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的夏天,美國的傳教士李提摩太待在山西鄉試考場的外面,給秀才們免費發放《萬國公報》。他在日記當中寫道“影響一個中國的讀書人,就相當于影響三百個家庭”。這種精準投放的辦法,比當下互聯網大廠的用戶畫像早了足有一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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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能夠料想到,這套有著精神滲透性質的玩法,竟然成為了貫穿整個二十世紀的認知戰爭?真正實現系統化的洗腦工程得從二戰之后的“知更鳥計劃”說起。中情局在那個時候在全世界范圍內收買了至少四百名記者以及二十五個組織,讓他們如同播種機一般傳播美式的敘事內容。曾經在慕尼黑自由廣播電臺工作的維諾格拉多夫后來進行了爆料,他們常常使用三種手段:修改蘇聯報刊的內容、虛構逃亡者的證詞、甚至讓同一個人假扮成多種身份在廣播里面唱雙簧。這種流水線式的謊言生產,和福特汽車的裝配線差不多——都是工業時代的“標準化產品”。我覺得最為隱蔽的洗腦往往披著娛樂的外衣。
在上個世紀80年代的時候,《第一滴血》被引進到了中國。有不少的年輕人被蘭博那孤膽英雄的樣子所打動。可是卻沒有人提醒這部片子的背后是有美國國防部支持的,而且還把侵略越南說成是“拯救行動”。埃爾默·戴維斯曾經說過:“把信息包裝成為娛樂,這是人們最不容易防備的灌輸方式”。西方真正的“殺手锏”,是把自己說成是“普世價值”的代表。記得在2016年美國大選的時候,推特被曝光調整算法來壓制不利的信息。當時的白宮官員還理直氣壯地聲稱:“這是捍衛民主的必要手段”。但是到了2022年俄羅斯在社交媒體上發聲的時候,同樣的平臺馬上就給他們貼上“謠言”的標簽。這種雙標的玩法,就好像武俠里面的“正邪兩派都能吃”——規則永遠是由莊家來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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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為驚悚的是洗腦工程一代又一代地傳承下去。在1953年,美國中央情報局實施了MK - ULTRA計劃。在丹麥的某一個孤兒院當中,用16克朗(大概等同于現在的122元人民幣)去誘騙小孩開展精神控制方面的實驗。十歲的佩爾·溫尼克被連接上電極,研究人員冷漠地在一旁觀看并記錄反應,就好像在觀察小白鼠一樣。
之后在危地馬拉的囚犯那里,又出現了將人當作試驗品的冷酷事情。一直到2010年,奧巴馬才為60年前的暴行進行道歉,并且還是媒體率先曝光了事情的真相。或許從這樣的角度來看,西方的洗腦術一直依照“降維打擊”的邏輯來施行。當中國還在使用喇叭進行廣播的時候,他們已經運用短波電臺了。我們在普及電視的時候,他們搞起了好萊塢大片。等到我們擁抱互聯網的時候,算法推送又成為了新的手段。在2024年,特朗普政府設立“數字作戰室”,利用AI生成加沙度假勝地的虛假視頻,那種技術霸凌如同科幻片里的情節一樣。不過歷史總是愛開玩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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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李提摩太等人進行文化滲透,卻產生了相反的結果。梅蘭芳留胡子對抗日本人以表明態度這件事,如今成為了愛國主義的教材。西方自身也出現了不佳的狀況。臉書上將近90%的用戶并非來自美國,曾經極為強大的傳播機器,現在成為了扎克伯格等人無法掌控的存在。如此看來洗腦與反洗腦歷經百年的較量,仿佛是一場沒有終點的馬拉松。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聲稱依靠美國國務院的撥款才炮制出反華內容,烏干達的報紙帶頭抵制西方那一套說法,或許預示著新的變化。以往的單向灌輸,正在轉變為全球范圍內的思想覺醒。就像那句老話所說,你能夠暫時欺騙所有人,能夠長久欺騙少數人,但不可能永遠欺騙所有人。不管技術多么精良,包裝多么美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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