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是從西窗進來的,攜著九月的第一縷涼。老屋的廳堂因此有了呼吸,一呼一吸間,墻上的光影隨之明滅。就在這明滅的光里,那張藤椅空著——已經空了整整三年。
我站著,沒有立刻進去。需要一些時間,讓目光適應這種空。藤條的顏色是一種很深的黃,是被無數個午后浸透了的,像陳年的茶漬,滲進每一條纖維里。扶手磨得最亮,能看見藤皮下的紋理,那是手掌無數次撫摸留下的印記,光滑溫潤,仿佛還帶著體溫。椅背微微向后仰著,是個很舒服的角度,仿佛剛剛還有人從上面起身離開。
椅腳邊的青磚上,有兩道淺淺的弧。那是椅子前后搖晃時留下的痕跡,像兩個括號,把一段時光括在其中。記憶就是從這里開始搖晃的。
椅子上曾經坐著祖父。他總是在午后坐在這里,手里不一定拿著什么——有時是一杯茶,有時是一份報紙,更多時候什么也不拿,只是靜靜地坐著。那時我還小,喜歡趴在他的膝頭,聞他棉布衫上陽光和煙草混合的氣味。他會用那雙布滿老年斑的手,慢悠悠地梳理我的頭發,一下,又一下。
“這椅子啊,”他有一次說,聲音像從很遠的地方傳來,“是你曾祖父編的。”
于是我知道了這把椅子的來歷。民國十八年,曾祖父用自家后院的青藤,在戰亂前的最后一個平靜夏天,編了這把椅子。藤條要在水里浸泡七天七夜,去了火氣,變得柔韌。編的時候不能急,一天只能編一小段,編得太緊會斷裂,編得太松又撐不住分量。
“就像過日子。”祖父說。
藤椅見證過四次戰爭,三次遷徙。從江南水鄉到西南山城,再回到這間老屋,它被拆卸、捆綁、運輸,又在新的屋檐下重新組裝。每一次遷徙都留下痕跡——扶手上那道裂痕是四三年躲避轟炸時磕的;椅腳那個補丁是五八年重新纏的藤條;椅背那片深色,是七二年梅雨季留下的霉斑,怎么也擦不掉了。
霉斑還在。我走過去,指尖輕輕拂過。它就像記憶里那些不愉快的部分,已經和本體長在一起,成為整體不可或缺的紋路。
祖父最后的日子,幾乎都在這把椅子上度過。那時他已經很少說話,只是長久地望著院子里的枇杷樹。春天看它開花,夏天看它結果,秋天看葉子變黃,冬天看光禿禿的枝椏指向天空。有天他突然說:“你看,那樹枝在寫天書。”
我順著他的目光看去。風中的枝條搖曳,真的像在書寫什么。
“寫的什么?”我問。
他笑了,搖搖頭:“每個人看出來的都不一樣。”
如今枇杷樹還在原地,枝條依然在風中書寫。藤椅卻空了,空得如此具體,如此不容置疑。
我在想,一把椅子要空多久,才能真正算作是“空”的?一天?一年?還是像現在這樣,空到坐在上面的人都開始模糊,只剩下一個輪廓,一個習慣,一種等待的姿態?
母親來打掃時總是繞過它。“讓你爺爺的椅子在那兒吧,”她說,“他習慣了那個位置。”
習慣。原來不僅是活著的人有習慣,連物品也有它們的習慣。習慣某個重量,習慣某種體溫,習慣午后的陽光從哪個角度照射過來。現在這些習慣都落了空,椅子因此顯得無所適從。
黃昏慢慢降臨。最后的斜光穿過窗欞,正好落在藤椅上,給它鑲了一道模糊的金邊。光里有細小的塵埃在飛舞,像極微小的生命,在完成它們自己的遷徙。
我忽然明白,這把椅子從未真正空過。它盛滿了一個世紀的重量——曾祖父編織時的專注,祖父搖動時的思緒,還有我趴在他膝頭時所有的疑問和安心。藤條在時間里變得松弛,卻也因此容納了更多。那些看不見的占據者,比任何有形的存在都更堅固。
風又起了。藤椅輕輕晃動起來,發出細微的吱呀聲。很輕,但在這寂靜的廳堂里清晰可聞。我站著聽了一會兒,然后轉身離開。
就讓它在暮色里繼續搖晃吧。空著,滿著,都是它自己的事了。有些位置永遠無法被填補,卻也因此成為最堅固的存在——像地平線上那道缺口,讓所有的光都有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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