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軍工高干子弟眾多，學院領導表示難以管教，陳賡：我有兩條原則

“這恐怕是建國以后最難管的學校了！”

上世紀五十年代，一句來自哈軍工（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某位領導的私下感嘆，道出了一個驚人的事實。

這所承載著新中國國防現代化夢想的頂級學府，從誕生之日起，就面臨著一個堪稱新中國教育史上最棘手的難題。

難題不是設備落后，也不是師資匱乏。

恰恰相反，在首任院長兼政委陳賡大將的擘畫下，哈軍工匯集了全國最頂尖的資源。

真正的難題，來自于它的學生。

翻開當年的學員名冊，那份名單足以讓任何人倒吸一口涼氣：

十大元帥中，朱德、彭德懷、林彪、劉伯承、陳毅、羅榮桓、葉劍英，七位元帥的子女或親屬在列；十大將中，粟裕、陳賡、張云逸、羅瑞卿、肖勁光、許光達，六位大將的子女赫然在冊。

除此之外，還有“延安五老”中董必武、林伯渠、謝覺哉的后代，以及時任公安部長、最高法院院長、最高檢察院院長的子女……

毫不夸張地說，哈軍工的導彈工程系，幾乎就是一本將星云集的“將門之后通訊錄”。

這種生源結構，在世界任何一所大學里都是難以想象的。

學院的老師和干部們每天面對的，不僅是一群求知若渴的年輕人，更是一群背后站著共和國功勛元戎的“特殊學員”。

壓力之大，可想而知。

管嚴了，怕得罪人；管松了，又怕帶壞風氣。

一位將軍的兒子，甚至敢在課堂上直接頂撞教授：“我父親在淮海戰役帶兵的時候，你還在畫圖紙吧？”

這種彌漫在校園里的優越感和驕縱之氣，如同懸在學院上空的一片陰云。

如何管好這群“特殊”的年輕人，成了擺在所有人面前的一道必答題。

就在學院領導們一籌莫展之際，陳賡大將給出了他的答案。

這個答案，只有簡單的兩條。

面對這個“燙手山芋”，陳賡沒有長篇大論，也沒有制定什么復雜的規章。

他提出的兩條原則，聽起來樸實無華，卻蘊含著極高的管理智慧。

第一條：一視同仁，不搞特殊。

這六個字，是陳賡為哈軍工定下的鐵律，也是學院風氣的壓艙石。

它意味著，無論你的父親是元帥還是普通干部，踏入哈軍工的大門，唯一的身份就是學員。

為了將這條原則落到實處，陳賡建立了一套近乎嚴苛的制度體系。

學院規定，所有學員不準從家里帶零花錢和零食，生活開銷統一依靠學院發放的津貼。

食堂吃飯，所有人，包括陳賡自己的兒子陳知建在內，都必須規規矩矩地排隊打飯，伙食標準完全一樣。

考試紀律更是被視為不可觸碰的高壓線，任何作弊行為，無論背景，一律按規定嚴肅處理，絕不姑息。

這套制度設計的核心，就是用制度化的公平，來對抗根深蒂固的特權思想。

它傳遞出一個清晰的信號：在哈軍工，你的價值不由你的出身決定，而由你的努力和才華決定。

這種做法，從根源上鏟除了滋生優越感的土壤，迫使那些習慣了被照顧的干部子弟們開始學習獨立，學習融入集體。

第二條：注意方法，個別談話。

如果說第一條原則展現了陳賡作為軍事將領的“鐵腕”，那么第二條則體現了他作為教育家的“柔情”。

陳賡深知，這群孩子雖然背景顯赫，但許多人因為父母常年征戰，成長過程中缺少家庭關愛，內心其實非常敏感和脆弱。

公開的批評和嚴厲的訓斥，很可能激發他們的逆反心理，適得其反。

因此，他要求學院的干部和老師，在發現學生問題時，不要當眾點名批評，而是選擇私下里、一對一地進行溝通。

這種“個別談話”的方式，既保護了年輕人的自尊心，又能在一種相對平和的氛圍里，動之以情、曉之以理，幫助他們認識到自己的錯誤。

一個廣為流傳的例子，是關于廖承志之子、何香凝之孫廖暉。

當時，何香凝老人心疼孫子，托人送來一些零食。

這在嚴格執行“不準帶零食”規定的哈軍工是個難題。

系里領導沒有粗暴地將零食退回，而是找到了廖暉，允許他收下，但提出了一個要求：必須和宿舍所有同學一起分享。

這一處理方式堪稱經典。

它既照顧了老革命家的一片愛心，維護了規則的權威性，更重要的是，它通過“分享”，將一件可能引發“搞特殊”猜忌的事情，轉化成了一次增進同學友誼、促進宿舍團結的契機。

這種充滿人情味和智慧的管理方法，讓學員們心服口服，也讓陳賡的原則真正深入人心。

同樣，林彪的女兒林曉霖，因家庭關系復雜，性格剛烈。

假期時，林彪辦公室秘書甚至打電話要求學校不讓她回家，以免父女爭吵。

學校在無法核實是否為林彪本意的情況下，只能安排她獨自留校。

后來林曉霖患上肝炎，其父母不聞不問，反倒是時任總參謀長羅瑞卿親自寫信囑咐學院照顧，并安排每月補助20元營養費。

學院的老師和醫護人員像親人一樣輪流照料她。

這種超越家庭關系的制度性關懷，正是陳賡原則下人性化管理的生動體現。

陳賡的“兩條原則”為哈軍工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培養了清正的校風。

隨著時間的推移，特別是陳賡大將于1961年病逝后，這套行之有效的體系開始遭遇嚴峻的挑戰。

挑戰首先來自于招生制度的改變。

從1957年起，哈軍工的招生方式逐漸從統一高考錄取轉向了更看重家庭出身和政治條件的保送制。

這一變化，在客觀上為“走后門”打開了方便之門。

許多不符合條件的中層干部子女，通過各種關系被塞進了學院，導致生源質量參差不齊，也稀釋了原本純粹的校風。

問題的總爆發，源于一個名叫陳東平的學員。

他是開國上將陳再道之子，1960年通過保送進入導彈工程系。

此人學習態度極差，幾乎每學期都有掛科，是典型的“問題學生”。

如果僅僅是成績差，或許還只是教育問題。

但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則演變成了一起震驚全國的惡性政治事件。

1962年，陳東平休學回家期間，因收聽境外反動廣播，思想發生蛻變，竟然寫信給臺灣特務機構，企圖叛逃。

這封信在海關被截獲，事件隨之敗露。

哈軍工立即將其開除學籍、團籍和軍籍，并將其送去勞動教養。

陳東平案如同一聲驚雷，震動了最高層。

毛澤東主席對此感到震驚，親自下令要求哈軍工徹查高干子弟在校情況，并上報詳細報告。

這次調查的力度前所未有，政治部對全院近500名高干子弟進行了一次徹底的摸底。

調查報告將這些學生分為“進步”、“一般”和“落后”三類，并且，按照毛主席“必須寫明每一個孩子的家長是誰”的指示，報告毫不避諱地直接點出了“落后”典型學生的家長姓名和職務。

名單上，3位上將、1位中將、1位少將、2位省委書記和1位省長的名字赫然在列。

這份報告的意義，已經遠遠超出了處理一個叛逃未遂案的范疇。

它揭示了一個深刻的現實：當“一視同仁”的原則被“走后門”的潛規則侵蝕，當嚴格的選拔標準被人情關系所取代，再好的教育體系也會出現裂痕，甚至培養出國家和軍隊的敗類。

陳東平案敲響的警鐘，不僅僅是針對哈軍工，更是針對全黨全軍的干部子女教育問題。

它促使高層下定決心，從制度上堵住“走后門”的漏洞，重新強調了紀律和規矩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