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貴族特權到全民標配，你的姓氏可不簡單！

對我們現代人來說，姓氏是與生俱來的身份符號，但在漫長的古代社會中，今天我們所熟知的、人人皆有的姓氏，曾經是一種極其珍稀的奢侈品。那么，我國的姓氏文化是怎樣發展的？古代平民從什么時候開始普及姓氏的？一起來看看。

01 姓者，女之所生

要理解古代平民為什么一開始沒有姓氏，我們必須先知道，姓最初到底是什么？

東漢學者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解釋：“姓，人所生也，從女從生。”一個“女”字旁，一個“生”字，清晰地表明，姓誕生于一個極其古老的、以女性為中心的母系氏族社會，是用來標記一個人由哪一女性始祖的血緣族群所生。因此，中國古老的姓，幾乎無一例外帶著一個女字旁。

比如中國上古時期形成的八個主要姓氏，即“上古八大姓”，存在兩種主流說法：一為姬、姜、姒、嬴、妘、媯、姚、姞，另一說為姬、姜、姒、姚、嬴、妘、媯、妊。其中都能找到“女”的存在。

人們常說的“百姓”，在商周時期是特指那些擁有“姓”的貴族群體，而姓在當時的功能是“別婚姻”，也就是同姓不婚，防止后代近親通婚。但這也帶來了一個問題：一個姓所涵蓋的范圍實在太大了。比如周天子姓姬，他分封出去的諸侯國，如晉、魯、衛、鄭等國君也都姓姬，一個姬姓，就可能覆蓋了當時貴族階層的小半壁江山，所以姓的識別度就十分有限了。

而對于庶民來說，他們不屬于高高在上的貴族通婚圈，也就不需要“姓”這個工具。但貴族們自己卻需要一個更精準的稱呼，來劃分彼此的地位、權力和財富，于是，“氏”登場了。

02 氏者，貴之所出

氏的出現晚于姓，是姓的分支。當一個龐大的“姓”不斷繁衍，其子孫被分封到各地開枝散葉，就需要一個新的符號來標記小家族的獨特地位。

這個新符號，就是氏。

與姓來源于母系家族不同，氏的來源五花八門，但每一個都清晰地指向了權力、財富和地位。宋代學者鄭樵在《通志·氏族略》中，將氏的來源歸納為32類，其中最主要的包括：

以國名為氏：比如諸侯受封在齊國，家族就以“齊”為氏；受封在魯國，就以“魯”為氏。

以采邑（封地）名為氏：比如被賞賜了封地“馮”，家族就以“馮”為氏。

以官爵為氏：比如世襲“司馬”（掌管軍事）之職，家族就以“司馬”為氏；世襲“司空”（掌管工程）之職，就以“司空”為氏。

以技藝為氏：比如世代掌管王室的陶器制造，就以“陶”為氏；掌管祭祀用的屠宰，就以“屠”為氏。

也就是說，氏的核心功能是“別貴賤”。

《通志·氏族略》一針見血地指出：“氏所以別貴賤，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

這就可以解釋為什么上古時代的底層平民沒有姓氏了，因為在那個等級森嚴的世界里，平民的身份是低微卑賤的。這個“賤”，并不是道德上的貶低，而是殘酷的現實等級：平民沒有資格參與貴族聯姻，所以他們不需要姓；平民沒有自己的封國、采邑，更不可能擔任高官，所以他們不可能擁有氏。

03 平民獲姓的時代轉折

平民有姓氏的轉折點，發生在春秋戰國到秦漢之際。這期間，舊的宗法制度和分封制在列國無休止的兼并戰爭中土崩瓦解，那些曾高高在上的姓和氏，也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壤。于是，姓和氏開始混為一談，它們原有的別婚姻和別貴賤的功能同時失效，最終姓氏合一，融合成我們今天所熟知的姓氏。

在這個新舊交替的關口，一個關鍵人物登場了——漢高祖劉邦。

按照先秦時代的規則，他是標準的“賤者”，一個有名無氏的平民。劉邦的太祖父以上各代先人的姓名都無從考稽，所以根本就搞不清楚自己應歸于何姓。而司馬遷在《史記》中用三個字解決了這個難題：“姓劉氏。”

以氏為姓，遂為一代之制。一個平民的家族“劉”，從此就是這個王朝最尊貴的姓氏。劉邦的登基，宣告一個“人人皆可有姓氏”的時代到來。

這場“姓氏革命”的背后，伴隨著深刻的社會結構變遷。

當一個新型的中央集權國家誕生，它的根基是千千萬萬個個體的庶民，當單個小家庭第一次直接面對大國，當平民作為一個相對自主的個體直接與國家發生關聯時，就迫切需要一個用文字表達的、能夠標識“我是誰”的符號。

這個符號，就是代代相傳的姓名。用文字書寫的人名，其前提就是個體必須是能直接面對國家的“戶口”。推行普遍編戶的條件，直到秦朝大一統、漢朝開啟相對穩定繁榮的統治之后才逐漸具備。劉邦的“姓劉氏”只是打開了一扇大門，而真正把姓氏賦予每個平民的，正是這個新結構下兩股個體無法抗拒的龐大力量。

第一股力量，是國家的編戶著籍。秦始皇統一六國后，建立了與西周分封制截然不同的郡縣制，在秦漢這種新型的中央集權帝國之下，統治者不再通過層層分封的貴族去間接統治，而是直接統治子民。

為此，一個龐大系統被建立起來，這就是編戶著籍。國家派出大量基層官吏，如調查人口、制作戶籍、催征賦役的里吏，把疆域內的每一個人，都清清楚楚地登記在冊。因此，平民姓氏的第一次大普及，是出于國家機器的強制性管理和司法實踐的需求。

第二股力量，則是亂世的洪流，促使離鄉的人們自行確定姓氏。在西周的封建體系下，絕大多數平民一輩子都生活在自己的熟人社會里，周圍所有人都是親戚鄰居，在這樣的環境根本不需要姓氏，一個乳名就足以和周圍人區分開。

但戰國和秦漢時期戰亂、遷徙與行役頻發，人們可能因為戰亂而成為流民，可能被強制遷徙到新開發的疆域，更可能被征發為士兵或勞工。當大家流向陌生人社會，乳名的辨別作用就不夠了，因為一個軍營可能就有五個“三兒”、八個“石頭”、十個“狗娃”，于是就必須使用由國家登記的“標簽”：姓氏。

而正是這兩股力量——自上而下的國家登記和自下而上的社會需求，在秦漢時期交匯，最終推動了姓氏在中國底層平民中的全面普及。西漢時期的編戶材料中，“姓氏+名”正式成為人名標準格式，一個“人人皆有姓氏”的中國社會由此定型，而真正意義上的“百姓”，匯聚成了從歷史中走來的“中國”。

04 名和字

談完姓氏，我們再看看名字，名和字來歷不同，古人出生后先有名，等成年后再有字。

《禮記·曲禮》記載，“男子二十，冠而字。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女子許嫁，笄而字。”意思就是說，不論男女成年才取字，表示成人，然后人們稱呼只呼字不稱名，以示尊重。然而在父親和君主面前，不論自稱或他稱，只能稱呼名而不能稱字。

并且古人的字，并非所有人都有，而是有貴族身份或者有機會接受教育的人才有。因為在春秋戰國以前，讀書識字并非一般人可以享受，平民百姓很少有機會學習，一直到了孔子“有教無類”以后，才有機會接受教育，從那以后大多數人除了自己的名，還都有了自己的字。

古人取名字，名與字之間是有一定意義上的聯系的。一般來說，互相映襯，互相補充，互為表里，或解釋，或相反，或相同，因而“字”也叫“表字”。除了名字，有些文人知識分子還給自己取號，以表達自己的理想、愿望或抱負。也有別人贈與的綽號，還有的去世后被“謚號”，后人為了尊稱，便以號來稱呼。

下面我們略舉幾個例子。

1、“名”和“字”詞意相同或相近

表示并列

諸如戰國時期愛國詩人屈原，羋姓，屈氏，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則，字靈均。其中羋姓自黃帝第八世孫季連之后，周時被封為楚國貴族，后代隨姓。屈氏源自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而名和字的“平”和“原”意思相近。正則和靈均，《五臣文選注》：“靈，善也。均亦平也。言能正法則，善平理。”

另外諸如諸葛亮，字孔明，都是亮的意思。周瑜，字公瑾，《左傳》：“瑾瑜匿瑕。”瑜和瑾都是美玉的意思。

2、“名”和“字”詞意相互輔助

字為名的解釋

例如蘇軾三父子的名字，就是這樣。蘇洵，字明允，“洵”指的誠然、確實；而“明允”指明察而誠信，是“洵”的延伸。蘇洵給兩個兒子起名，蘇軾，字子瞻；蘇轍，字子由。軾，古代車廂前面用作扶手的橫木，撫軾而望，高瞻遠矚；轍，車轍，道路所由也。

3、“名”和“字”詞意

相互補充、延伸、修飾

諸如三國劉備，字玄德，玄德為自然無為的德行，而“備”則表示具備、完備。趙云，字子龍，《周易·乾》說：“云從龍，風從虎，圣人作而萬物睹。”張飛，字翼德，羽翼豐滿，德行具備，自然可以飛黃騰達。

4、“名”和“字”詞意相互對立

諸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韓愈，字退之，“愈”為勝過之意，“退之”則是約束，使其“勿勝過”。宋代文學家晏殊，字同叔，“殊”指特殊、不相同，和“同”的意思剛好相反。宋代理學家朱熹，字元晦，熹是天亮，晦是夜晚。

5、以官職和表號稱呼

古代人非常講究禮儀，為了尊重別人，一般不直呼其名，也不稱字，而稱其別號。號和名不一定有必然聯系。例如陶潛號五柳先生，蘇軾號東坡居士。此外，有的認為稱字、號還不夠尊敬，于是就以官職、籍貫來稱呼，如杜甫被稱為杜工部，袁世凱被稱袁項城。

6、以郡望稱呼

古代對名門望族和門第非常看重，因而稱呼他人有時候用地望加字來稱呼。地望也稱郡望，即個人姓氏的祖籍地，諸如三國時期的謀士崔鈞，字符平，在三國演義里面就加上郡望稱為“博陵崔州平”，看其名字自然是敬仰大詩人屈原，因而名（鈞）和字（符平）都是依據屈原而起。

當然，還有其他很多關于名字的例子，諸如有的名和字之間并無太大關系，只是僅僅起到區別于他人之意。我們可以看到，古人起名非常科學和富有意境，因為組合變化非常浩繁，所以很少出現同名同姓還同字的現象。

看了以上內容

你了解姓氏名字如何發展了嗎？

你的姓氏是什么？

歡迎留言告訴河大衛~

綜合自：國家人文歷史、著思想等。

參考文獻：

魯西奇：《中國古代早期庶人的“名”與“姓名”》，《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

任國瑞：《中國姓氏起源、流變與姓氏學概述——〈中國姓氏起源考與歷史名人〉序》，《藝海》2015年。

李潤：《論姓、氏、名、字的起源及文化意蘊》，《茂名學院學報》，2005年。

任梓儀：《淺議我國的姓氏起源》，《才智》，2018年。

田亞岐，倪景杰：《我國姓氏的起源與發展》，《西安教育學院學報》，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