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觀濤：軸心文明的四種超越之路｜雙體實驗室

大家好，我是船長。

人類歷史長河中，眾多古文明相繼滅絕，為何猶太、古希臘、印度和中國文明卻能浴火重生？其核心在于“超越突破”——一種在文明漫長衰落后，價值系統脫離社會結構而獨立存在的深刻轉變。

金觀濤老師指出，這些文明各自走上了獨特的超越之路：猶太文明依靠外部救贖，印度文明追求內心解脫，古希臘文明探索認知理性，中國文明則致力于內在道德完善。它們以不同方式回答了生命的終極意義，并催生了不依賴于社會的普遍觀念。

正是這種突破，使得文化得以超越具體社會的興衰而延續，個體意識由此覺醒，并持續塑造著傳統社會乃至現代世界的倫理、法律與政治形態。軸心文明的歷史，實為人類精神獨立并反塑社會的壯闊歷程。

圖： 提埃坡羅 《 行星和大陸的寓言 》

軸心文明的四種超越之路

文/金觀濤

共同點之一：滅絕對古文明的篩選

以色列在滅絕文明堆里興起，古希臘超越突破是邁錫尼文明衰落的結果，而在邁錫尼文明前有克里特文明，這是滅絕文明。印度有哈拉帕文明，雅利安人是在其廢墟上實現超越突破的。中國周朝之前是商朝，商也是一個滅絕文明。

這些滅絕文明和發生超越突破的古文明是什么關系呢？超越突破肯定從更早的文明中繼承了某些遺產，但究竟是什么，卻難以得知。

中國商代和周代的關系就是典型例子，目前解讀出的甲骨文不到總數的一半，甲骨文和金文的關系也不是那么明朗。我們對商代發生了什么不太了解，對商代文明如何影響周代文明亦不甚了了，甚至不能肯定商文明是不是崇拜祖宗的文明。

但有一點十分明確，發生超越突破的文明與滅絕的古文明相比，二者的普遍觀念和社會結構一定有很大不同，否則我們不能解釋為何超越突破沒有在它之前更早的古文明中發生。

這些發生超越突破的古文明都有一個漫長的衰落期，超越視野就是在這漫長的衰落過程中形成的。從公元前1200年猶太人出埃及，到《舊約》出現，中間的過程長達700年。從邁錫尼文明衰落到古希臘城邦興起，中間過程起碼有400年。印度超越突破的過程也十分漫長，后吠陀時代就有400年，加上吠陀前期，中間過程在700年以上。在中國，西周存在了200多年，周王室遷都以后，東周力圖保持西周的制度，但因內部紛爭而衰落。

東周“禮崩樂壞”的過程就長達500年，加上西周文明存續的時間，中間過程亦是700多年。古文明滅絕的原因是內部無組織力量不斷增長，再加上天災、蠻族入侵，使原本奄奄一息的文明走向衰亡。部分文明的衰落時期相當漫長，其前提是這一文明本身的無組織力量增長得并不快，其衰落時期正好沒有強大的外來入侵。這些條件使得它有足夠長的時間讓自身價值系統發生變化，產生不由社會行動所維系的普遍觀念。

圖：魯本斯《法厄同的墜落》

這些共同點綜合起來，說明發生超越突破的文明是從大量滅絕文明中篩選出來的。在某種意義上，它是人類社會對文明滅絕的響應。人類只要發明文字，就能利用文字表達普遍觀念，建立跨地域文明；在文明興起、演化和滅絕的一波又一波的輪回中，總有少數文明的普遍觀念會從社會行動與普遍觀念互相維系的網絡中跳出來，獲得獨立的傳播能力。這就是超越突破發生的原因。

歷史學家鑒于不同超越視野的核心文獻都是在公元前8世紀到公元前2世紀之間成形的，認為所有超越突破都是在這600年間發生的。這就帶來一個問題：四種超越突破之間到底有什么關聯，什么原因導致它們差不多同時在世界上出現呢？這其實是一種錯覺，只要把這些文明漫長的衰落期都算上，就可以發現它們并無時空上的必然聯系。

古希臘文明、印度文明的超越突破分別開始于公元前13世紀。猶太文明則更早，中國文明要晚一些。不同文明超越突破的完成時間亦不一樣。即使天災等因素促使不同古文明同時衰落，導致兩種超越視野同步起源，這也只是偶然相關。實現超越突破的文明在時間上和地域上沒有本質上的聯系，這說明超越突破在大量古文明衰亡過程中涌現的隨機性。

換言之，正因為經過超越突破以后的文化是不死的，它可以在其他文明滅絕時保存下來，所以文明演化的結果必定是超越突破。這是文明滅絕過程中進化法則的體現。

共同點之二：獨立于社會的普遍觀念

實現超越突破的文明另一個最大的共同點是社會結構特殊，它們和大多數古文明不同。古文明基本上都是神權政治，神和政治連在一塊兒、不可分離。而四種超越視野的文明，不是社會結構及其命運獨特，就是社會普遍觀念或普遍觀念和社會行動的關系與眾不同。正因如此，該社會的衰落、解體才會導致普遍觀念和社會行動的分離。

以色列社會在一開始似乎和漂泊寄居有不解之緣。以色列人在出埃及時已萌發救贖觀念，出埃及后一度建立神權政治，耶和華最早的形象是戰神。以色列一旦衰落，就放棄神權政治，救贖觀念不斷發展。超越突破在以色列發生，和該文明最后成為寄居文明直接相關。

以色列人一會兒跑到埃及去，一會兒臣服巴比倫，后來又生活在羅馬帝國中。他們如果要在寄生于別的文明中的同時，保持自己的價值系統不滅亡，就需要該價值系統具有獨特性，救贖觀念正是這樣一種價值系統。救贖宗教和寄生在別的文明中的社會是同步形成的。在某種意義上，救贖宗教只能在猶太民族中孕育，然后才能獨立發展。

認知理性在古希臘文明中起源亦和該文明獨特的社會結構有關。古希臘是移民社會。何為移民社會？它是原有社會被分解為個體（家庭）之后，由個體所建立的社會。原有社會的普遍觀念在社會被分解成個體（家庭）、再由個體（家庭）組成城邦時發生蛻變，正是該過程催生了認知理性的起源。

可以想見，一個個移民拖家帶口，到海邊尋找新居所，不可能一下子就建立強大的國家。移民建立的古希臘城邦一開始是很小的社會，大約幾千個體，最多不過上萬人。這樣的小社會在古文明中很少見。在這些移民社會中，個體（家庭）和社會聯系的緊密程度遠比其他古文明小，其后果是個體的獨立思考和言說可以強有力地塑造普遍觀念。言說理性和科學認知從此誕生。

圖：柯羅 《俄耳甫斯引領歐律狄刻從冥界歸來》

古希臘宗教有一個特點，就是沒有祭司階層。邁錫尼文明有沒有？從《荷馬史詩》看，似乎也沒有。可以肯定的是，這一特點在移民過程中被強化了。沒有祭司階層，也就意味著沒有一個機構來保持信仰的不變性，及其與政治不可分離的關系。

這樣，隨著城邦建立，宗教和政治的分離過程在不同城邦中開始出現差異。每一個古希臘城邦的神在原則上都是不一樣的。雖都有宙斯、阿波羅、雅典娜，但是他們的名字不完全一樣。宙斯有19個名字，阿波羅有15個，雅典娜有17個。羅馬的神的名字就和希臘的不一樣，都是一個神，為什么不一樣呢？因其來自不同的城邦。沒有祭司階層是神人同形的宗教中神和人分離的前提。

城邦的建立亦是神人同形的宗教在言說中不斷被重構的過程，它容易導致宗教理性化。在某種意義上，理性化是思考個體化的結果。兩夫妻在吵架，吵得很熱鬧的時候，他們不會有理性，在分開后獨自一個人的時候，他們就冷靜、理性了，理性化需要人從群體行動中走出來，思考普遍觀念。

當古希臘神人同形的宗教被轉化為每一個城市自己的想象時，理性化過程就在某些特殊城邦和個體中萌發了。眾神原本與國王、祖先和英雄同在，當英雄成為人，神也就變成人可以認知的自然力量，自然哲學和悲劇在言說重構史詩和神話的過程中興起。

印度發生超越突破是因為它是種姓社會。種姓社會在古文明中很特別。奴隸被奴隸主壓迫得很慘，但還有解放的時候，種姓社會中的種姓壓迫則永無解除的可能。不同種姓的分工不同，不同的社會分工互相依賴。印度各種姓同住在村社里面，單個家庭不能搬出去，因為一搬出去就活不了，一個種姓不能離開其他種姓而生存。隨著人口的增加，印度出現了人口高度密集的村社，印度農業走向精耕細作甚至發生內卷化，這都和種姓制度把全社會的人捆綁在一起有關。

試想一下，在種姓社會的束縛和壓迫中，大多數人生活得極為痛苦且永無出頭之日，解脫離苦的觀念只要萌發，立即成為個體生命的意義。在人類文明中，很少有社會如印度那樣，人們會因死亡來臨而歡欣鼓舞。解脫宗教認為此世皆苦，主張在離世中尋找解脫，這一方面使種姓制度可以容忍，另一方面使生命的視野及意義和社會無關。社會越動蕩，文明越衰落，舍離此世的解脫宗教越有生命力，所以解脫超越視野在印度種姓社會中形成也有其必然性。

中國超越突破的發生，也完全出于周代社會制度的獨特性。周人以血緣親疏為等級，將其等同于倫理，然后用宗法制把人民動員進亦民亦兵的組織中，再通過征戰建立跨地域文明。分封把宗法等級變為道德政治的基礎。

在人類古代社會里，很少有文明會把等級、血緣和倫理連在一起。這一特殊社會結構衰落的后果是，倫理先與政治制度分離，然后以家庭為載體。戰國時代，大家族逐漸解體，隨著國家實行編戶齊民，宗法家族向核心家庭演化，道德載體的單位也就越來越小，道德最后從社會中脫離，成為個體的追求。

退而瞻遠：個體意識的起源

在上述四種具有獨特社會結構的古文明衰落過程中，包含超越視野的普遍觀念一步步脫離于社會，成為不依賴社會的獨立存在。希伯來宗教的救贖、印度宗教的解脫都是靠價值目標離開此世，并最終獨立于社會；古希臘追求知識和中國追求個體道德完善亦都不需要社會，因此超越突破的發生在本質上是普遍觀念和社會行動相剝離的過程。

文明的建立是因為普遍觀念和社會行動互相維系的網絡的形成，社會行動通常由普遍觀念驅動，普遍觀念的存在則需要社會行動來維系，兩者不可分離。于是，社會行動的解體亦是普遍觀念的衰亡。只有那些可以和社會行動剝離的價值才會永遠存在，故超越突破是不死的普遍觀念的起源。

既然超越突破是那些可以獨立于社會行動和組織的普遍觀念的出現，我們可以得到一個重要結論，這就是超越突破的本質是個體意識的起源。為什么？普遍觀念需要載體，一開始囿于普遍性，載體只能是社會。超越突破的發生意味著社會不再是其載體，這時它才不會因社會解體而滅絕，但普遍觀念的存在必須有載體，這個載體只能是個體（Selfhood）。

在超越突破發生前，社會中是不存在個體的；正是這些不依賴于社會而存在的普遍觀念創造了個體。從此以后，個體可以憑借超越視野從社會中走出來，這些普遍觀念維系著個體的存在。與此同時，它又可以轉化為社會行動和組織。

根據上面的討論，超越突破亦可以被定義為古文明衰落時，這些文明中的個體從社會中走出來，尋找可以獨立于社會的普遍價值。史華慈（BenjaminI.Schwartz）曾對“超越”（Transcendence）作過一個解釋，指出它是“退而瞻遠”（Standing Back and Looking Beyond）。

張灝進一步將超越突破歸為發現現實世界之外的終極真實，它可以凌駕于其他領域的價值之上，作為社會價值的基礎。這些說法有點含混。人如何可能退而瞻遠呢？什么是現實世界之外的終極真實？又如何讓它凌駕于其他價值之上，以形成正當性的最終標準呢？

我認為，超越突破的準確定義是人從社會中走出來，尋找不依賴于社會的生存意義（或價值）。“退”就是從社會中退出，“瞻遠”就是不去看人每天生活在其中的社會，去尋找那個不依賴于社會存在的目標，以它作為生命的終極意義。

圖：科爾《生命之旅：成年》

既然超越突破的本質是人從社會中走出來，追求不依賴于社會的價值。現在我們可以根據這一性質進行理論概括了。因為價值目標只有“在此世”和“不在此世”這兩種可能，而且一種價值目標的達成如果不依賴于社會的力量，就只有兩種選擇：一種是依靠個體內心的力量，另一種是依靠非社會的外部力量。

何為非社會的外部力量？對神秘不可知力量的依賴是一種，對自然法則的認知是另一種。普遍價值的目標和手段各有兩類，兩兩組合有四種可能，由此我們得到超越視野在理論上的四種類型。

第一種是目標不在此世，達到目標依靠外部神秘力量，這兩種要素之組合為第一種超越視野。即人依靠外部神秘力量離開此世，救贖宗教即屬此類。

第二種是目標不在此世，但達到目標依靠個體內心的力量，它們形成之組合為第二種超越視野。和第一種對神的皈依不同，它是自力解救即解脫的意志。印度宗教是這一類的典型。

第三種是目標在此世，達到目標依靠非社會的外部力量，此世之外部力量不可能是神，只能是對自然法則（或外部規則如法律）的認知。這兩個要素之組合為第三種超越視野。古希臘認知理性即第三種類型。

第四種是目標在此世，達到目標依靠個體內心的力量，善是每個個體憑內心可以判定并實現的。這兩種要素之組合為第四種超越視野。中國以道德為終極關懷及對其反思開啟了第四種類型（表一）。

表一：超越視野的四種類型

理論分析證明，超越視野只有四種類型。因為目標只有兩種不同類型，達到目標的手段亦只有兩種不同類型。兩兩組合最多只有四種可能性。換言之，當個體從社會中走出來，尋找不依賴于社會的終極意義時，只有這四種不同方向的追求與“可獨立于社會”這一前提相契合。任何一種立足于個體、不必求助于社會的價值追求必屬于這四種方向之一。

那么，有沒有超越視野處于上述四種基本類型之間呢？如某一種宗教，其價值方向是離開此世，但所用的方法是依靠外部力量和自己修煉的混合。這些類型是存在的，最典型的例子是波斯的祆教，其追求的終極目標是救贖而非解脫，但能否被神救贖卻取決于個體的善惡，它是修行的結果。

換言之，祆教是T1和T2的中間形態。當發生文明融合時，亦會出現類似的中間形態的宗教。這些宗教中，T1和T2所占的比例不同，通常以某一種為主，故可歸為四種基本形態之一。當T1和T2的比例相等時，它會在發展中消失，或被撕裂，各部分被納入四種典型的形態，故我不單獨處理它們。祆教在波斯文明解體后，分別被納入印度教和伊斯蘭教。

基于個體的普遍觀念的出現對文明的進一步演化極為重要。建立在超越視野之上的文明不會因為社會解體而滅絕。超越視野中的普遍觀念以個體為載體，它可以通過個體傳遞，可以離開社會并自我復制和獨立演化，不死的文化傳統出現。以后形成并延續到今天的文明均由以超越視野為價值核心的文化塑造而成。

這些文化價值系統雖在社會演化中不斷變遷，但一直包含著超越視野的基本核心。正因為超越視野的存在，不同時代的歷史學家可以通過閱讀文獻追溯過去的觀念，重演其支配社會行動的過程。也就是說，這使得歷史反思意識得以形成。

更重要的是，憑借這些不死的普遍價值，人可以從社會中分離出來，意識到個體的存在，社會意義上的個體意識起源了。文明從來都建立在普遍觀念之上，但當普遍觀念不能獨立于社會存在時，人的任何普遍意識都是社會整體意識。這時的社會雖是由個體組成的，但這時的人不能意識到個體是社會的基礎。

正因如此，基于個體（而不是社會）的普遍觀念一旦起源，一場翻天覆地的革命便發生了。這就是人意識到社會是由獨立的個體組成的。個體意識從此開始塑造社會，并決定了文明的形態和演化方向。

雖然一開始獨立個體組成社會只是超越視野價值對人際關系的建構和理想社會的想象，實際發生的是超越視野中的價值對新社會有機體的塑造；但隨著軸心文明中超越視野的演化，人終有一天會發現能夠建立一個每個個體可憑自己意愿改變的社會，現代社會的起源是不可抗拒的。一個新的時代從此開始。

軸心文明：超越視野對社會的塑造

超越視野對社會的塑造可從兩個方面討論。一是用超越視野中的價值和目標直接建立實現它的共同體，社會基本細胞和由它們組成的有機體出現，傳統社會代替古文明成為歷史舞臺的主角；二是通過超越視野及不同超越視野的融合影響法律、道德和個體間的交換以造就新的社會形態。

第二方面的影響比第一方面的影響更為長遠。在任何歷史階段，把個體組織成社會共同體原則上不能離開法律、倫理、人對權力的服從和個體之間的交換。既然人本質上可以成為獨立于社會的個體，這是由超越視野所規定的，那么超越視野對社會的塑造必定表現在它對法律、道德、服從權力的方式和個體間交換的持續影響之上。換言之，在某種意義上，超越視野對人類社會的第二方面的影響是永久性的。

例如，具有超越視野的人會自愿服從統治，超越突破發生后，政治正當性的觀念便起源了，并將永遠地存在下去。因人自愿遵守法律，這也使得正義觀念得以形成，并成為支配法律演化的內在力量。

此外，倫理在古文明中本是群體遵循的規范，超越突破的發生使得倫理成為個體向善意志指向的對象。從此之后，個體向善意志被納入不同超越視野的目標之中，成為不同超越視野的道德來源。當倫理以個體為載體時，個體道德意識支持的契約觀念便起源了，現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也在孕育中了。

總之，一旦社會遵循的基本價值和組成文明的基本法則——法律、道德、對權力的服從和個體間交換——都受到超越視野的塑造，人類社會的組織方式從此必定和古文明拉開了距離：

一方面，某一種超越視野塑造的有機體是一個有文化、其核心價值可以傳承的社會（我把超越視野塑造的社會有機體稱為傳統社會，包含傳統社會的文明為軸心文明），傳統社會和軸心文明形成了。因不同軸心文明的超越視野不同，社會行動和包含超越視野的普遍觀念的互動方式也就大相徑庭，其歷史展開方向亦不同，世界歷史的多元性由此得到說明。

另一方面，具有不同超越視野的文明會發生碰撞，出現文明融合，形成一些具有兩種超越視野的獨特社會，其進一步演化有可能導致現代社會的起源。在現代社會沖擊下，其他軸心文明被迫接受現代社會制度，我們必須研究傳統社會的現代轉型和超越視野的關系。

此外，超越視野對社會的塑造一直延續到今天，例如超越視野的“純化”如何規定現代個人觀念？在科技日新月異的今天，它又將如何演化？這一切構成了反思現代性的新視野。一個全新的、以全人類歷史為經驗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領域展現在我們面前。

圖：普桑《阿卡迪亞的牧人》

用超越突破來考察人類文明是從20世紀40年代開始的，哲學家雅斯貝爾斯即為代表，他和一些歷史學家注意到延續至今的人類文明和那些已滅絕的古文明不同，他將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間人類文明發生的革命性變化稱為超越突破。魏爾（EricWeil）指出超越突破是理智的、道德的文化和救贖的宗教之誕生。

由此形成的超越視野被分為四種不同類型：（1）古希臘哲人追求知識；（2）猶太教和基督教對一神的皈依；（3）婆羅門教、佛教、印度教和耆那教尋求解脫；（4）中國文化。圍繞著某一種超越視野可以形成一種或幾種文明，它構成文化進一步發展的軸心，故這一階段也被稱為軸心時代（AxialAge）。

20世紀70—80年代，以史華慈和艾森斯塔特（ShmuelN.Eisenstadt）為首的一批社會人文學者對這一專題進行了數次大討論，力圖將超越突破的人文視野和歷史研究相結合，建立所謂的“文明動力學”（CivilizationalDynamics）作為歷史社會學的新分支，以探討文明演化的進程。

然而，半個多世紀以來，無論對超越突破的人文研究還是“文明動力學”都沒有取得明顯進展。有兩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雅斯貝爾斯等人的研究對歷史現象的描繪多于解釋，它未從機制上說明為什么經過超越突破后的文化不會隨社會解體而滅絕，也沒有講清楚什么是超越突破和超越視野，以及為什么它只有四種形態。

更重要的原因是20世紀下半葉后現代史觀興起所帶來的研究困境。歷史學家發現歷史研究必須讓過去的社會行動在研究者心中重演，這本應該是史學方法論革命的開始，但因人文和科學的斷裂，歷史學家在意識到歷史沒有經典力學的客觀性時，亦將其真實性否定了。歷史被認為是歷史學家的心靈建構，甚至是任何一個主體根據史料編造的故事。

因為缺乏恢復歷史上存在過的觀念系統的技術，后現代史觀泛濫。大歷史觀被標為空洞的、意識形態化的“宏大敘事”，成為思想僵化的象征和被嘲諷的對象。力圖把超越突破和歷史學結合的文明動力學研究亦被束之高閣、無人過問。

在宏觀歷史無法進入理論研究的前提下，無論是政治哲學，還是自韋伯（MaxWeber）開啟的有關西方現代價值起源的研究，都得不到進一步發展的動力，仍停留在邏輯分析和想象階段。

換言之，由于人文研究和科學研究之間存在方法論上的鴻溝，超越突破始終沒能和歷史研究真正地結合起來，形成可以把握兩千多年來人類文明進程的理論以及現代性研究的新視野。

我認為，只有建立將人文（價值研究）與科學（社會理論）統一的方法論，上述兩個問題才能得到解決。本書正是這樣一種嘗試。立足于本講的基礎，我將把觀念史和系統論方法進一步結合，貫穿到整個文明史研究中去，并借此分析現代社會如何在經過超越突破的文明互相融合中起源，我稱之為軸心文明和現代社會及其演化的探討。

這一探討將沿著三條線索展開：第一條線索是考察超越視野塑造的社會和古文明究竟有哪些不同，研究傳統社會的形成及其結構；第二條線索是傳統社會演化的歷程，它給世界史的研究提供了一種新視角，這不僅是大歷史觀，還證明了歷史展開法則的存在；第三條線索是證明現代社會是軸心文明演化（融合）的必然結果。只有恢復軸心文明的大歷史觀，才能看清現代性的本質，展望現代社會的未來前景，即人類正在往何處去。現代性探討將再次獲得歷史的視野。

本文系摘選自《軸心文明與現代社會》一書第一講第5節。為便于閱讀，部分段落做了拆分和刪減，推文標題為編者所擬，學術討論請以原文為準。文中部分配圖來源于網絡，如有侵權請聯系公眾號后臺刪除。

內容編校：舒婷

編發 審定：船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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