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曉東｜“舊學商量加遽密，新知培養轉深沉”

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朱子極稱此說，以為“所以發明千古圣賢未盡之意，甚為有功。”“論氣不論性”者，荀子言性惡、揚雄說性三品，朱子認為皆是“把氣做性說了”，而不知有“本然之性”，此“在義理上先差了”，故曰“不明”；至于“論性不論氣”，則就孟子之性善論說，朱子雖認為孟子說到本源處，但“不說到氣一截”，“道理便不周匝”，是以為“不備”。朱子又以為，孟子之“不備”，由張載、二程“氣質之性”之說而得以補足之，故朱子稱張、程此說“有功于圣門，有補于后學”。

朱子紹張、程之學而集大成之，故其為學亦甚重視“氣”。于朱子而言，一方面“天命”賦我們以道德之屬性，所謂“性即理也”；與此同時，又有“氣”之聚散賦我們以肉體之形，從而有所謂“魂魄五臟百骸之身”。故人物之生，有“理”有“氣”，缺一而不可。在朱子那里，人物之稟受，需在兩個層面上講：一者從“初稟”上說，人物之所稟，雖有“理”有“氣”，而“理”只是于“萬物一原”之意義上說，人物之殊別，人與人之間的賢愚善惡乃至命數之不同，都由氣稟所決定；再者就“既得”而論，因每個人所稟之“氣”之萬殊，使得其所受之“理”因氣質所拘而各不相同，故朱子稱“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就此而言，雖然理論上說，作為“萬物一原”之“理”，在本然意義上賦予我們成德之依據；但在實然層面上，我們所受之“理”既受“氣稟”之局限，那么我們理應所受的“本然之性”就或多或少地要受到遮蔽，所謂“但氣稟偏，則理亦欠闕了”，故《大學章句》稱，人之“明德”固然所得乎天，但由于“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不免“有時而昏”。也就是說，每一個人現實生命中的道德表現，實際上無時不受其所稟之“氣”的影響，此即朱子于《中庸章句序》中所說的，“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是以朱子批評象山之學，以為其“千般萬般病，只在不知有氣稟之雜”。正是意識到氣稟對于成德而言可能存在的負面意義，故朱子之為學甚重工夫，以期“變化氣質”而“復其初”也。

在此意義上，李彬《氣論與工夫》一書以“氣論”與“工夫”為抓手，可謂得朱學之肯綮。然又不僅于此。李彬既重視朱子之“氣論”，但又指出，“氣論”并不能成為朱子思想的核心。此說亦深得朱子之意。在朱子看來，若是因為“既得”之后“氣同而理異”，便專在“氣”上說，而忽視作為人物之大本大源的“理”，這樣不免以所生之性為本然之性，即以知覺運動為“性”，從而認“欲”為“理”，則人與禽獸泯然無別，而變化氣質之工夫亦隨之而取消。此為李彬所警惕，亦是朱子所深為警惕者。

李彬專注于朱子學有年，用力至勤，考索至精，探賾索隱，間有心得，則筆之于書，然后有是編之作。全書以“氣論”與“工夫”之互動關系為視角，從不同的側面對朱子哲學進行了全方位的詮釋，于朱子哲學多有獨到的發明。其間個別論說或不免有過不及之偏，然所貴在自得，亦有功于朱子。

“舊學商量加遽密，新知培養轉深沉”，此朱子夫子自道其為學之語。李彬《氣論與工夫》之作，其或得朱子商量舊學、培養新知之遺意焉。

是為序。

甲辰正月，霞浦郭曉東于復旦大學光華樓

本文為李彬著《氣論與工夫——朱子哲學新論》（鄭州大學出版社&社科文獻出版社，2024年12月版）序言。

來源：郭曉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