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魯大學華裔教授張泰蘇：說得尖銳一點，中國的教育和美國的教育

張泰蘇，美國耶魯大學法學院教授。張教授先后在耶魯大學獲得了歷史和數學學士學位、法律博士學位和歷史學博士學位；曾任杜克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并有執教布朗大學、北京大學法學院、清華大學法學院和香港大學的經歷；曾任中國法律與歷史國際協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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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耶魯的精髓在哪里，就是學術自由，思維自由，沒有局限。你往哪個方向發展都有人鼓勵你，都有人幫助你。學生只要有一個合理的發展方向，不管你的思維往哪個方向突破，他都會幫助你，扶持你。沒有任何框框，沒有鎖死的框架，沒人逼著你按照預先設定好的方向往前走。這很重要，至少在你思維素質上培養得非常好。還有就是獨立思考和敢于挑戰的精神，整個學校的感覺都是如此。耶魯的教授一個個都桀驁不馴，跟政府上書，像法學院的教授跟美國國會打架，批評美國參軍征兵法等等，鬧得很兇。真的像挑戰的感覺，對學生是挺大的激勵。另一方面，這還是一種學術素養，真的把學術做透了，嚴肅地思考一個問題，它能教給你在其他學校學不到的一些基本準則。

中國的教育和美國的教育，說得尖銳一點，不在同一個水平上，差得很遠。教授很重要，一個好教授給你的啟發是無與倫比的。但是在國內很多非常好的大學都沒有這種感覺，那種特別強烈的思維刺激是很難找到的。人文精神差一些，不是那么認真。學者本身的素養差得很多。

和國內上學的同學相比，我有時候會覺得，國內的同學思維方式不那么嚴謹，談話的時候比較容易浮夸，自己不很清楚的東西也瞎說。有些特別聰明的同學，說話的時候很機智、很敏銳，但就是讓你覺得他們背后的知識底蘊還不夠，知識的積攢不是很堅實。他們學習的課程很多，但是每門課不夠深入。課程有點機械，有一些還很枯燥。稍微面廣一點、思維廣一點的課，學生可能只要求讀一兩本書，而我們有的課要求讀十幾本書。畢業論文的要求也差得挺大，耶魯的畢業論文需要做一年，要經過好幾次審查。可能在指導導師那里就審閱了好幾次，最后還要再審查兩到三次。他們要求本科畢業的論文，好一點兒的是可以發表的。我覺得國內的學生可能離這個標準還有相當的距離。

還有一點就是國內大學在上大一時就分專業，這是一個非常錯誤的做法。耶魯大學在大三時才分科，美國很多其他的大學也一樣。在國內選擇余地太小了，一旦進入一個系，你就有一條已經確定的路，你必須一步步走下去。沒有什么可以探索的，空間很小，你想轉個彎都沒有可能。周圍的人可能普遍受社會風氣影響，比較功利一些，大家想得比較單調、比較實際。我不敢說我比他們有理想，我只能說，大學校園受整個中國社會風氣的影響也很嚴重。

在耶魯讀本科的中國學生，到我這屆為止，基本上所有人都只有兩條出路。要么學生物專業，學生物或者醫學，要么就是做投資銀行。學經濟有幾個好處，第一是容易。學起來容易，拿好成績容易，畢業容易。第二就是可以掙錢。中國人還是挺想掙錢的。第三，如果以后想從政、進政府，學經濟也是比較好的選擇。在海外，華人多數都學經濟，這很正常。我自己不太擔心錢的問題，因為法學院畢業你想掙錢的話隨時可以掙。

從法學院畢業，不要說從耶魯法學院，從任何一個在美國排名前十名的法學院畢業，你想年薪15萬美元是輕而易舉的事情。我沒有想到要掙很多錢，但是缺錢可以掙，我有這個能力。我這個人生活挺簡單，沒有太多的物質要求。

我近期的希望就是把該讀的書讀完，希望為我一直考慮的問題找到一個答案：怎么重新振興文化？如何才能使中國既有健康的文化和社會道德，又能適應現代社會發展的要求，能夠參與國際競爭，找一個平衡點。假如這個問題可以得到比較滿意的答案，我就會覺得很高興。我覺得可能十年都找不到，搞不好要找一輩子，希望十年之后能找到初步的答案吧。我想我會寫書，至少在三個圈子之內——政府、政治圈、法律界——產生影響，能夠比較發人深思。另一方面，我還多少希望可以跟中國的法律界直接掛鉤吧，可能的話去當法官，或者是當高級顧問也可以。只要你說的話有人聽，你可以有影響就滿意了。假如有這種機會的話，我一定會去爭取，我覺得中國現在是很有希望的。

我不像很多人張口閉口都是民主自由，我也不覺得民主本身就是一個目標。我認為隨著國家的發展，只要人民能夠幸福，精神上充實才是一個目標。民主是一種精神充實，但它不一定適合咱們的精神充實。實際上，世界沒有純粹民主的國家，包括美國，所以民主本身不是絕對的，也不只有唯一的形式。精神充實有很多種，包括一個善良的、完善的、有生命力的文化和道德觀。但是跟民主總要有關系，你總要尊重人民，以人民為出發點。

假如我找一個古人做榜樣，我可能比較喜歡范仲淹、蘇軾、王安石，或者王陽明、張居正那種感覺。我就是想既能把學問做透，又能把自己的學問和理想付諸實施，至少我的希望是這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