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轟炸驚響十里洋場：錢莊塌房，經理懸梁，勞資干仗

文│張徐樂

1950年上半年，上海的經濟形勢是不平靜的。先是上年掀起的第四次物價漲風一直延續到新年的一月份，上海工商業在持續艱難的環境中不堪重負，緊著2月初發生的“二·六”轟炸事件，將上海工商業推向了災難的深淵，并累及大批私營銀行、錢莊停業倒閉。

“二·六”轟炸事件

被炸毀的楊樹浦發電廠廠房

1950年2月6日，即春節前的十一天，退居臺灣的國民黨當局在美帝支持下，派17架飛機分四批對上海市區進行轟炸，投下六七十枚重磅炸彈，轟炸了楊樹浦電力廠、閘北水電公司、南市法商電力公司、南市華商電氣公司和閘北英商電力公司等，造成人員傷亡約1400人，房屋毀壞1000余間，特別是擔負全市80%電力供應的楊樹浦發電廠喪失了發電能力，由此造成工廠機器停轉，公交車拋錨，家家戶戶電燈不亮，正常的生產和生活秩序遭到嚴重破壞，史稱“二·六”轟炸事件。

“二·六”轟炸事件中斷了電力供應，工業生產部門的損失首當其沖。上海是全國棉紡織生產的龍頭，據統計，1949年初上海民營資本棉紡織工廠共有紗錠100余萬枚、織布機有一萬余臺，占全國棉紡織紗錠總數的50%左右，織布機總數的60%左右。【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上海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當轟炸爆發時，電力的突然中斷使正在運轉的機器上形成大量的半成品。在政府當局的組織搶修下，雖然在42小時后恢復了部分發電，部分工廠得以開工，但大部分工廠開工嚴重不足，因此損失嚴重。工業方面棉紡、卷煙、機器、火柴、造紙五個行業遭受的困難最重，甚至著名的民族企業申新紗廠也表示其自身力量僅足再維持數天。【華東財委會一二三月份工作綜合報告，1950年，華東紅（軍）政委員會財經委員會檔案，檔號E12-0-16。】陳云在分析這次事件的影響時曾指出，“上海紗布生產量占全國全國紗布生產量的一半。這次轟炸，上海紗廠停工，從電力恢復到紗廠恢復生產需一個半月時間。”【中共中央研究室編：《陳云傳》，中央文獻出版社。】

位于漢口路的申新第四紡織廠大門

“二·六”轟炸事件所造成的影響，一直延續數月，據統計，因經營困難而申請停業的工廠，3月為243家，4月為389家，5月達502家。以工業產量而言，4月火柴業的產量不及1月份的六分之一；面粉、卷煙、玻璃、毛紗也只有1月份的20%-30%或者60%-70%。與此同時，大批商店也相繼申請歇業，3月為796家，4月為1567家，5月增至2947家。而大量工廠停產，商店停業，又影響了產品的供應和交易，造成市面冷清，3月份上海商品市場的總成交量只有1月份和2月份的30%左右；4月份更少，如棉布市場4月份只有四天有少量成交，其余均無交易。【孫懷仁主編:《上海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發展簡史(1949~198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工商業所面臨的困難，從中小廠發展到大廠，從單家獨戶發展到整個行業，工廠停工，商店歇業，直接造成各行各業工人的失業。如上海有72家煙廠，正常開工者僅有二三家，總計4萬工人中，失業及半失業者達3萬人以上；紗廠、染織、針織、手工業工人失業人數均在1萬人以上；造紙、火柴、毛紡、絲織、橡膠等廠家失業情況亦相當嚴重，另外失業的店員也超過了2萬人。截止到4月中旬，上海市失業人數已超過15萬人，連同失業者家屬在內達到50萬人。【劉長勝：《上海總工會關于失業工人救濟與維持生產問題的報告》,1950年4月17日解放日報社編：《上海解放一年》,解放日報社。】工人失業后，溫飽問題難以解決，便把不滿情緒發泄到資本家身上，以致出現包圍、毆打資本家事件，與此同時罷工、怠工、上街請愿，甚至有暴力破壞行為，勞資糾紛不斷升級，工商局、勞動局忙于應付，十分被動。在此情況下，資本家失去經營的信心出現大批資方逃跑香港、海外的現象。如1950年1-2月逃跑的資方有20余家；3-4月第一周，工業資本家逃跑的就有30余家，商業資本家更達90余家。【華東財委會一二三月份工作綜合報告，1950年，華東行（軍）政委員會財經委員會檔案，檔號E12-0-16。】

在勞資糾紛過程中，也出現由于資方訴苦和攤牌算賬，有些職工甚至在人民勝利折實公債的認購、稅收等問題上受到資方影響，職工干部與積極分子也有遭工人打罵，學生中也產生了不穩定情緒。

“二·六”轟炸前，私營行莊對工業放款比例相當大，大約占存款額的48%，占放款總額的59%。“二·六”轟炸后，電力破壞，工廠停工放款不能收回，呆賬數目達400億元，【華東區行關于對上海私營工商金融業的關系的報告（代四月份工作報告）,1950年,華東行（軍）政委員會財經委員會檔案,檔號E12-0-16。】由此連累大批私營行莊倒閉。倒閉的行莊，對于那些勉強可以開工的企業，也不敢輕易放款，特別是些工廠職工為了維持生計，總是維護工廠利益，對于被抵押的工廠產品拒絕出貨，這種情況的發生，使得私營行莊更不敢向工業放款。工廠借不到錢，只能停產，然后又形成新一輪的工商業倒閉現象，繼之危及更多行莊停閉，終于在1950年2月至5月之間出現大批私營銀行、錢莊集中停業倒閉現象。在這些行莊中，既有因經營不善而倒閉的行莊，也有主動申請停業的行莊，因此將兩種情況合稱為“私營行莊停閉風潮”或“私營金融業停閉風潮”。

錢業集中停閉

昔日上海街頭錢莊銀號林立

“二·六”轟炸事件后，上海許多工廠、商店陷于停業狀態，無法維持與金融業之間的債務信用關系，直接給私營金融業的正常運作帶來嚴重影響，以此為始，上海出現了私營行莊集中停閉風潮。

私營行莊的停閉始自于銀行業。怡豐銀行在“二·六”轟炸的當天即交換軋缺，于1950年2月7日奉令停業。上海綢業銀行因虧損過巨，13日交換缺額，次日宣布停業。浙江建業銀行因放款未能如期收回，資金周轉困難，14日出現交換缺額，雖然勉強軋平，然而終因庫存空虛，無法應付提存，15日不得不自動宣告停業。民孚銀行、四川商業銀行、開源銀行因虧損過巨，無法支付到期債務，于21日停業。同日，大德錢莊也因虧損過巨，無法支付到期債務宣告停業，這是“二·六”轟炸事件后，第一家受其影響而倒閉的錢莊。緊接著，裕康錢莊因交換無法補足，2月24日也宣告停業。

到了1950年的3月，停閉的行莊達到34家，其中倒閉的錢莊為13家；4月停閉的行莊為21家，其中錢莊占到9家；5月倒閉行莊為24家，錢莊占15家。這樣，自1950年2月6日開始到5月底，近四個月里停閉的私營行莊公司共達89家，占風潮之前私營行莊總數的57%。在整個金融風潮期間，停閉的錢莊如下表所示。

如上表，受金融風潮余波影響，1950年6月又有2家錢莊倒閉，即衡通錢莊和永慶錢莊上海分莊。因此受整個金融風潮影響，錢莊數量減少了41家。與金融風潮前的72家相比，錢莊數量減少了57%，超過一半。這次由于工商業的欠款和倒閉，連累私營行莊大批停閉，對于剛剛步入正軌經營之路的錢莊而言，無疑是沉重一擊。

勞資關系激化

私營行莊在金融風潮期間所遇到的困難，并不僅僅是營業門店的關門停業，在機構停閉后的清理過程中，勞資關系變得緊張，糾紛不斷，無論對于資方還是勞方，都是極大的痛苦。據統計，在近四個月時間里，失業的職工約為4200人，包括400多名經副襄理、500多名工友無以安置，【華東區行關于對上海私營工商金融業的關系的報告（代四月份工作報告）,1950年,華東行（軍）政委員會財政經濟委員會檔案，檔號E12-0-16。】生活來源中斷。

行莊停閉后，勞方大都向資方提出一定的要求和補償，包括發放欠薪、伙食費、解雇費、紅利、獎金和升工等，最高要求相當于六個月以上的工資，最低要求也等于三個月以上的工資。但是，金融機構的停業與一般的工廠商店不一樣，工廠商店停業后，還留存著或多或少的物資，可以分配給工人；而停業的行莊公司只有房屋、生財和家具可以變賣，但是由于停業的行莊公司過多，競相變賣，導致一時不能成交。一般情況下，除收回點放款和處分些押品用來發還存款外，遣散職工的解雇費就不得不仰賴董監事的借墊，因此董監事的負擔加重。錢莊的組織形式雖然采行股份有限公司制度，但是由于當時未來得及制訂相應的破產清理法規，一時間勞資糾紛的解決無法可依。

在資方停業與勞方失業的情況下，雙方各有困難，如果彼此了解相互照顧，或可達成協議。事實上，資方由于實際困難等原因，總是采取拖延方式，而勞方又執意不肯讓步，僵持不下，糾紛越演越烈，甚至勞方有過激行為而釀成悲劇的，最突出的事件是上海永慶錢莊總經理林錦舒的自縊。

1950年的上海街頭

上海永慶錢莊成立于1908年，1949年增資為人民幣6000萬元，屬于小型錢莊，總經理為林錦舒。林錦舒在永慶錢莊服務多年，由于勤奮好學，自練習生一步步地升至總經理職位。永慶錢莊是在1950年4月6日因交換軋缺而倒閉的。倒閉之前，林錦舒努力經營，為挽救錢莊于危境，他以個人之力，拉進的存款占全莊70%以上，其中有一筆是與他有幾十年交情的老朋友的養老金存款，總計600萬元。結果，“由于董事長及經理之拆臺腳亂放款而無法收回”，永慶錢莊終因交換缺額700萬元而致倒閉。事后董事長不但不設法處理問題，反而逃避責任，一走了之。林錦舒家庭負擔極重，錢莊倒閉后，不但無力償清存款及職工薪金等事，且本身家庭之生活也成問題。永慶錢莊職工大部分都是林錦舒之學生，其中很多是他的親戚和朋友，在錢莊倒閉后并不體諒他的困難，甚至使用疲勞談判的方式，逼他簽訂勞資問題的協議。這份協議的具體內容不得而知，但林錦舒在簽字之后，因不能承受責任之重，憤而自縊。

林錦舒家屬在4月13日召開的金融業同業公會籌備委員會議上陳述事實經過，與會“同人俱不勝扼腕”，并檢討了公會對于停業行莊未能有足夠了解，表示此后當盡力為之。事實上，勞資雙方一旦涉及糾紛，勢必感情破裂，甚至走向極端，但無論如何“軟禁包圍等等系違反勞動紀律之行為，亦為法所不許”。而金融業同業公會籌備會若能與金融工會從中協調，或可使糾紛漸趨緩和。為此，金融業同業公會籌備委員們議決，迅速調查已歇業的行莊有無同樣嚴重情形，俾可做必要之挽救；與此同時，向軍管會金融處和工商聯籌備會呈文反映情況，并派沈日新、胡銘紳、陳朵如、盛慕杰、裴鑒德與金融工會切實商談預防措施。【上海市金融業同業公會籌備會第四次籌備委員會議記錄,1950年4月13日,上海市金融業同業公會檔案,檔號S172-4-3。】

位于香港路的上海銀行公會

4月22日，上海市金融業同業公會籌備會召集停業行莊舉行座談會，了解各家歇業之后的勞資關系狀況。會議期間，各歇業行莊資方頗有怨言，光中銀行主張“處理停業行莊勞資爭議辦法”應交勞方研討通過，以期訂立后雙方能夠共同遵守。慶和錢莊代表陳光煦稱勞方監視過分，幾近虐待，希望能夠幫助處理；福利錢莊代表張錫康訴說該莊停業后，勞方種種侮辱及越軌行動，實系觸犯刑法，應請公會方面函致公安局備案保護，并設法防止類似行為；廣新銀行代表主張關于職工解散費方面，應在“視實際情況”之下加“服務年資”四字；謙泰銀行代表冷榮泉主張欠薪問題之解決辦法，應另立專條。【停業行莊座談會記錄,1950年4月22日,上海市金融業同業公會檔案,檔號S172-4-37。】從各位發言者的內容來看，當時勞資雙方矛盾依舊尖銳。

應該說，勞資雙方關系的偏向大多發生于停業行莊解散之際，涉及到工資、遣散費等問題，失業職工藉此維持生活，不得不爭；而資方又的確存在困難，特別是某些賠累較重的行莊，不愿意也無力對職工負擔全責，由此雙方矛盾不可調和。與銀行相比，錢莊內部的勞資關系相對和諧，因為勞方與資方多為同鄉關系，或由資方的熟人介紹進入錢莊，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情誼相維系，特別是工齡較大的勞方，有的甚至從資方的祖父輩開始就受雇于該莊，依靠這種世代之交，勞資雙方一般能夠彼此體諒，比如在錢莊困難時期，勞方會自動減薪，與資方共渡難關；業務一旦好轉，資方也會自動發給原薪。但是，在1950年上半年爆發的金融風潮中，屬于私營行莊集中停閉，勞資關系顯得特別尖銳，傳統的鄉誼關系無法維持。這期間，由于金融工會已成立，失業職工在維護權益方面，不再似以前那樣軟弱。

滬北錢業會館

其實，職工的極端行為，也不能簡單地認為是粗暴的，畢竟有的私營行莊歇業后，因無法償債，資方有逃跑現象，職工不得不提防，于是有了圍攻行為。問題是，資方害怕遭到職工圍攻，又加劇了其逃跑念頭。因此，必須有第三方出面協調，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在勞資關系尖銳的情況下，金融業同業公會籌備會曾與金融工會雙方組成六人小組，經過多次協商，于1950年4月20日擬成了《上海市金融業勞資協商會議處理停業行莊勞資爭議辦法草案》，內容包括組織協商機構，處理爭議的辦法，職工解散費的標準和清理期間職工生活的照顧等項，最重要的是規定了停業行莊資方保證不得走避，勞方應推舉全權代表向資方據理協商解散辦法，并保證不得有妨礙人身自由等越軌行動。【項叔翔在全國金融業聯席會議上的發言,1950年8月,上海市金融業同業公會檔案S172-4-5。】這一辦法當時并未正式實行，但給此后停業行莊勞資糾紛的解決提供了思路。

嗣后，遵照上海市第一屆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會議議決的勞資協商會議原則，并依據上海市軍管會于1950年4月30日頒行的《上海市私營企業勞資協商會議組織通則》，金融業同業公會籌備會與金融工會均認識到成立勞資協商會議的必要性，于是雙方各推舉代表6人，預備代表3人，【金融業同業公會籌備會推選沈日新、蔡松甫、孫瑞璜、張重威、劉漸陸、袁尹邨6人為代表,毛嘯岑、沈浩生、沈維經3人為預備代表;金融工會推定劉善長、吾新民、謝關鴻、黃錫榮、夏宗芳、沈大衛6人為正式代表,來嗣琪、陳誦芬、蔡維勤3人為預備代表。】于6月13日正式組成上海市金融業勞資協商會議，并修正通了《上海市金融業勞資協商會議組織條例》，雙方議定根據“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原則，為便于勞資雙方進行有關維護企業克服困難、改進業務及職工生活待遇等問題的協商而組成，并協商解決一切與勞資關系相關的問題。【《上海市金融業勞資協商會議組織條例》,1950年6~7月,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編:《上海錢莊史料》。】金融業勞資協商會議在成立后，多次召開會議，解決有關勞資糾紛問題。

勞資協商會議為勞資雙方提供一個協商的平臺。此后，各私營行公司依據《上海市金融業勞資協商會議組織條例》，或者依據《上海市私營金融業勞資雙方為克服目前暫時困難的協議》，分別訂立組織章程，成立行莊公司內部的勞資協商會議，到1950年7月，已經成立勞資協商會議的有26家行莊公司，其中包括宏昶、順康、信裕泰、存德、五豐、福源、仁昶、志裕、春元永和慶成10家錢莊。

為了克服困難，部分錢莊的資方不得不通過精簡職工的方式，以節約開支，達到保本自給的目的。因此，惠昌源、存德、春茂、仁昶、五豐、泰來、振泰和志裕8家錢莊經勞資雙方協商，還簽署了解雇部分職工的協議書。勞方愿意簽署協議，代表著階級和政治覺悟程度的提高，勞方體驗到上海總工會提出的工人階級自我犧牲的意義，也體驗到已經停業行莊的雙方陷入糾紛中的痛苦和教訓以及資方的誠懇表現，毅然表示同意進行這一協議工作。【項叔翔在全國金融業聯席會議上的發言,1950年8月,上海市金融業同業公會檔案，檔號S172-4-5。】

勞資關系的緊張也并非是所有錢莊的共性，其主要表現在停業的錢莊，其實質是失業糾紛。但是，對于營業錢莊來講，勞資雙方鑒于停業錢莊發生的激烈矛盾與痛苦，吸取了教訓，通過預先成立勞資協商會議和簽署協議書的方式，達成諒解，團結一致，共同克服困難，并探尋新的發展道路。以后，勞資關系的協調，也成為檢驗一個錢莊是否穩健的重要因素。

“上海市銀行博物館”官方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