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常博物，記得去看花｜專訪北大哲學系教授劉華杰

在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劉華杰的辦公室里，隨處可見自然之物，洪水沖刷過的木頭、植物的果實、東北的奇石、左旋的螺殼等。這些東西看似普通，但每一件都有它的特點和故事：六道木的枝條有六個棱，而且每長一段就會旋轉一下，這種獨特的生長方式，連科學家都無法完全解釋；修剪下來的板栗枝干可以做門擋，也可以立起來掛衣服；蕨類植物的葉子很大，壓平后掛在墻上非常漂亮；干枝梅已經放了快20年，依然保持著原來的樣子。

“我博物故我在”，劉華杰套用笛卡兒的名言來概括自己的博物思想。他認為，笛卡兒的“我思故我在”，高揚了人類理性，但也導致致命的自負；“我博物故我在”則更務實，上接傳統下引未來。多年來，他致力于復興博物學，為此做了大量工作，無論是野外考察還是傳播推廣。最近，他又有三本新書出版，分別是講昆蟲的《雀甕》、談植物的《斯卡布羅集市上的植物》，以及探討方法論的《舍象與秋水變焦》。這三本書放在一起，也回答了一個根本問題：在這個被科學技術包圍的時代，人文學者以及普通人要如何重新與大自然建立聯系，過一種更清醒、更踏實的生活。

劉華杰作為哲學教授在北大授課之余，也盡量尋找時間到山野里考察。他兒時在山里長大，大學本科時學地質。這使得他更容易走進大自然。但更重要的是，在科學史、科學哲學的教學中，在反思現代性過程中，他重新發現了古老博物學的價值，最終將博物學與哲學思考結合起來，形成了自己的“生存哲學”。在他看來，光從書本和屏幕認識自然遠遠不夠，真正的理解源自腳踩泥土，親眼去看、去探究——“博物學的拉丁語是historia naturalis，其中的historia，古義就是‘探究’，而不是現在說的‘歷史’”。

在訪談中，劉華杰深入講述了在人工智能時代，親身走進自然為何變得更加珍貴，以及如何通過看似“無用”的觀察，找到內心的平衡，甚至看到文明未來的另一種可能。

發現全緣葉綠絨蒿

博物學

是觀察、發現、連接、愉悅的過程

北青報：先請釋義一下您理解的博物學概念。

劉華杰：博物是一個非常古老的、綜合性的、注重橫向發展的學問。是人類與大自然互動的學問，涉及知識、情感和價值觀等多個維度。它是一種在自然條件下把握世界的方式，核心在于觀察、描述和分類，與生活世界關系密切。這種探究方式是自然科學的認知傳統之一，首先是個體直接接觸自然（一階博物學），然后是研究他人相關探究過程和結果（二階博物學）。跟現代科學相比，它顯得膚淺卻也十分管用。

北青報：當今世界科技既有效又強大，往往代替了人們去感受大自然，您認為博物和科學的關系是怎樣的？

劉華杰：科技是現代社會的三個重要支柱之一（另兩個是權力和資本）。科技做大做強后，許多與認知相關的東西都想“蹭流量”，跟科技套近乎而獲得話語權。許多同情博物的人，認為它是一種科學，持此見解的包括利奧波德，國內也有人文學者這樣認為。我則提出不同的“平行論”：博物在過去、現在和將來，都平行于科學存在和演化。它們之間有關聯，但互不隸屬。博物學更注重個體的情感和體驗，歷史也更悠久。

北京房山的山杏

北青報：您強調博物學的“無用而美好”，認為其核心在于培養人與自然的直接聯系，且具有低成本性。我們該如何理解這種低成本特性？

劉華杰：生態文明建設已經被確認為國家基本國策，各級教育要為此服務。有了政策，還需要行為主體在情感和經驗上真正認同生態文明，首先就是要分辨“好生態”和“壞生態”。而博物學正是解決這個問題的一把鑰匙。相對于大規模、高投入的科技教育而言，它是低成本的。通過博物活動理解生態，不需要昂貴的實驗室設備，一雙眼睛、一顆好奇心、一雙能走的腿，就是最基本的工具。同時，博物實踐也會讓人在心理和認知上有巨大收益，能夠部分克服現代性的一些頑疾。比如理解非人類中心論在思考和處理事物中的價值。從認識身邊第一株蒲公英、早天堇菜、夏至草開始，你就是博物學的實踐者。這是觀察、發現、連接、愉悅的過程。這種“無用”，恰恰是對現代功利主義價值體系的抵抗，它捍衛的是人類內在的、對美和多樣性的純粹興趣，這種興趣是人類精神健康不可或缺的養分。與此同時，一定會意識到、感受到，生態系統中，人只是其中的一個成員。我們是理性動物，這在相當程度上表現為，我們可以換位思考，嘗試從動物、植物、大山的角度來考慮生態系統的聯系和整體性，如利奧波德講的“像山那樣思考”。

劉華杰在拍攝杜鵑花屬植物

博物學的復興

是對復雜現實的一種正視

北青報：您認為當前博物學的復興，是否可以被看作是對科學革命以來占據主導地位的知識范式的一種修正？這種修正對現代科學體系本身會產生什么潛在影響？

劉華杰：是的，更準確說是對世界觀、“發展范式”的修正，因為近現代科學的興起和繁榮從屬于現代世界觀和現代社會發展觀。也可以說是對“現代性神學觀”的一種反思。現代社會雖然是世俗社會，卻流行一種世俗宗教，馬克思已經描述過。自路德改革或科學革命（兩者時間相近）以來，人類個體從神權和王權下解放出來，分析、還原、量化取得了巨大成功，人敢于給大自然“立法”（康德的哥白尼革命），但也造成了人與自然關系的對象化、生態環境摩擦。現代科學的成功，有賴于其獨特的方法論，但是其方法論也有明顯的缺陷，它過分重視舍象、嚴格化、局部化、客觀化（我的《舍象與秋水變焦》有一些討論），從而導致對生活世界的背離，即胡塞爾所說的“危機”。博物學的復興，是對復雜現實的一種正視，是在呼喚一種綜合的、整體的、情感上的向大自然的回歸，也可以把它理解為想象中的“二次路德改革”：通過反思“中介”而回歸到自然秩序當中，與大自然同呼吸共患難。

樂觀的估計是，這種修正對現代科學體系的潛在影響是良性的、建設性的。它可能促使科學更加關注復雜性與整體性、更加重視地方性知識與多樣性，重新思考科學的社會角色與倫理邊界。博物學所蘊含的謙卑、敬畏和自然態度，可以作為一種倫理參照，促使科技發展更多地考量生態后果和生命尊嚴。不過，當下第一重要的不是去管科技，而是管自己！

劉華杰手繪植物圖

北青報：在您看來，面對生態危機這一時代大問題，博物學能提供怎樣獨特而不可或缺的解決方案或思路？

劉華杰：博物活動由近及遠在具體“地方”中展開，而不是一上來就抽象地討論世界通用的原理。知識只有附著在個人鮮活的體驗上，才會真正被內化。認物種、懂生態、知家鄉、愛祖國，是一脈相承的，不可跳躍。

博物學提供的不是立竿見影的技術方案，而是解決危機的社會土壤和人心基礎。生態危機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是認知和情感的危機，不認識、不關心、不愛。如果人們對自己的家鄉有哪些鳥、哪些樹、哪些河流都一無所知，那么保護生物多樣性就只能是一句遙遠而空洞的口號。所以博物學的作用在于，從根本上培養有生態素養的公民。通過親身的觀察和實踐，一個人會建立基于地方的具體生態認知，他能說出本地生態系統春夏秋冬的變化，知道哪些是土著（本土種），哪些是入侵者。他對自己觀察過、記錄過的那片樹林、那條小溪會產生家園感，這種情感是任何外部宣傳都無法賦予的，也是最強大的保護動力。

在甘肅省甘南州的野外

博物倫理

設定行為的邊界和心靈的敬畏

北青報：如果請您向一位身處都市、對自然感興趣的年輕一代推薦一門入門級的博物學實踐，您會選擇什么？

劉華杰：對于普通大眾來說，踐行博物學的方法很簡單：先從認識家周圍的植物開始，一點點往外擴展，堅持觀察和積累，保持興趣和好奇心，注意尊重自然、不傷害生物就好。無論是在小區的綠地里、校園的角落中，還是在公園的小徑上，只要你愿意放慢腳步，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聽、用手去觸摸，就能感受到自然的美好，體會到博物學的樂趣。博物學不是一門高深的學問，它就在我們身邊，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順便一提，從博物角度立即就能發現，現在的人工園林生態并不好，比如蟲子非常少。指出這一點非常重要，人工花園、植物園，并非生態典范，它們的生態狀況可能遠不如一片野地。人們終究要學會欣賞自然美。

安徽黃山的霧凇

北青報：您也提醒，博物倫理需及早考慮。這是否意味著，博物學實踐本身也可能重蹈技術異化的覆轍？例如，過度的觀察采集、生態旅游的干擾、甚至為了博物而破壞自然？

劉華杰：是的，必須警惕，《博物理念宣言》就是針對這一點的。任何人類活動，一旦失去反思和約束，都可能走向異化，博物學實踐也不例外，可能出現一些誤區。比如有收集癖和占有欲的人，容易過度采集標本，尤其是珍稀物種，為了充實個人收藏而損害種群，這與博物學尊重生命的本意相悖。還有人為了拍到好照片，用誘餌引誘動物，修剪甚至捆綁植物枝條，或者過分接近鳥巢和獸穴，干擾動物的正常生活，這就已經不是觀察，而是脅迫了。博物倫理的核心就是設定行為的邊界和心靈的敬畏。要知道我們是大自然的過客，不是主人，所以首要原則是不傷害或最小干擾。觀察時保持距離，采集時遵循最小必要原則，如非科研等必要目的，盡量不采。

成為博物學家

是一種生活態度和認知方式

北青報：互聯網時代，普通人可以用到很多動植物的識別軟件，對此，您認為可以完全信任嗎？

劉華杰：這類軟件，我覺得不用是傻子，但全信更是傻子。我在《雀甕》中專門談到這個問題：傳播并鼓勵這類查詢，便在某些方面提升了公眾訪問世界的能力。當然，并不保證一定能查到，順利查到的概率達到20%就相當不錯了。自己查到初步結果后，最好請專業人士幫助確認，因為時常會出錯。分析這一查詢過程，涉及諸多環境條件，比如網絡鏈接、數據庫等，改進它們就是提升生態文明素養的表現，忽視它們是不對的。

北青報：孔子曾說“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您也提到像蘇東坡、曹雪芹等古代文人，都是不折不扣的博物學家。在您看來，從一個對自然感興趣的博物人，到成為一個自覺的博物學家，這條路有多遠？關鍵的一步是什么？

劉華杰：如果“科學主義”是一個貶義詞，那么“人文主義”也是。這樣說似乎兩頭不討好，但它們是事實。人文學科必須真正“腳踏實地”。一個游人看到山花爛漫，感嘆真美，拍張照就走了，這是觀看。一個博物愛好者則會蹲下來，看看這花是幾片花瓣，葉子是對生還是互生，周圍有什么昆蟲來訪，并嘗試記住它的特征，回去查查它叫什么，或許還會在本子上記一筆“某年某月某地，見此花開”，這就是有組織的觀察。人人都能做好觀察，達爾文、威爾遜是最好的榜樣，再進一步，也能做好“變焦觀察”。

記錄可以是文字日記、手繪圖、物候筆記，也可以是系統的拍照存檔。記錄迫使你觀察得更仔細，記憶得更牢固，思考得更深入。當觀察積累到一定程度，形成自己的知識體系和思考框架，并愿意與他人分享、交流甚至據此采取一些保護行動時，你其實就已經走在博物學家的路上了。這個身份不是職稱，而是一種生活態度和認知方式。

劉華杰手繪植物圖

北青報：您推廣復興博物學，為此做了很多工作，請具體說一說。

劉華杰：我有一個策略，也是想了好長時間，就是“博物+”，把博物加在生活中，多去認識身邊的花草樹木。無論什么職業，都可以加上博物，就像“互聯網+”，任何部門都要跟互聯網結合，博物也同樣可以，這就是我們在推動的一件事。

多識首先要有情懷、有態度，接著就是不斷實踐。到了一定程度就能所有發現。比如有一次走在北大校園，因為對北大的植物比較熟，一邊走一邊余光掃到一株從來沒見過的植物“黃頂菊”，一個入侵物種，從南美過來的，為此我還專門寫了篇小文章，發在《北京科技報》上。另一次，到鴨綠江邊的一條山溝旅游，我識別出菊科風毛菊屬的一種“新植物”，后來細查，《中國植物志》并沒有記載，我只見到一位俄羅斯植物學家發表過相關文章。

當然，博物活動不是體育比賽，要比也是自己和自己比。自己感覺好，就很好，而且是真好。

博物學為人們保留一條通道

北青報：您將博物學視為一種“療救”現代性危機的知行體系，并強調其蘊含生態希望。這種療救具體指向哪些我們正面臨的現代性危機？

劉華杰：最核心的危機是無情與撕裂。科技的高效與強大，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人們對大自然的直接感受與親身體驗。人們從小到大所學的知識，大多源于書本，是關起門來習得的理論，缺乏真正的野外實踐層面的認知。這種從親近自然到書本談自然的轉變，在短短一兩代人之間就快速完成了，這一現象很可怕。要知道，在人類社會漫長的發展歷程中，絕大多數時間都處于與自然廣泛接觸、和諧共生的平穩狀態，書本上描繪的自然，與親身走進野外感受到的自然，是很不一樣的。這種斷裂，導致了認知的異化和情感的疏離，人們也會失去理解自然、共情自然的本能通道。科技日新月異，逼著個體、集團和國家不斷追趕，世界越來越卷，人類個體的身心健康受到嚴重摧殘。科技之外，開辟博物之路，也會一定程度上讓人們不那么卷。

北青報：那么，博物學的核心用意，是否就是要為我們保留這條獨立的通道？

劉華杰：是的。博物學的核心用意，是要與科學形成一種平行關系，為人們保留一條獨立訪問、感知大自然的通道。這種訪問權的缺失，體現在兩個關鍵方面：一是時間上的保障，比如青少年的時間被各種課程填滿；二是心理上的認可，當下很多人存在一種誤區，認為個體對自然的觀察沒有用處，遠遠不及科學家深刻的研究，于是便產生了“專業事讓專業人來做”的畏懼心理。事實上，唯獨與大自然相處這件事，最不應該完全交給專業人士。因為大自然是人類共同的生存環境，人類作為一個物種，就該親身參與其中，這就像談戀愛不能讓別人代勞一樣，與自然的互動，更無法托付給他人。

北青報：我國的博物學與其他國家相比是怎樣的？

劉華杰：世界上博物學做得最好的是英國，在維多利亞時代就很發達了，當時中產階級都愛博物，這樣的背景下托舉出了一個達爾文，所以達爾文只是其中一個代表而已。后來，英國的博物影響到法國、德國、日本、美國。在這些國家，雖然博物學在體制化的教育體系中也沒有地位，但在社會上它依然十分發達。英國有海量的博物學組織，觀鳥群體最多，皇家鳥類協會注冊人數有110萬。我按英國人口算一下，大概每60個人就有一個在這個協會里，何況不只這一個協會。我覺得中國也不會例外，中國的現代化比較晚，但也在走向現代化，走向小康社會，所以博物一定會發展下去，我們只是推動，讓它更快一點更早一點到來。

文/北京青年報記者 王勉

編輯/張楠

排版/王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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