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媒：澳對華政策仍受困于思維偏見

澳大利亞“珍珠與刺激”網站12月8日文章，原題：澳大利亞對華政策受困于思維定式澳大利亞穩定對華關系的努力值得歡迎，但舊有的敵對心態依然根深蒂固。體制性偏見、選擇性憤怒和脫離現實背景的媒體敘事仍然影響澳對華看法，從而限制了真正意義上的對華政策重啟。

盡管阿爾巴尼斯政府因穩定對華動蕩關系而受到贊譽，但這種對華政策“重啟”可能更多停留在言辭層面而非實質性轉變。一種頑固的對抗性思維框架仍在塑造澳對其最重要貿易伙伴的態度，阻礙了真正務實的對華有益交往，而體制性偏見、敵對性媒體敘事以及危險的歷史健忘癥導致這種框架持久存在。

一種隱性“四層體系”引導著澳外交政策，其框架如下：第一，盟友——我們從這些國家獲取戰略方向，從不批評其任何問題（巧合的是這些都是白人盎格魯-撒克遜國家）,我們為其提供無條件支持；第二，朋友——有問題時會私下溝通，但從不公開抨擊的國家；第三，中立國家——我們不在乎的那些國家；第四，對手——我們會用任何理由（無論是否正當）對其進行攻擊的國家。

這種體系不但影響澳外交、貿易和戰略伙伴關系，且常有悖于澳所謂的信守“普世價值”和國際法承諾。這也凸顯澳戰略文化中的緊張關系：理想主義與實用主義之間、聯盟忠誠與國家獨立之間、堅守傳統與戰略靈活之間。隨著澳在亞太地區復雜競爭中周旋，這些緊張關系日益加劇。

這種體系的影響并不僅限于澳中關系，還影響澳作為中等強國的公信力、在多邊論壇扮演的角色，及其推行符合自身利益的政策的能力。選擇性的道德標準削弱了澳的軟實力。

我們選擇性憤怒的對象是我們想要妖魔化的國家，而非對方行為本身。透過這種思維就能了解澳對外政策的不一致性。2016年至2022年期間，中國被降格為“第四層”國家，這種轉變對澳大利亞的貿易和外交造成災難性后果。值得稱贊的是，澳當前政府正嘗試改善對華關系，但有關措辭仍充斥舊有敵對立場的假設。

澳大利亞的中國問題專家羅納德·基思指出，澳繼續依賴美國作為“平衡維持者”，實際上是將中國定位為需要被制衡的力量。澳安全機構以及對華懷有敵意的媒體發起的信息戰在兩個層面運作：營造恐懼氣氛并悄然抹除事情真相。澳無端指責中國，對美國的種種行徑卻保持沉默。這種選擇性削弱了澳的公信力，阻礙了基于真正國家利益的獨立外交政策。

?澳面臨根本性挑戰，僅憑外交辭令無法實現澳中關系的真正重啟。充斥著低劣地緣政治敘事和歷史遺忘的公共輿論，無法就國家利益開展有見地的明智辯論。正如基思所指出的，中國多年來一直倡導“和平共處”原則。真正務實的澳外交政策應以開誠布公的態度探索合作途徑。阿爾巴尼斯政府已在穩定澳中關系方面邁出關鍵第一步。下一步需要建立基于共同利益和清晰歷史認知而非恐懼的澳中關系。唯有如此，澳才能擺脫過時外交政策框架的束縛。（作者大衛·希金博特姆是“澳大利亞獨立與和平網絡”協調委員會成員，丁玎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