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黑蘭親歷城市危機，伊朗人真的需要換個活法了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李炫璇】

伊歷6月3日是什葉派紀念先知穆罕默德之女法蒂瑪·扎赫拉（Fatimeh al-Zahra）的殉道日。今年的伊歷1447年6月3日（即2025年11月24日），伊朗人也像往年一樣紀念法蒂瑪的“斷骨之死”。

然而，這場歷史悲劇非但沒有成為伊朗人不幸的休止符，反而成為現實悲劇的預告片。截至12月1日，德黑蘭高校再次宣布集體“居家上網課”后，深陷危機的德黑蘭已經連續停擺9日，正在德黑蘭大學訪學的筆者“被迫”享受了人生的第一次9天“大長假”。

12月1日，德黑蘭高校延長“居家上網課”的通知 圖片來源：作者拍攝

昔日堵得水泄不通的城市快速路，在“長假”期間車流不再，原先打車需要一個小時抵達的地方，現在只需要20分鐘。直至12月3日，飽受空氣污染的德黑蘭才恢復了往日的氣氛。2025年以來，隨著伊朗首都德黑蘭五重危機接連爆發，佩澤希齊揚那個曾經在中文互聯網中看似“無厘頭”的遷都想法，正在慢慢成為伊朗必須做出的決定。

11月24日，瓦利阿斯爾廣場邊紀念法蒂瑪殉道的伊朗人 圖片來源：作者拍攝

五重危機籠罩下的德黑蘭

2025年對于德黑蘭而言絕對是轉折性的一年，多重危機同時爆發與交織，讓這座建都200余年的城市盡顯疲態。回頭來看，年初的電力危機似乎正是德黑蘭這一整年的縮影，而后交通堵塞、水資源危機、空氣污染和惡性通貨膨脹等多重治理困境，逐漸成為壓倒這個西亞第一大都市的最后一根稻草。

電力危機是德黑蘭面臨的第一重危機，早在2024年入冬之時，德黑蘭就頻繁陷入電荒。根據伊朗能源部的說法，電力短缺的原因主要是冬季供暖導致發電廠燃料短缺，其影響范圍超過20個省份。為此，伊朗政府發起了“低兩度”節電運動，呼吁人民節約用電以共渡難關。客觀而言，電力危機最終成為德黑蘭系統性、持續性城市危機爆發的開端，而非大都會發展的一個插曲。

交通危機則是德黑蘭面臨的第二重危機。德黑蘭長久以來的“城市病”，很大程度上源自交通堵塞。根據德黑蘭市交通運輸局官員瑪茲亞爾·侯賽尼（Mazyar Hosseini）的說法，德黑蘭街道的設計通行能力僅為75萬輛次/日。大德黑蘭交通運輸局局長阿布法茲勒·穆薩維普爾（Abol-Fazl Mousavi-Pour）表示，目前有470.9萬輛汽車和470萬輛摩托車在德黑蘭街頭行駛。這相當于德黑蘭平均每兩人就擁有一輛汽車，若將整個德黑蘭大都會區考慮在內，這個數字可能會突破600萬，相當于德黑蘭道路承載能力的8倍。

在德黑蘭北部的塔季里什地區，堵車情況尤為明顯，幾乎是從早堵到晚。毫無節制地擴張與混亂的規劃共同釀成了如今的悲劇。伊以戰爭時期，德黑蘭市民排隊連夜逃離德黑蘭形成的“堵車長龍”畫面，仍是外界很多人對伊以戰爭最直觀的印象。

德黑蘭的空氣污染也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了。德黑蘭海拔1200米，地處厄爾布爾士山脈南麓，高聳渾厚的山體阻擋住了來自里海、西伯利亞的寒潮，但也留下了汽車尾氣和工業廢氣的陰魂。在連續停擺的9天內，政府多次在復工的前一天匆忙宣布“繼續放假”，明顯減少的車流并沒有帶走多余的廢氣，這凸顯出德黑蘭生態環境的脆弱性。

據我所知，德黑蘭因環境問題連續停擺9天尚屬首次。12月3日，即德黑蘭復工的第一天，德黑蘭的空氣指數仍維持在163（對普通群眾不健康）的紅色警戒水平。根據伊朗大都會新聞社（IMNA）的報道，位于德黑蘭的45個空氣檢測站點中，有32個為紅色狀態，沒有1個為綠色狀態（空氣良好）。

此外，根據伊朗學通社（SNN）的統計，2025年德黑蘭只有6天空氣為綠色狀態，107天為橙色狀態，21天為紅色狀態。最后，根據邁赫爾通訊社（Mehr）的報道，直至12月8日，德黑蘭的空氣污染狀況還會進一步加劇，PM2.5數值進一步升高，伊朗國家氣象組織對德黑蘭的空氣狀況持悲觀態度。

屋漏偏逢連夜雨，德黑蘭持續的季節性空氣污染短時間內沒有好轉的跡象，生活還要繼續，這也是德黑蘭在困頓中“指令性復工”的根本原因。我們不知道的是，寒冬過后，德黑蘭的春天還會不會到來？

水危機同樣是困擾伊朗已久的頑疾。烏魯米耶湖的連年萎縮，扎因魯德河的常年斷流，德黑蘭的地面沉降一直是新聞界、學術界的熱點問題。然而，德黑蘭的水危機最終在2025年突破了警戒線。

筆者2022-2023年在德黑蘭大學訪學期間，學校從未出現過斷電或者斷水的現象，如今兩天就會停水一次。從11月底開始，在筆者居住的公寓內，每隔兩天晚上就會停水6-8小時，特別是考慮到伊朗人吃飯晚，愛熬夜，晚上斷水更是致命性的。

根據佩澤希齊揚所指出的情況，2024年伊朗全國降雨量僅為140毫米，正常值則是260毫米，2025年的實際降雨量極有可能少于100毫米。過去，德黑蘭可以依靠其首都的優越地位，實現“優先供應”，如今更多地需要“自求多福”。在德黑蘭的馬路邊，“水危機”主題的廣告牌明顯增多，過去宣揚宗教價值觀的書法大字報被迫讓位于一場人禍。

德黑蘭街頭“水危機”廣告牌 圖片來源：作者拍攝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伊朗持續處于經濟危機之中。伊朗貨幣里亞爾的匯率連年下降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十年前，5000里亞爾可以換1人民幣，如今需要17萬里亞爾，里亞爾貶值基本遵循一年一小貶（100%以內），三年一大貶的規律。更恐怖的是，不僅里亞爾在貶值，美元和人民幣購買力也在下降。

在德黑蘭一些較為高檔的餐廳，過去人均60-80元消費的餐廳，現在人均消費至少需要100元。從前，里亞爾的貶值通常對外國群體更為有利，如今連外國人也感受到了德黑蘭物價飛漲的壓力。2022年，一袋3公斤的大米大概需要150萬里亞爾（約合人民幣33元），2025年12月，一袋5公斤的大米則需要1700萬里亞爾（約合人民幣100元），作為生活必需品的大米每公斤外幣價格幾乎翻了一倍。

人民幣—里亞爾匯率變動情況

積極求變與慢性消亡的德黑蘭

年中的伊以戰爭對伊朗造成了致命性的影響，在戰爭的陰影下，我觀察到了德黑蘭積極求變的一面，也目睹著德黑蘭正在沉默中消亡的事實，五重危機下的德黑蘭需要換種活法。

事實上，德黑蘭自今年年初以來，一直積極開展自救活動，政府大力推廣新能源電動汽車，來緩解德黑蘭的“城市病”。

首先，德黑蘭開始逐步淘汰傳統公交車，特別是在主干道上，新能源混動公交車的比重越來越大，傳統的雷諾和金龍油車正在逐步淡出舞臺。然而，伊朗專家估計，德黑蘭短期內需要7000-8000輛公交車，涉及預算為10-15億美元。

其次，德黑蘭市局正在生產更多的新能源汽車，投放到市場上。根據總統辦公室官員賈法爾·加姆帕納（Jafar Ghaem-Panah）介紹，目前已經有一家伊朗本土混動能源車廠投入運營。他還強調，德黑蘭作為試點城市，將率先售賣2萬輛電動摩托車，并為車主提供貸款補貼。在德黑蘭街頭，以紅色為主調的Zeero共享電動車開始大量投放，成為德黑蘭的新風景線。

Zeero共享滑板、電動單車與電動摩托車 圖片來源：Zeero官網

此外，德黑蘭各大購物中心展柜中的汽車，也從油車變成了新能源汽車，小鵬、嵐圖等國產新能源汽車，替代了韓國雙龍、現代、雷克薩斯等傳統汽車，成為熱銷品牌。

德黑蘭Palladium購物中心內的嵐圖汽車展柜 圖片拍攝：陳冠廷

最后，筆者多次在德黑蘭大街上看見比亞迪等國產新能源車的身影，這是以前從來沒有的現象。越來越多的德黑蘭人意識到城市問題的嚴重性，響應政府的號召，購買新能源汽車。然而，德黑蘭的轉型之路注定道阻且艱，筆者詢問小鵬汽車的銷售人員后得知，新車的落地價大概在500億里亞爾（約合人民幣30萬元），這對尚處經濟危機的伊朗人而言仍是一筆巨款。德黑蘭的積極求變，到底是杯水車薪還是雪中之炭，未來會給出最好的答案。

在德黑蘭積極求變的面貌之外，我也在目睹這個政治首都的“政治性抑郁”。過去，德黑蘭是一個充滿政治活力的城市，無論是在課堂，還是在街頭，人們熱愛討論政治。今年6月的伊以戰爭是伊朗共和國歷史上的重大轉折點，一是伊朗的民心士氣受到了巨大的打擊，二是現政府執政的合法性受到空前的質疑。德黑蘭作為伊朗的政治中心，在戰爭期間是以色列導彈空襲的主要目標。戰爭帶來的物理創傷夾雜著精神創傷，考驗著首都的政治精英，也考驗著為生計奔波的尋常百姓。

有兩個現象特別值得注意，過去的幾十年，德黑蘭的出租車司機熱衷于評價伊朗的政治問題，特別是在見到外國人時，更是中氣十足。街上對政府不滿的年輕人，更傾向于對外國人發泄心中的怒火。然而，在經歷戰爭的創傷后，國家和民族的存亡成為首要問題，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政權倒不倒臺的問題反而不太重要了。

在政府一以貫之的抵抗敘事破產后，留給德黑蘭人的更多是失望、無助和抑郁。筆者在德黑蘭租房的過程中，地產中介熱衷于“這個街區沒有被以色列轟炸”、“附近沒有伊朗高官居住/沒有軍事設施”的說辭，可見年中的戰爭對德黑蘭的創傷之深刻。

盡管在首都的富人區，新的購物中心還在拔地而起，年輕人仍然絡繹不絕地前往在IG爆火的網紅餐廳，但是在這些表象的背后，伊朗人不再有心氣評價政治，或許是2025年德黑蘭最大的變化。

逃離德黑蘭：遷都路在何方？

遷都作為2025年伊朗政壇最具討論性的問題，遷往何方一直是朝野最關注的問題，阿巴斯港、莫克蘭海岸、基什島、帕蘭德城等是伊朗遷都的潛在選項。在筆者看來，隨著德黑蘭危機加深，且絲毫沒有好轉的跡象，遷都似乎是板上釘釘的事，分歧在于遷往何地、以何種方式遷都等具體問題。

短期來看，遷都是一個壯士斷腕般的艱難抉擇，但放在歷史的長河中來看，又具有必然性。伊朗進入伊斯蘭時代以來，先后逾20次遷都，塞爾柱、伊爾汗和薩法維時期更是屢次遷都。放眼世界，近一百年內，巴西、哈薩克斯坦、印度尼西亞、土耳其、尼日利亞和緬甸等國都曾遷都，當然效果各異。當一個國家舊首都城市病集中爆發時，即便有一百種不合理性（如財政困難等），遷都方案還是會最終落地。

早在20世紀90年代，時任總統拉夫桑賈尼就曾呼吁遷都，但他并未正式提出過詳細計劃；艾哈邁德·內賈德是伊朗第二個提及遷都的總統，在第二個任期的最后幾年，他下令成立特別委員會，研究遷都問題。他考察過塞姆南、庫姆、薩韋等地，但遷都計劃最終被擱置；魯哈尼時代，遷都問題最終因高昂的預算而被放棄。卡利巴夫擔任德黑蘭市長時，亦曾呼吁轉移部分首都職能，但遷都計劃并非易卜拉欣·萊希的優先考慮，再次流產。

2024年9月8日，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在視察哈塔姆·安比亞集團建筑工地時，首次提及遷都問題。他用“別無選擇”和“勢在必行”強調了遷都的必要性，并指出“將首都遷往波斯灣沿海地區”，這為伊朗遷都問題定下了基調。11月21日，佩澤希齊揚宣稱開始對遷都計劃進行研究，并委派第一副總統阿里夫負責相關工作。

2025年11月初，佩澤希齊揚再次警告“如果到11月底之前德黑蘭還不下雨，我們就不得不實行限水措施。若仍持續不降雨，我們將不得不從德黑蘭撤離”。隨著德黑蘭水危機加劇，政府已經啟動了強制限水措施，加之物價持續暴漲，遷都確實已經進入到實質討論和落實的階段。

寸草不生的霍爾木茲島 圖片來源：作者拍攝

以佩澤希齊揚的公開言論為據，不難看出本屆政府將新都放在波斯灣沿岸的可能性最大。恰巴哈爾港、阿巴斯港、基什島、布什爾，或是在阿曼灣北側綿長的莫克蘭海岸邊另立新城都是潛在可行選項。遷都波斯灣是一個優勢和劣勢都很明顯的決定，但通過對比不難發現，部分劣勢可以在一定的條件下變成推動遷都的催化劑。遷都波斯灣的缺點主要在于波斯灣沿岸氣候極端，環境承載力明顯不足，基礎設施建設較為落后，以及國家安全無法得到保障；優勢在于遠離幾大傳統地區勢力范圍，位于國際航道的節點。

外界最為關注的莫非是遷都波斯灣是否與伊朗國家安全戰略相沖突，畢竟伊朗過去一直利用扎格羅斯山脈和厄爾布爾士山作為核戰略的物理掩體，定都波斯灣則主動暴露在美國和以色列的戰略打擊范圍之內了。

對此，我的答案是否定的，事實上，近兩三年來，伊朗一直在調和其國家戰略與遷都的內在張力。佩澤希齊揚在7月27日討論遷都波斯灣問題時強調“正如我們在最近的戰爭中所看到的，當今世界對安全的定義和保障與過去截然不同。如今的世界不再是戰亂頻仍的時代，城市的規則也已改變”。

這透露出一則信息，即伊朗對于國家安全的定義是二位一體的，包括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擔心遷都落入敵人的物理包圍圈，忽視非傳統安全的觀念，是冷戰零和博弈時代的思維。當非傳統安全因素日益成為遷都的推動力時，傳統安全因素的權重應當被重新定義，至少伊朗人是這么認為的。

此外，馬蘇德·穆薩維、阿斯加爾·埃夫特哈里等伊朗學者從社會化、歷史的視角來豐富伊朗人對國家安全的定義。故而，作為一種思想和戰略的國家安全觀并不與當前遷都的動議存在直接沖突。伊以戰爭已經證明了，德黑蘭的掩體在網絡安全缺失的狀況下，抵擋不住以色列的精準打擊。

伊朗六月遭到以色列的空襲 視頻截圖

在此基礎上，外界同樣擔心伊朗遷都波斯灣是否會改變伊朗的戰略走向。我的答案也是否定的。在當前國際關系框架內，美國、以色列與伊朗的矛盾是結構性的，遷都作為伊朗內政，很難對中東國際關系構成實質性影響。

相反，伊朗在困境中積極求變，而不是喊口號，才能在國際舞臺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在這一年間，筆者最直觀的感受就是大街上中國產的車顯著變多了，過去幾年一直是奇瑞“一花獨放”，今年國產新能源汽車集體亮相德黑蘭，形成“百花齊放”之勢。因此，遷都改變不了中國與伊朗和合共生、和諧共贏的主流方向，中國將在伊朗積極有為的政策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環境承載力不足的問題，既是挑戰，又是機遇。一方面，波斯灣沿岸缺乏孕育國際化大都市的土壤，但另一方面，遷都極有可能是部分首都職能的轉移。加之，環境承載力不足，有助于阻隔與淘汰“低端人口”和流民，避免復制德黑蘭的悲劇，突出其城市職能。

遷都波斯灣的優勢同樣是無可比擬的。首先，除德黑蘭外，現有的大城市如馬什哈德、大不里士、伊斯法罕和設拉子等勢均力敵，在中立地區找一個多方可以接受的選項最為理性，有助于平衡地方各派勢力，同時推動偏遠地區發展。再者，伊朗三千多年文明史上，實際是缺乏有效利用海洋資源的意識的。

伊朗遷都候選城市地球知識局

需要記住的是，我國正是在共和國發展的低谷時期，絕境求變，在沿海設立特區，將沿海地區作為優先發展方向。社會的改變往往不是主動發生的，遷都波斯灣也許會打開伊朗發展的桎梏，改變伊朗人的經濟觀念。

探討完遷都波斯灣的優勢和劣勢后，我們可以結合各國遷都史，看看遷都波斯灣會發生什么。比較違反直覺的一點是，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遷都，通常是從沿海遷往內陸，如坦桑尼亞從沿海的達累斯薩拉姆遷往內陸的多多馬，巴西首都從沿海的里約前往中部高原的巴西利亞，尼日利亞首都從沿海的拉各斯遷往內陸的阿布賈，緬甸首都從仰光遷往內比都等等。再看伊朗遷都波斯灣，確實有一種逆風而行的感覺。

波斯灣衛星圖，伊朗西南地區整體山地偏多

遷都通常會選址在氣候涼爽的內陸高原地區，能否說服伊朗的大批政治精英，自愿前往“艱苦地區”，確實需要費一番周折。此外，關于遷都基什島的說法，筆者想起了非洲國家赤道幾內亞，該國將首都馬拉博設在了本土以外的比奧科島，這或許是遷都基什島的靈感來源。

翻看各國的遷都史，遷都至德黑蘭附近的帕蘭德、帕爾迪斯或是塞姆南，似乎更加滿足從“悶熱的熱帶沿海平原”向“涼爽的溫帶內陸高原”遷都的趨勢。像開羅一樣，在首都周圍打造新型具有明確職能的城市，分散首都職能，在缺乏預算的情況下，不失為理性之舉。

最后，外界普遍好奇伊朗如何在缺錢的情況下推動遷都？畢竟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決定德黑蘭未來命運的，不是國家宏觀調控這只“看得見的手”，而是經濟機制這只“看不見的手”。

當前，德黑蘭的物價即便是以美元計價，也在飛速上漲，德黑蘭年輕人的工資多在1.5-3億里亞爾（約合人民幣880-1660元）間徘徊，除去有補貼的馕餅外，越來越多的人真正快過上了“無米之炊”的生活。即便不遷都，德黑蘭也會逐漸成為不適宜居住的城市，迫使更多的人口疏散與外遷，這將是一場惡性循環。

伊斯蘭時代的伊朗是一個與悲情相生相伴的社會，對法蒂瑪和十二位伊瑪目殉道的紀念周而復始，人們希望通過紀念歷史的苦難來換得今生的太平。然而，在“天災”與“人禍”的籠罩下，德黑蘭在2025年走到了歷史的十字路口，這場悲劇不能用1500年以來紀念伊瑪目的方式解決，這場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考驗著波斯人的集體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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