠，但也可以通過對應用學科現實或可能的支撐作用顯示其力量。這種力量感的底層是欲望邏輯：或者滿足欲望，或者帶來滿足欲望的技術，或者為這些技術提供支持。面對這樣的邏輯，文科明顯乏力：不但難以滿足欲望，有時反而規訓欲望。

文科為什么被質疑？

——文科研究者的工作特點

文科職業化以及由此帶來文科表達的專業化也是文科被質疑的重要原因。19世紀以來，除開像實用主義創始人皮爾士這樣的少數例外，絕大多數具有深遠影響的文科思想家都是大學教授。為了筑起行業壁壘，同時提升行業內部的競爭力，文科表達朝著高度專業化的方向演化，各種技術性行話開始出現，專業性論文和著作取代了從前的散文隨筆。

文科的職業化專業化疊加上文指出的文科固有特征，就讓文科飽受詬病。在觀察對象方面，文科研究者并不比普通人具有更大的優勢；而文科的結論又無法接受事實的明確核查，甚至還拒絕邏輯一致性檢查，至少邏輯一致性檢查的否定結論對文科并不構成致命打擊；文科分歧多被處理成風格之爭，沒有明顯的進步；同時，文科產品的市場屬性和力量感相對較弱，普通個體缺乏購買的必要性沖動。在此情形之下，對外行而言，文科的專業壁壘僅僅表現為難以理解的術語和理論體系。于是相應的專業化就容易被批評為文科研究者們缺乏事實與邏輯核查的內部團結標識，文科研究者的影響被視作文科利益共同體相互引用帶來的外部效應。

職業化后的文科擁有一大批研究者，他們做的大部分工作是改寫式詮釋。除了像馬克斯·韋伯、尼采、維特根斯坦、海德格爾等少數杰出者，很多文科研究者都在做經典文本詮釋和比較。這些研究在梳理文本、勾勒概念譜系方面具有重要價值。

電視劇《孔子》（1991）劇照。

然而，這也使得文科研究容易在低水平上重復，“重復古人，重復洋人，食古不化，食洋不化，說自己半懂不懂、似懂非懂的話”，撇開“流行的靠吹噓和神化某一位……思想家的思想來抬高自己的學術品位的研究方式”，從古文到現代文、從外文到中文、從傳統行話到現代行話、從一個思想家的行話到另一個思想家的行話的改寫式詮釋，無非是對已有內容的梳理或對比，鮮有“新質”貢獻。其工作前提是耐心、細心和必要的時間，明顯缺乏理工科那樣的專業壁壘。既然文科職業化難以被公眾真正接受，這些專業化工作因此也就不得不承接由此而來的質疑：它們為真嗎？它們邏輯一致嗎？如果連這些都無法判定，對原本就存疑的思想加以研究就是無關緊要的。

電影《會飲》（Le Banquet，1990）劇照。

套用式應用也是文科研究者常見的工作方式，用一種特定的文科理論去分析某個現象。這類研究的常見標題是：A（人名或理論名）視域下的B（現象名）研究，A（現象名）——基于B（人名或理論名）視角的分析。20世紀科學哲學公認的一個信條是“觀察滲透理論”，通過有意識地加入特定理論去闡釋一個現象，就像在化學中加入特定試劑去檢測物質的性質。分析試劑與物質間的化學反應，化學家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所檢測物質從前不為人知的性質。類似地，分析所采納理論視角跟現象結合的析出物，文科研究者可以更全面地理解該現象的深層結構。例如，從國家自主性視角出發，將顯示出以前我國治理維度間銜接機制不健全等問題皆源于對國家自主性這一關鍵變量的忽視。用葛蘭西、龐德和麥克盧漢的相關理論分析社交媒體，將會得到像“有機知識分子”“社會的觸角”“古老文化的遠程預警系統”等有趣的結論。

然而，跟理工科不同，文科理論的應用可重復性差，不同學者分析同一現象常常得出不同的結論。學科內部對此卻不作或難以作出對錯判斷，仿佛立場不同的學者是在放學術煙花，制造某種文化景觀。更有甚者，這些分歧有可能進一步演化成不同學派之爭或同一學派內部的不同傾向之爭。比如在政府是否應該干預市場以及干預強度問題上，形成了傾向于主張完全經濟自由的奧地利學派、強調政府通過貨幣供應適度干預經濟的芝加哥學派和支持政府積極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凱恩斯學派等。從理工科的角度看，學派的存在是理論不成熟的表現。“眾多主義的存在，只是說明認知科學還沒有找到一個能夠被公認的核心理論，主義只是爭論尚無結果的標志，一旦公認的理論建立起來，主義就沒有必要了”。愛因斯坦和玻爾關于量子世界的概率性是否為自然界基本特征存在爭議，但隨著實驗證據的增加，一方或雙方會被證明為錯誤。文科中得不到消除的分歧廣泛存在，無形之中削弱了文科研究的公信力。

《認知科學揭秘》

作者：趙南元

版本：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2年5月

文科的固有特征和文科研究者的工作特點使得文科研究必要性不高、可替代性卻很強，文科生就業挑戰大。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許多工作已經或正在被取代。回顧歷史，從文科職業化以來，這一就業挑戰就一直存在。除開像會計、法律等社會科學應用類學科，大多數文科專業缺乏穩定的職業通道。高校文科研究者的專業技能往往只適用于高校，在社會中缺乏一個對應的行業。從實用上講，很多文科教授的技能不是就業，而是升學。越是靠近人文學科的文科專業，本科畢業生的考研率越高。這種升學式就業是在推后就業。擁有更高文科學位的學生在就業時專業匹配度也不高，更多在依賴社會的文憑高消費所設置的文憑門檻。如果以就業為導向，文科的用處的確比理工科小。

質疑的不合理之處及其實質

還可以從其他維度對文科提出質疑，例如文科研究難以量化、周期過長、主觀性太強等。這些質疑并不處在核心位置。比如，難以量化和主觀性太強，可以通過缺乏事實和邏輯的嚴格核查來解釋。周期過長則很難構成有效質疑的獨立理由，例如理論數學的研究周期可能比很多文科更長，張益唐從學生時代就對孿生素數分布感興趣，到2013年發表獲得重大突破的《素數間的有界距離》，幾十年時間過去了。質疑的關鍵在于缺乏信任。文科的固有特征和文科研究者的工作特點讓圈外人很難對其建立起跟理工科相媲美的信任。

同時，我們要區分針對文科固有特征的質疑和針對文科研究者工作特點的質疑。后一類質疑是外部質疑，有助于文科研究者改進工作方法。但我們也要看到，這些外部質疑存在著苛求傾向。包括文科研究者在內的大多數研究者，其工作是提供學術快銷品而非殿堂級作品。學術界是經濟循環的一個部分，研究者通過授課、寫論文、出版專著等進入這個循環。絕大多數理工科研究者均不能在學科史上留下名字，他們的工作主要在于經濟意義：傳播某個學科的知識，訓練這個學科的技能，同時也就完成了在經濟循環中的任務。文科研究者也一樣。

紀錄片《象牙塔》（Ivory Tower，2014）畫面。

比較起來，對文科固有特征的質疑要嚴厲得多。這不是對文科研究者的不滿，而是對文科的不滿，其邏輯后果將是取締文科。對文科的取締倒不一定是對文科內容的完全取消，它很可能僅僅指取消文科職業化。在理工科職業化凱歌猛進之時，文科似乎應該退回到近代之前，僅供業余者研究。客觀來看，這一思路說服力極強。跟職業化文科相比，職業化之前的文科對人類社會的影響要大得多。以哲學為例，在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的精神過程中，“世界上所有三個地區的人類全都開始意識到整體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由此形成“軸心期”，塑造了各自的文明傳統。19世紀以來的大學哲學教授鮮有與之匹敵者。同時，近代職業化之前的哲學家，如笛卡爾、休謨，他們在哲學圈內外的號召力遠遠勝過大多數大學教授。

不過，我們注意到，那些具有較大影響的非職業化文科思想家們的文科工作，像“第三種文化”的代表人物道金斯將生物基因理論向文化模因觀念的推廣、薩根通過宇宙學對生命意義的反思，這些活動依然符合文科的固有特征，甚至“得到結論的過程和結論更像哲學”。對普通人來說，他們的研究對象是切近的，他們的研究內容無法得到事實和邏輯的嚴格核查，缺乏進步可言，市場屬性弱。因此，取消文科職業化，很可能單單意味著，應該由接受理工科訓練者來業余地從事文科探索。這是“第三種文化”潮流中激進的一支，有人預言，這些新的文科研究者會“逐步取代傳統知識分子的地位”。

《第三種文化》

作者：[美] 布羅克曼

譯者：呂芳

版本：海南出版社 2003年4月

在這里，我們遇到了質疑文科的一個常見悖謬：一方面，文科的固有特征被保留下來；另一方面，文科的從業資格被賦予不具有這些特征的職業理工科研究者。傳統文科研究者被排除在想象的未來文科之外，僅僅因為他們不是理工科研究者。理工科研究者的優勢在于，借助理工科的理論和技術，人類可以從自然界獲取數目巨大的能量和信息。但理工科的強大能力顯然不足以為將文科研究者排除文科領域背書，否則就是在犯下“不相干”的邏輯錯誤。除非我們愿意取消文科的固有特征，徹底改造文科。于是，關鍵問題就在于，文科的固有特征能夠被取消嗎？如果不能，那么，相應的質疑無非是基于理工科思維的偏見。

我們可以設想，文科的固有特征都被取消，文科的研究對象不再向普通人開放，必須借助專業儀器才能觀測。隨著理工科手段的介入，文科的研究內容接受事實和邏輯的嚴格核查，因此至少可以想象這樣的研究成果能夠取得像理工科一樣可累積的進步。根據這些研究成果開發出來的產品跟通常的理工科產品一樣具有較強的市場屬性。

必須承認，上述猜想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是事實，但這并不能深度滿足我們對人文的探索。比如，科學家早就發現，人類對異性美的界定大多跟潛在的生殖優勢有關，本質上是一種性感：身體的勻稱比例，健康的膚色，突出的第二性征等等。這些特征也符合一定的數學比例關系。同時，對美的感受還有神經生物學基礎。當我們感知到美時，眶額葉皮層會更加活躍，額葉也會被激活。人的審美體驗跟對事物的享樂評價有關，其不可直觀觀察到的神經生理學機制跟其他動物相似。然而，這并不表明美就是符合某些數學比例關系的第二性征或者相關大腦皮層被激活的效果。否則，就犯下了因果顛倒的錯誤。以下可能從未被排除：因為美所以符合這些特征，而不是符合這些特征所以美。對于美的研究來說，大腦皮層的激活情況跟瞳孔放大這些肉眼可見特征沒有本質不同。我們不會認為瞳孔放大等身體特征是美，因此也不必認為單純的數學比例或大腦過程就是美。

當然，筆者并不能徹底駁倒上面這種還原論觀點。還原論是近代自然科學占主導地位的方法論：世界由極小的微粒構成，一切現象都可以被分析或還原為更底層的結構。但還原論不是自然科學的結論，而是自然科學研究者的工作前提。它并不屬于自然科學，而是關于自然科學的哲學觀點。就此而言，倘若有人試圖取締文科傳統方法并代之以理工科的方法，他并不能成功。因為他堅持了一種文科觀點，這種觀點是他應用理工科方法的前提。

電影《美麗心靈》（A Beautiful Mind，2001）劇照。

說到底，質疑文科并試圖說明“文科無用”的并不是跟文科相對的某種理工科觀點，而是一種文科觀點。如果這種觀點走到極端，排斥傳統文科研究，那它無非是將某一種文科觀點置于中心地位，并拒絕其他文科觀點的挑戰。除了還原論，還有其他文科觀點也被用來反對傳統文科，比如邏輯實證主義者宣稱，無法通過經驗驗證和邏輯分析獲知真假的命題沒有意義，卡爾納普主張“通過語言的邏輯分析消除形而上學”。但邏輯實證主義者的意義標準是自我擊敗的：它本身并不能通過經驗驗證或者邏輯分析獲知真假，因此也沒有意義。

以上分析適用于所有激進的反文科立場。這些立場的擁護者感受到自然科學力量的誘惑，又堅持自己信念的正確性，有時候這種正確的信念被他們說成是常識。因此他們所主張的其實是“常識+自然科學”。然而，常識并不是一個事實，它不是先天本能，而是文化演化的結果。常識不能拒絕挑戰，一個觀點只有在跟對立觀點的競爭中才能葆有常識地位。極端反文科立場其實是反常識的。

人工智能會取代

人對文科的研究嗎？

到此為止，還有一個重大疑慮并沒有消除：文科工作可以被人工智能取代嗎？客觀講，就非創造性的重復工作而言，這種取代已經成為事實：數據錄入、文案撰寫、場景配音、客戶交流……甚至在新材料設計與材料性能預測、化學合成優化、蛋白質結構解析等高度復雜的工作上，人工智能也開始深度參與。這些被人工智能取代的工作，其典型特征是標準化、結構化，開放性弱，重復性高，不涉及情感。從哲學上看，以上取代跟計算器取代人類計算類似，是工具性替代。包括ChatGPT在內的大語言模型替用戶創作文學作品，也主要呈現為一種概率計算：通過將自然語言轉化為向量，在訓練中統計詞頻，寫作時再根據詞與詞之間結合的某個特定概率選擇后續詞匯，句子就這樣逐字逐詞地造了出來；然后連字成篇。

《這就是ChatGPT》

作者：[美] 斯蒂芬·沃爾弗拉姆

譯者：WOLFRAM傳媒漢化小組

版本：人民郵電出版社 2023年7月

綜合考慮，理工科的部分工作被人工智能取代的可能性要大得多。運行人工智能需要算力、算法和數據。現在的人工智能具有強算力、精細算法和大數據的特點。在對算力的需求上，理工科工作遠遠超過文科。在算法上，理工科算法有明確的數學規則和科學定律支持，準確而嚴謹。文科則較多基于經驗規律和語言或情感聯想，就算有一些學科基本原理，這些原理的邏輯一致性和事實驗證度也存疑，顯得靈活而開放，與岳飛所言兵法相似，“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在對數據的要求上，文科跟理工科也各有特點。理工科的數據量更大，但結構性強，可以直接進行量化分析，對數據的精度要求高。文科的數據量不如理工科大，而且結構性也不強，沒有明確的格式和定義，來源廣泛，無法直接量化分析，精度要求低。就此而言，人工智能的特點顯然跟理工科工作更接近。

這似乎跟大多數人的觀感并不相符。然而，這只不過是由于文科對象的切近性讓公眾對文科被取代的印象更為深刻，因此也更加焦慮。幾十年前，計算器普遍取代人腦計算并沒有引起軒然大波，因為人們只把計算視為外在的工具性操作。現在，利用2024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戴米斯·哈薩比斯和約翰·江珀等人開發的AlphaFold，可以將過去耗時數年的復雜蛋白質結構預測縮短到幾分鐘，普通公眾依然無感。但當人工智能寫詩譜曲時，它已經由遠及近地切入人類價值的核心地帶，這種沖擊遠非工具性替代所能相比。加深公眾文科焦慮情緒的另一個因素是，人工智能是理工科升級迭代的產物而非文科成果。

《文明之光》

作者：吳軍

版本：人民郵電出版社 2017年5月

焦慮不是文科被取代的證據，反倒在提示文科不會被取代。普遍焦慮源于公眾對文科人性價值的洞察和人工智能進入人性價值領域的警覺。從自然科學的角度看，“文明的主線是能量與信息。帝王將相、英雄豪杰不過是為能量與信息的交流鋪路，有效提高了信息的密度”，但這種解讀忽略了人類為什么要去獲取能量和信息。從文科的角度看，能量流和信息流只是資源，它們要為人類的體驗服務。“越靠近人文，越強調更好的體驗”，宗教冥想、文化觀念和政治制度，無不致力于讓個體獲得好體驗，并使這些好體驗變得可以共存，可穩定預期。無論活在哪里，我們都活在體驗里。自然科學通過協調和整合自然的物質資源，增進人類的正向感知；社會科學聚焦調整和管控人際關系和社會體制，緩解不同個體感知可能導致的沖突；而人文學科則致力于澄清、引導和塑造個體對價值的界定，促成個體在精神層面的自我滿足。

我們可以把文科工作尤其是人文學科的工作交給人工智能嗎？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2001）劇照。

答案是否定的。至少就目前而言，大語言模型的人工智能給出的答案主要基于統計顯著性，是某種“模式匹配的笨拙統計”（喬姆斯基），或者說是“非故意虛構”。通過識別大數據中的模式和規律，人工智能根據大多數情況來確定一個看起來正確的結果。“它沒有假定任何因果機制或者物理定律”，只在做描述和預測。“它們無法區分可能和不可能。”這跟人類并不相同，跟文科研究也不相似。在人類價值的澄清、引導和塑造方面，文科研究者不得不經常訴諸蘇格拉底辯證法，在生活事實、內心直覺和邏輯一致性之間尋找微妙的反思平衡。這些答案不是對人類已有回答的看見（sight）和某種擬似，而是對人類未曾清晰表達過的直覺的洞見（insight）。如果我們像采納計算器計算結果一樣去采納人工智能的回答，那就不過是采納了多數人的已有意見，將不可避免地滑入“多數人暴政”或者守舊傳統中。再者，這里所謂的多數人意見只是用于訓練人工智能的大數據中的多數人意見。不同國家的大語言模型關于同一問題會給出不同的回答，這已經是一個常識。把文科工作交給人工智能，其實質是采信大數據中的多數看法。

《孟子譯注》

作者：楊伯峻

版本：中華書局 2018年6月

更進一步，文科關乎的價值跟人類情感反應相關，它不是一個文本事實或一堆靜態數據。情感反應會左右直覺，直覺進一步影響行為和社會規范。孟子嘗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因“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故“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于掌上”。（《孟子·公孫丑上》）人工智能沒有感官，缺乏情感能力，它基于文本概括給出的立場是對人群現成見解的報告。這一文本源生的驅動因素——情感和直覺——分散在不同個體的大腦里，沒有被收集成數據，也無法被收集，因此無法被人工智能處理。拿哈耶克理解的市場來打比方。不同人的觀點相當于市場主體的各自叫價，觀點背后的情感和直覺相當于市場主體的主觀需求，市場則類似于人性價值領域。人工智能收集到大量的價格信號，但它無法收集市場分散主體的主觀需求。所以，它并不能真正理解市場，替社會整體作出計劃。由于人工智能缺乏情感和直覺，沒有主觀需求，它甚至都不是一個合格的市場主體。在類似意義上，人工智能也不是一個價值主體，不能獨立作出價值決策。

跟理工科在多數情況下把儀器返回結果當成最后結果不同，在文科的核心領域，從人工智能返回結果并不能直接被認為是正確的而予以采信，最后的決定權在人。哲學家們相信，人的決定不是“推”出來的，而是“做”出來的。對此的強解釋是人有自由意志，而弱解釋則是人的決策系統過于復雜以致不能刻畫成清晰的推理過程，當然也無法由人工智能精準模擬。人工智能的運算結果僅僅是為人類的判斷提供選項。人們做最終決定的過程在物理上獨立于人工智能，不為人工智能所理解。

文科的生命力除植根于人類所擁有的終極決定權外，文科還要基于情感和直覺去提供盡可能好的心智工具。根據丹尼特的劃分，人類是格雷戈里式生物，擁有豐富的心智工具。借助這些工具，人類不但可以學習新知識、獲得新技能，從而避免達爾文式生物只能依靠本能和先天基因特性應對環境變化的窘境，同時也借助兵棋推演式的想象力在假設試錯中迭代以大大降低類似于斯金納式生物的生存成本，并且，還可以利用心智工具來升級心智工具，產生理解、意識和自我意識。

《從細菌到巴赫再回來》

作者：[美] 丹尼爾·丹尼特

譯者：馮文婧 郭瑞東

版本: 中國紡織出版社｜湛廬文化 2024年2月

人工智能是現成心智工具的集大成者，但它并不能產生新的心智工具。無論文科還是理工科，新心智工具的產生需要底層的創造性。創造力的結果是差異化的，人工智能導出的結果會趨同、缺乏遠見。因為人工智能是回溯式的，依賴于已有的數據。

余論：

文科的人文要素

與新文科的出路

不可否認，新技術浪潮下，文科研究工具和研究領域需要與時俱進。為此我們需要大力推進新文科建設。目前新文科建設主要聚焦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的融合創新和跨學科人才培養。比如，數字史學為史學研究帶來一系列新視角、新領域，如人口史、災害史、海關史、醫療史等領域的量化研究。許多大學都開設了“人工智能+傳統文科”等學位項目。

但是，在技術重構的知識圖景中，文科應注意避免淪為理工科技術單純的應用場景，或為其做簡單的數據標注，從而“呈現出泡沫化繁榮的另一面”。在文科中，歷史學對數字化和人工智能的應用較為積極。大數據技術能夠讓歷史學家更快更有效地從海量史料中挖掘更多數據，發現歷史真實，“這是一個重要的改變”，盡管如此，“當前大語言模型在回應歷史研究的核心關切上并不理想”。同樣現象在文學領域也有報告：數字文學“永遠無法取代文學直覺和細讀的重要性”。更有甚者，有的所謂跨學科實驗室，其基本工作是將文科經典轉化成加以標注的數字文本。這樣的工作有益且必要，卻很難被說成是研究工作。從實體文本轉換成數字文本，哪怕是像國外數字人文的標志性成果，高達1000多萬詞的布薩《托馬斯·阿奎那索引》，也只是素來被批評的文科轉寫式詮釋的新版本。

數字文科泡沫化繁榮的危險，同“第三種文化”中激進派如出一轍。文科跟理工科的差異長時間存在導致知識界的不幸分裂：人文知識分子和以物理學家為代表的自然科學家。一些有識之士呼吁，應該促成雙方相互融合的“第三種文化”。然而，在自然科學的影響下，人們容易去尋求理工科技術和主要關切對人文的全面取代。如布羅克曼就組織起一大批著名科學家寫作科普文章，同時回答傳統文科的問題。就連對文科抱著深刻同情的現代科學史之父薩頓都認為：“科學活動是人類最主要的創造性活動，不只是在物質上，而且在精神上。”因此，這個時代的“主要文化需要”是建造“科學史”這座橋梁，這是舊人文主義者同科學家之間的唯一橋梁。這樣一來，就弱化了文科的固有特征，拋開了人文要素。

《概念與范疇》

作者：[英] 以賽亞·伯林

譯者：凌建娥

版本：譯林出版社 2019年4月

正是人文要素才讓文科不可取代。伯林曾經將人類面臨的問題劃分成三大類：經驗問題、形式問題和哲學問題。前兩類問題是有答案的封閉型問題，尋找答案的方式分別為：具體時空的探索和抽象的計算推理。而第三類問題則難以如此按圖索驥。所有學科中都存在著這三類問題，分布比例并不相似。

《自然與希臘人科學與人文主義》

作者：[奧] 埃爾溫·薛定諤

譯者：張卜天

版本：商務印書館 2015年2月

跟理工科比起來，文科的問題主要集中在第三類。這類問題的求解需要極強的創造性，如前所述，需要求助于人的情感和直覺，而情感和直覺則是我們人類價值的起源。薛定諤認為，科學有兩個底層假定：世界可知，研究者的人格在可知世界之外作為一個觀察者出現。這就造成“我們無法同時思考外部世界和我”，因而也不能回答關于人的獨特問題：幸福、自由與生命的意義。費曼強調，自然科學告訴我們的，是一件事及其后果，但一件事發生后有什么價值，這樣的問題“肯定都在科學的范疇之外”。這相當于重申了休謨論斷，事實（是）跟價值（應當）是分裂的。不難看出，這一分裂跟現象世界和本體世界的康德式分裂相關，無論關于現象的事實如何，它跟本體的裂縫保證了人類在人性價值方面的自由，“人性生活的選擇并不受制于事實”。在闡釋這些選擇方面，文科尤其是人文學科責無旁貸。

當然，文科并不能抱殘守缺，否則“就很可能自我封閉并從而走向自我循環的死胡同”。不過，新文科理應是文科內容跟理工科成果的某種結合，而非由理工科來單向引領。如有學者指出的，可以將新文科理解為“第三種文化”中的更溫和一派，“其存在和發展的前提就是前兩種文化自身的存在與發展”，它并不取代任何一方。“新文科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要在歷史、共時、未來三個時間向度上，通過重構、交錯時間的起止點，對原有的知識再發現、再批判、再定位、再發展”。真正的新文科研究，就像《數字人文宣言》中所主張的，不應該把文科研究者轉變成工程師或者程序員，更不是他們的助手，而是要去擴大文科知識的范圍、提升其品質、擴大其影響，參與并催生更為豐富的學術交流和實踐模型、風格，進行迭代。“在流動、變換的空間中，審視人的尊嚴和價值、人在宇宙萬物中的定位以及與萬物之間的關系。”

人類自誕生以來，面臨的終極問題就沒有改變過，其他問題是終極問題的變奏。新技術應用會產生更多的繁復內容，容易讓我們迷失在無關緊要卻近在咫尺的細節里，忘記人之為人的人文要素。在新技術浪潮之下，文科有必要守護這些人文要素，它事關我們的尊嚴與自由。在理工科有用的意義上，文科也許終歸是無用的，但它指向一切有用之物的目標。

【文獻出處】 蘇德超：《“文科無用”論、人工智能與新文科的出路》，《新文科教育研究》2025年第1期，頁71-85、142 。

打開“新京報中文學術文摘”合集

本文內容由新京報中文學術文摘服務所摘選。作者：蘇德超；本期評議：陳映芳、梅劍華；文本摘選：羅東；編輯：西西；導語校對：薛京寧。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最近微信公眾號又改版啦

大家記得將「新京報書評周刊」設置為星標

不錯過每一篇精彩文章～

2024書評周刊合訂本上市！

點擊書封可即刻下單

了解《新京報·書評周刊》2024合訂本詳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