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5日23點,新疆羅布泊的夜色深得像一口老井,戈壁灘上連風聲都透著寒意。馬蘭基地光學測量站的地下掩體里,一盞昏黃的工作燈映著羅箭的側臉,他反復校準望遠鏡焦距。十六個小時后,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次核試驗就要點火,一絲誤差都可能毀掉數千人的努力。年輕中尉抬腕看表,秒針滑過,緊張卻安靜。沒人開口說話,偶爾傳來電臺里的嘶啞雜音,提醒眾人——時間在倒計時。
半年前,羅箭才從北京動身。那段場景,與眼前的寂靜形成鮮明對照。五月的京城正是槐花盛季,他在東四一條胡同的家中向父親告別。“爸,我要執行任務,可能一時聯系不到家。”話說得輕描淡寫,羅瑞卿只是拿下老花鏡,點點頭,沒有追問一句。孩子心里明白,這位中央專委辦公室主任當然知情,可保密原則比父子私情更重。門口那棵國槐落下幾點花瓣,他上車離去,車輪揚塵,那一刻誰也沒料到,父子要半年后才能聽見彼此聲音。
若把鏡頭再往前拉,故事得追溯到1958年高考。那年夏天,北京陽光熾烈,剛滿二十歲的羅箭抱著一疊志愿表,躊躇在中國科技大學與哈軍工之間。得知中國科技大學新設原子能專業,他心里“咚”地一響——二戰末期廣島、長崎的蘑菇云給他留下了太深的震撼。羅瑞卿把報考決定權交給孩子:“長大了,你自己拿主意。”于是羅箭進了中科大。學到大三,哈軍工因“兩彈”工程要擴招原子工程人才,他再次主動請纓,成為空軍系七科702專業插班生。那一年,他和兩百多名同學在哈爾濱的冰天雪地里挑水、掏糞、背運煤塊,冬夜零下三十度,熱水潑向空中瞬間化霧,他們笑稱這是“自帶特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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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底,馬蘭和青海211兩大基地缺員嚴重,羅箭所在的原子工程系全體提前畢業。“一切以試驗為先。”系主任在禮堂里聲音沙啞,沒有多余鋪墊,全體學員聽罷競相遞交提前報到申請。短短一周,一列綠色軍列從哈爾濱一路南下,經北京短暫集訓,再折向西北。翻越祁連山時,車窗外戈壁灘連綿無盡,許多年輕人第一次看見真正的荒漠,鴉雀無聲。
在馬蘭,現實比想象更艱苦。野外測量點離營區三十多公里,公路未完工,吉普車陷進流沙司空見慣。有人計算過:試驗前夕,羅箭平均每天在戈壁外場暴曬十小時,皮膚脫了三層皮,面孔黝黑得同老維吾爾牧民無異。測量站里貼著紅紙標語:“不該問的別問,不該說的別說,不該寫的別寫”。寫信屬于“可疑動作”之一,大家心照不宣。羅箭擱下思念,全力投入數據模型構建。那一年,他們自行繪制了上百張爆炸沖擊波傳播曲線,用麻繩、木樁和經緯儀在沙地上“畫”出一整套彈道測量坐標網,這些原始測量法日后被戲稱為“戈壁畢加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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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時間,千里之外的北京總參機關食堂內,羅瑞卿端著搪瓷碗跟同事打趣:“我那小子失蹤半年啦。”一句話逗得一桌人失笑,卻無人接茬——眾人懂得規矩。幾周后,中央決定由張愛萍少將赴一線擔任總指揮。動身前,羅瑞卿遞上一張夾包,里面除一份最新作戰需要清單外,還有小紙條:“勞煩老張,替我看看小卿。”張愛萍哈哈大笑:“成,老羅放心。”
1964年9月初,烈日炙烤著簡易跑道,張愛萍乘運輸機抵達馬蘭。下飛機當晚,他就戴墨鏡、披風衣開始逐點巡查。十月上旬,他找到光學測量站,見羅箭正蹲在沙地里給三腳架上油。“曬黑了。”張愛萍拍拍對方肩膀,笑問,“怎么不給你爸爸寫信?老羅都急壞了。”羅箭挺直腰,“張司令,保密條例是您訂的。”一句半真半假把張愛萍逗得大笑,隨即揮手:“好,小伙子記規矩,干得漂亮!”
10月16日,巨型倒計時鐘指向零,羅箭背對爆心,雙手抱頭貼膝,心跳撞擊耳膜。驟然間,大地像被一只無形大掌捶了一下,悶雷滾過,一股熱浪卷著沙粒撲面。隨后,他聽到觀測長用低沉嗓音發口令:“轉身!”他和同伴抬頭只見遠處騰起一根灰白色巨柱,頂部綻出花冠般蘑菇云。幾秒后,熱氣流掠過測量站,呼嘯而去。眾人顧不上欣賞,立即測距、定位、記錄。羅箭用秒表捕捉時間,用角度盤繪圖,半小時后得出初步數據:爆心當量約1.5萬噸TNT,與廣島原子彈近似。報告送至白云崗前線指揮所,張愛萍握拳輕碰桌面:“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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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慣例,立功喜報要發到家鄉和屬地。于是,北京東城區東華門的老巷子迎來了幾名居委會大媽,紅頭文件寫著“羅箭同志榮立三等功”。大媽們想進門道喜,被秘書禮貌攔在庭院外。當天夜里,羅瑞卿批評工作人員:“老百姓捧著喜報來,你們不請進屋喝口水,像什么話!”他把文件放在案前,良久無語,眼角卻含著笑意。
11月,羅箭休假返京。院門哐啷一響,老房子里頓生熱鬧氣。羅瑞卿聽完兒子匯報,只一句:“走,全聚德,烤鴨管夠。”父子坐在二樓臨窗位置,油亮鴨皮在燈下泛光。羅箭夾起第一片,還未來得及蘸醬,父親已低聲告誡:“小青是科技干部,新疆還缺人,別總想著待在北京。”話語平淡,卻沉甸甸。年輕人略微怔神,隨后點頭:“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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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的風雨,把羅家兄妹吹散四方。羅箭先復員到四川,在蠶絲廠搬過絲箱,檢過織機。日子艱辛,可他未曾自怨;實驗數據與工程圖紙,全靠記憶默背,生怕專業生疏。1978年體制調整,他被重新調往國防科委。朱光亞主持例會時稱贊:“羅箭回來了,技術口氣順多了。”1985年,組織安排他轉崗政工系統,他沒有推辭。十年后,佩戴少將肩章的他從國防工委后勤部副政委位置上退役,按規定遞交最后一份《保密承諾書》,紙張仍潔白,字跡略顯遒勁。
2001年冬,南充羅瑞卿紀念館前植下三米高雪松。羅箭攜母親將父親骨灰撒入雪松根部,簡單、安靜。隨后數年,他數次赴川陜革命老區、甘孜高原及草地,參加“重走長征路”活動。外人疑惑:七旬老人何必自討苦吃?他在總結會上短短一句:“父輩走過的地方,后人必須看一眼,才知腳下這片土地值不值得繼續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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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北京的夜里,羅箭取出1964年10月16日那張手繪曲線圖,紙邊已有毛口。他輕輕撫平,隨后放回保險盒。窗外初冬北風掠過,街燈下的槐樹枝影晃動,像極了當年軍列駛離時劃過的光斑。那條曲線記錄了中國第一聲“當家作主”的回響,也見證了一位將門子弟對父輩囑托的回答:怎能不寫信?答案在實際行動里,已經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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