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 “存亡危機事態” 的狠話還在太平洋上空回蕩,傅聰外交官已赴聯合國嚴肅交涉,臺海空氣緊張到讓人窒息,這般需謹慎呼吸的時刻,有人非但不暫時收斂,反倒高調開窗向風波示好,這般操作看的真讓人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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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注意力放回到這場持續升級的“雙重博弈”,最先顯眼的是日本右翼與臺灣部分政治人物的互動越來越密切,12月5日,日臺交流協會會長隅修三公開進入國民黨會客室,并成為座上賓。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前一天他對蘇嘉全發表了“有人想用武力改變現狀”的言論,這種說法帶有明顯挑釁意味,直接把矛頭指向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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隅修三在日本政壇的立場極端保守,比高市早苗還要偏激,長期主張軍事介入,是典型的右翼強硬派,國民黨方面的反應卻顯得格外輕率。
她還當場接受了訪日邀請,把原本高度敏感的互動包裝成輕松的外交活動,所有這些行為發生在黃國昌訪日被批判、兩岸局勢高度緊張、北京明確表達不滿、中日關系本就緊繃的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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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外界視角看,這幾乎等于主動站隊,并向日本右翼釋放友好信號,這種做法不僅反映出外交判斷失誤,更像是在遞交政治投名狀,對大陸來說這是在試探底線,對島內而言這是向右翼靠攏的明確信號。
更讓人擔憂的是,國民黨一直將自己定位為兩岸關系中的穩重力量,但在關鍵節點卻與極端立場的日本人物頻繁互動,甚至充當其言論擴音器。
這種做法并非謹慎操作,而是輕率且缺乏責任感,在當前區域緊張加劇、兩岸溝通渠道收窄的情況下,任何不穩妥的行為都可能疊加風險,而國民黨的舉動無疑加深了外界對其路線的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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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馬英九核心幕僚,他在2024年4月隨行訪問大陸時接受了高規格接待,也聽到了大陸對和平路徑的完整說明,按理說他既了解大陸底線,也清楚兩岸溝通空間,本應成為推動交流的人。
而現實完全相反,11月6日他在《下班瀚你聊》節目上,用輕描淡寫甚至帶點戲謔的口氣,直接一句話否定“一國兩制臺灣方案”,稱“臺灣絕對不可能接受香港模式”。
這種表態把本應嚴肅討論、可細致協商的復雜議題,簡化為島內的情緒符號戰。
他強調香港作為反面教材,卻刻意回避香港金融中心仍然穩固、國家提供關鍵支持等事實,也沒有說明臺灣方案和香港方案結構完全不同。
事實上,臺灣方案保留生活方式、不動軍隊、制度可談,但這些細節他選擇全部忽略,問題不在于他提出質疑,而在于他刻意堵死了溝通空間,把未來可能建立的平臺直接摧毀。
作為曾經的“溝通橋梁”,他本應減少誤解、增加協商機會,卻選擇迎合島內即時情緒,切斷最脆弱也最重要的信任紐帶。
這種表里不一的操作讓人質疑國民黨的定位,它一方面想保持“親美、友日、和陸”的平衡形象,另一方面實際行為卻走向極端:既討好日本右翼,又堵死兩岸溝通渠道。
這種策略割裂不僅讓外界無法判斷其方向,也讓國民黨失去了最重要的政治資產可信度,嚴重削弱了其在島內外的政治影響力。
貫穿近期國民黨的行為有一個核心問題:他們誤以為可以一邊享受兩岸交流帶來的好處,一邊迎合日本右翼或島內民粹獲取政治利益。
他們認為只要言辭圓滑、動作迅速,就能在各方之間取得平衡,不受任何壓力影響,而現實遠比他們想象的復雜和殘酷。
對大陸而言,這種行為意味著多年建立的信任被當作籌碼隨意消耗,對于島內民眾,他們關心的是經濟發展、產業安全和生活穩定,這些都依賴和平的外部環境。
如果政治人物為了短期選票,把區域和平視作可嘗試的實驗,把安全和穩定當作政治表演的背景,那么民眾最終承擔的將是不可逆轉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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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原本最重要的角色是作為兩岸之間的“溝通橋梁”和穩定因素,它存在至今是因為在關鍵問題上能夠維持一定的一致性和判斷力。
但現在立場隨著受眾變化、言論隨著場合調整、態度隨壓力改變,這實際上是在主動削弱自身根基,信任不能靠幾句表面話維持,而是需要一點一滴建立,也可能被一步步消耗。
外界已經開始質疑,這樣的政黨是否還能在關鍵時刻承擔責任,當路線被當作工具、立場被當作籌碼,它的價值在削弱,島內局勢本就敏感,外部環境也越來越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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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情況下,雙面下注只會加劇風險,國民黨表面上試圖平衡各方,實際上卻在破壞自己的防護措施,現實不會給它第二次機會。
一旦信任徹底崩塌,受影響的將不僅是個別政治人物,而是整個島內社會未來幾十年的安全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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