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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晚清的大官,人們總先想到李鴻章、曾國藩,或是后來的袁世凱。要說誰能在清末政壇穩坐27年,從主管外事、海軍到當上內閣總理大臣,除了慈禧跟前的“紅人”慶親王奕劻,沒有第二個人。這人本事不算大,名聲更是爛得透頂,卻成了實打實的“常青樹”,不是因為他會治國,是因為他太會“討喜”,太會“撈錢”,最后把大清最后一點生機,全耗在了飯局、牌局和錢袋子里。
奕劻是乾隆皇帝的曾孫,論輩分是光緒帝的叔祖,算正經宗室。早年的奕劻沒什么出息,沒讀過多少書,連字都寫得歪歪扭扭,道光、咸豐年間一直沒得到重用。
直到同治朝,他找對了“靠山”,慈禧的弟弟桂祥,也就是隆裕太后的親爹。奕劻天天往桂祥家跑,幫著辦紅白事,陪桂祥喝酒打牌,把這位“國舅爺”哄得舒舒服服。桂祥在慈禧跟前多說好話,奕劻才算慢慢熬出了頭。他這“鉆營”的本事,打一開始就刻在骨子里。
到了1884年,慈禧搞掉了以恭親王奕訢為首的“軍機處”,要找個“聽話”的宗室補位,奕劻因為“貼心”被選中,從此踏入權力核心。那會兒的大清,早已不是“康乾盛世”,外有列強盯著,內有教案、災荒不斷,奕劻心里想的,從來不是怎么替朝廷分憂,而是怎么把“權力”變現,怎么讓慈禧一直待見自己。
他的業余生活,就圍著三件事轉:吃飯、打牌、掙錢,比上班還上心。 先說吃飯。慶親王府里,一年到頭就沒斷過宴席,主題十有八九是“過生日”。
有人可能會問,哪來那么多生日?這就得提晚清權貴的“標配”,妻妾成群。奕劻光正式娶的老婆就有六個,兒子女兒加起來十幾個,再加上孫子孫女、親戚晚輩,一年365天,幾乎天天有人過生日。
他辦生日宴,名義上是“家宴”,實則是“收禮大會”。下屬想求官,商人想拿項目,都得趁這時候送厚禮。綢緞、字畫是基礎,真金白銀才管用。有記載說,他過60歲生日那年,光收到的白銀就有上百萬兩,還不算那些古玩、房產。
除了自家辦宴,奕劻還得天天“跑場子”。京城里有頭有臉的人家,不管是軍機大臣的兒子,還是督撫的小妾過生日,都得請他。他要是不去,人家會覺得“不給面子”,以后辦事就難了。
有時候一天趕三四個飯局,從前門的“全聚德”吃到八大胡同的私人菜館,喝得醉醺醺的,回到家倒頭就睡,第二天哪還有精神看奏折?有人勸他“少赴點宴,多管點事”,他還笑人家“不懂人情世故”。
在他眼里,飯局不是吃喝,是“維系關系”的本錢,比什么都重要。
飯局之外,奕劻最癡迷的就是打麻將。這玩意兒原本不是宮里的消遣,慈禧早年對麻將沒興趣,覺得是“民間俗物”。奕劻瞅準了慈禧晚年的心思,那會兒八國聯軍剛鬧完,圓明園燒了,條約簽了一堆,慈禧天天被煩心事纏著,正想找個法子解悶。奕劻就把麻將引進了宮,親自教慈禧怎么搓牌、怎么算番,還特意編了幾句“吉祥話”,比如摸到“紅中”就說“祝老佛爺洪福齊天”,摸到“白板”就說“祝老佛爺清白天下”。
這還不夠,奕劻知道“光教不陪”沒用,又把自己的四姨太派進了宮。這位四姨太牌技爛得離譜,卻有個“絕活”,會“輸錢”。每次陪慈禧打牌,她都帶著一沓銀票,故意打錯牌,把錢輸給慈禧。慈禧贏了開心,身邊的太監、宮女也能跟著沾光,四姨太會故意輸給他們,這些人自然天天在慈禧跟前說奕劻的好。
有次慈禧跟人說:“奕劻心細,知道我悶得慌,找的人陪我玩都合我心意。”這哪是打麻將?分明是奕劻用“輸錢”換官運,把慈禧的情緒拿捏得死死的。
要說奕劻最“厲害”的本事,還是理財,說白了就是“賣官”。
清朝官員的俸祿不高,正一品大臣一年才180兩白銀,奕劻的家產卻富得流油,秘訣就是他家那間“官帽子專賣店”,明碼標價,童叟無欺。
最出名的一單“生意”,發生在1907年。當時有個叫段芝貴的道員,相當于廳局級,想當黑龍江巡撫,相當于省部級。他知道奕劻的兒子載振好色,就從天津買了名角楊翠喜,送給載振當小妾,又給奕劻送了10萬兩白銀。
沒過多久,段芝貴就被任命為“黑龍江代理巡撫”。這事后來被御史趙啟霖彈劾,鬧得滿城風雨,載振沒辦法辭了職,段芝貴也被革了職,奕劻卻安然無恙。
慈禧只是輕描淡寫地說:“我又不傻,他有幾斤幾兩我能不知道?看來看去,還是他貼心。”一句話,就把奕劻的罪給抹了。
奕劻的貪腐并非孤立,他與袁世凱的利益勾結是晚清官場的重要線索。袁世凱曾多次向奕劻行賄,比如1903年就送銀十萬兩助力奕劻出任軍機大臣,奕劻則投桃報李,始終力挺袁世凱。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后,奕劻更是以“袁世凱能鎮壓革命”為由,不斷勸說隆裕太后啟用賦閑的袁世凱,最終讓袁世凱重新掌握軍政大權,而兩人的利益紐帶也在這一過程中愈發緊密,形成晚清官場“腐敗集團相互綁定、架空皇權”的典型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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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奕劻到底貪了多少錢?英國《泰晤士報》駐京記者莫里循,專門查過他的存款,最后披露:奕劻在英資匯豐銀行存了712.5萬英鎊!這數擱現在嚇人,擱當時更離譜。要知道,那會簡·愛當家庭教師,一年30英鎊就能過得體面;達爾文買了一幢帶花園的豪宅,才花了2000英鎊。
更要命的是,當時清朝一年的財政收入也就8000萬兩白銀,712.5萬英鎊換算過來,差不多是4750萬兩,相當于大清半年的財政收入!
有人會想,這錢要是用在新建海軍的艦船購置上,用在治理黃河的堤壩上,用在給老百姓減點稅上,大清至于垮得那么快嗎?
奕劻倒好,一分錢不存中國自己的銀行,專門存外資銀行。他心里門清,大清要是垮了,中國的銀行保不住錢,外資銀行在租界里,安全!這種“提前留后路”的心思,比誰都精。要是他晚生一百年,妥妥的“裸官”。
奕劻這樣,下面的人自然有樣學樣。軍機大臣那桐是他的鐵哥們,倆人并稱“慶那”,那桐的日記里寫滿了跟奕劻的“日常”:“赴慶王爺宅晚飯,飯后打牌,輸銀千兩”“收某道臺賀禮銀五千兩”。管鐵路的梁士詒,把修路的錢挪去炒股票;跟外國人打交道的曹汝霖,借著簽合同的機會中飽私囊。
整個晚清官場,就像一潭爛泥,大家都在忙著撈錢,沒人管國家死活。當時的民間早已民不聊生,黃河連年決堤,災民流離失所卻得不到有效賑濟;苛捐雜稅層層加碼,連普通農戶都要繳納“人頭稅”“畝捐”,不少人被逼得賣兒鬻女,但這些疾苦,根本傳不到奕劻等人的耳中。
1911年6月,四川保路運動已經鬧翻天了,老百姓扛著“保路同志會”的旗子游街,甚至跟清軍沖突,不少民眾在沖突中傷亡,奕劻卻還在府里辦生日宴。那天王府門口的馬車排了半條街,戲班子唱著《霸王別姬》,他跟那桐、袁世凱等人坐在堂上喝酒,手里還把玩著新收的玉扳指。
湖北省咨議局議長湯化龍看到這一幕,仰天長嘆:“釜水已沸,而魚竟不知!”鍋里的水都燒開了,魚還在里面游得歡,這哪是在說魚,是在說奕劻這群當官的,對亡國危機麻木到了極點。
沒過多久,辛亥革命槍響,武昌城頭的炮火,徹底打碎了大清的江山。奕劻一點不慌,揣著匯豐銀行的存折,逃到了天津租界。
在租界里,他買了大宅子,雇了十幾個傭人,照樣天天飯局、牌局,把之前貪的錢花得舒舒服服。
1917年,奕劻病死在天津,享年79歲。
這時候,已經丟了江山的清皇室,才想起給奕劻加謚號。大臣們商量來商量去,最后定了個“密”字。
按古代謚法,“追補前過曰密”,意思是“你以前犯了錯,現在補過吧”。可這會補過有什么用?江山沒了,300年的大清沒了,老百姓再也不信這個腐朽的朝廷了。
奕劻為何能在晚清官場“常青”?不是因為他有本事,是因為整個官僚體系已經爛了。慈禧知道他貪,卻離不開他的“貼心”;御史彈劾他,卻動不了他的根基。一個國家要是讓這樣的人掌權,要是當官的都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國家、百姓前面,那再厚的家底也經不住敗。
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每一個王朝的末期,都會出現像奕劻這樣的官員。他們精明地經營著自己的前程,卻糊涂地斷送了國家的未來。他們每一個決策都在為自己謀利,每一步高升都在把王朝推向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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