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為何突然全國嚴打？3個惡劣事件是導火索！聽親歷者怎么說

上世紀八十年代，經歷過特殊時期的社會，很多規矩還沒完全立起來，一大批返城知青的工作和生活沒有著落，社會上游蕩的閑散人員多了起來。

這就導致了一個很嚴重的問題，社會治安急轉直下。今天聽這里發生了搶劫案，明天聽說那里出了流氓團伙，老百姓晚上出門都得提心吊膽的。當時的犯罪率高到什么程度呢？根據一些資料記載，1980年全國立案75萬多起，其中大案5萬多起；到了1981年，更是增加到了89萬多起。

這種混亂的局面，就像一個氣球，被不斷吹大，眼看就要到爆炸的邊緣了。而真正讓國家下定決心，要用雷霆手段整治這一切的，正是發生在1983年前后的幾起極其惡劣的刑事案件。它們就像是扔進火藥桶里的火星，瞬間點燃了席卷全國的“嚴打”風暴。

震驚全國的內蒙古“六一六”血案

1983年6月16日，地點在內蒙古呼倫貝爾盟的喜桂圖旗（今天的牙克石市）。當時，在一個叫做紅旗溝的林場農場里，發生了一起駭人聽聞的特大兇殺案，后來被稱為 “內蒙古六一六案” ，也叫 “紅旗溝血案”。

這案子有多殘忍呢？案發當晚，以于洪杰為首的8名社會青年，喝了點酒，就仗著酒勁開始行兇作惡。他們闖進林場職工的家里，見人就殺，見財就搶，手段極其殘暴。

在短短幾個小時里，這伙暴徒瘋狂屠戮，根據官方后來公布的案情，總共造成了27名無辜群眾遇害，其中還包括年僅2歲的幼兒。更令人發指的是，他們還對多名女青年實施了侵犯。整個林場血流成河，場面慘不忍睹，簡直就是人間地獄。

這起案件的性質實在太惡劣了，它已經不是簡單的搶劫或者斗毆，而是對普通民眾生命赤裸裸的屠殺。消息傳到北京后，立即引起了中央高層的極大震動。

據說，相關報告送到鄧小平同志手里時，他看得眉頭緊鎖，心情異常沉重。一個和平年代，竟然會發生如此野蠻、殘忍的案件，這說明當時的社會治安問題已經到了非解決不可的地步了。老百姓連最基本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那還談什么改革開放，談什么發展建設呢？

當時的法律對于這些窮兇極惡的犯罪分子，震懾力已經遠遠不夠了。如果不采取果斷措施，類似的悲劇可能還會在其他地方上演。也正是這起案件，讓最高決策層意識到，對付這種囂張的犯罪氣焰，必須用“重典”，必須“從重從快”。

而就在這起案件發生后不久，另一場席卷大半個中國的追捕行動，則從另一個側面印證了當時治安形勢的嚴峻。

“東北二王”的瘋狂

“二王”，指的是王宗坊和王宗瑋兩兄弟，遼寧沈陽人。這倆人可不是一般的地痞流氓，他們有槍，而且槍法很準。

從1983年2月開始，這對兄弟就在沈陽的一家醫院里偷了槍，然后開始了一路向南的瘋狂逃亡和犯罪之旅 。在長達七個多月的時間里，他們流竄于多個省份，專門挑人多的火車站、商店這些地方下手，搶劫、殺人，無惡不作。

他們的行為在當時造成了巨大的社會恐慌。要知道，那個年代信息傳播沒現在這么快，但“二王”的名頭卻通過報紙、廣播傳遍了大江南北。一時間，家家戶戶都在議論這兩個持槍的亡命之徒，很多地方甚至出現了“見了東北口音的人就要多加小心”的說法。

公安部門為了抓捕他們，發布了新中國第一張懸賞通緝令，動員了大量的警察、武警甚至是民兵，在他們可能出現的鐵路沿線、山區等地設卡盤查。

在整個追捕過程中，“二王”兄弟表現得非常狡猾和兇悍，他們多次與圍捕的公安干警和無辜群眾發生槍戰，根據后來的統計，他們先后造成了9人死亡，多人受傷，其中不少是盡忠職守的公安人員。

一個案子，持續大半年，牽動全國的神經，造成如此重大的傷亡，這在新中國的歷史上是極其罕見的。

“二王”事件就像一面鏡子，照出了當時社會治安管理的巨大漏洞。一方面，它顯示了犯罪分子的兇殘和反偵察能力；另一方面，也暴露了當時公安系統在跨地區協作、通訊技術和武器裝備上的不足。最終，雖然“二王”在江西廣昌的山區被擊斃，但整個過程付出的代價是沉重的。這件事讓所有人明白，面對持有現代化武器的亡命徒，常規的治安管理手段已經不夠用了，必須要有更強硬、更高效的打擊方式。

挑戰社會底線的上海“控江路事件”

時間往前稍微倒推一點，在上海，還發生過一起雖然沒有造成人員死亡，但性質同樣惡劣，極大沖擊了社會秩序的群體性流氓事件，這就是 上海“控江路事件”。

這件事雖然發生在1979年9月，但它所暴露出的城市青年流氓團伙問題，正是80年代初社會治安混亂的一個重要縮影，也是后來“嚴打”重點打擊的對象之一 。

當時，在上海控江路一帶，一群小青年經常聚集在一起，調戲婦女，尋釁滋事。案發當天，他們因為一點小摩擦，竟然演變成一場大規模的公開耍流氓。這伙人光天化日之下，攔截過路的女性，撕扯她們的衣服，搶奪財物，甚至對一位女青年進行圍攻毆打，導致其重傷。

整個過程持續了數小時，造成了極其惡劣的社會影響，周圍的群眾敢怒不敢言，城市的正常秩序遭到了嚴重破壞。

在當時的人們看來，這種行為簡直不可理喻，是對整個社會文明底線的挑戰。

案件發生后，雖然抓捕了31名不法分子，并對他們進行了判刑或勞教，但在很多人看來，這樣的懲罰力度和他們造成的惡劣影響比起來，還是太輕了。

親歷者口中的“嚴打”

面對如此嚴峻的形勢，198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作出了《關于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決定》。

緊接著，9月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關于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和《關于迅速審判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決定》，正式拉開了全國范圍內第一次“嚴打”的序幕。

一位當年參與行動的老民警回憶說：“那段時間，我們幾乎是連軸轉，天天都在外面抓人。上頭下了死命令，要求在短期內迅速扭轉社會治安局面。我們晚上出去巡邏，看到那些三五成群、形跡可疑的，盤問幾句發現不對勁就直接帶回所里審查。

當時的氣氛確實很緊張，街上的小混混一下子就銷聲匿跡了。”

“嚴打”開始后，各地迅速召開公判大會，對一批罪大惡極的犯罪分子進行公開審判并立即執行槍決，以此來震懾犯罪，回應民眾對社會安定的渴望。一位當時還是學生的親歷者在回憶錄中寫道：“我記得學校組織我們去參加一個公判大會，廣場上人山人海。

當法官宣判那些殺人犯、搶劫犯死刑，立即執行的時候，下面群眾的掌聲經久不息。

說實話，那時候心里是感覺大快人心的，覺得壞人終于得到了應有的下場，以后出門安全多了。”

不可否認，“嚴打”在短期內確實取得了立竿見影的效果。社會治安迅速好轉，犯罪率大幅下降，老百姓拍手稱快，社會的安定感得到了極大的恢復。但是，在追求“從快”的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

由于當時強調簡化審判程序，一些案件的偵查、取證和審理時間被大大壓縮。一位后來成為法學專家的親歷者就曾提到，當時法院人手不夠，甚至從部隊調干部來協助審案，一些法律程序在執行中被簡化，這在一定程度上為后來的冤假錯案埋下了隱患。

比如，一些在今天看來可能只是輕微的流氓行為，或者打架斗毆，在當時“嚴打”的背景下，也可能被“從重”處理，甚至被判處極刑。

這就是“嚴打”在歷史評價中備受爭議的一點：它在維護社會秩序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沖擊了法治建設的正常程序，出現了矯枉過正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