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年審閱陳毅追悼詞，周恩來加上“功大于過”，毛主席：去掉這句

1972年1月7日凌晨，人民大會堂燈火通明。自凌晨兩點起，中央幾位負責人輪番來到北大廳，目的只有一個——敲定陳毅同志的追悼詞。外界只知道那一紙短短幾百字的正式文本，卻不清楚凌晨會議上一句“功大于過”引發的波折。

文件最初由中央辦公廳草擬，周恩來親自潤色。周恩來深知陳毅一生率直，既有鋒芒又有瑕疵，于是加進八個字：“陳毅同志功大于過。”他將鋼筆一放，對秘書低聲囑咐：“此句要寫上，講實事，免得后人誤解。”秘書點頭記下。

六個小時后，毛主席批閱。主席戴著老花鏡，從頭至尾看得極慢。翻到那行字，停頓了大約半分鐘。然后揮筆在“功大于過”上劃了粗粗一道線，旁邊寫下：“刪。”他合上稿紙，只說了一句：“陳毅是我們的同志，不分功過。”秘書應聲，是。

追悼詞定稿后，各方才得知毛主席的意見。周恩來沒有辯解，只輕輕嘆氣：“主席劃掉就劃掉吧。”這句互示尊重的對話，在政務院總理與黨的領袖之間，留下一個意味深長的空白。

陳毅為什么會讓人想到“功”與“過”的并列？往前翻二十多年，大大小小的節點交織出答案。

1929年秋，古田會議前夕，紅四軍負隅于閩西。彼時毛澤東已遭質疑，被迫離隊到上杭蛟洋休整。會上爭吵最激烈之時，年輕的陳毅挺身而出，從上海中央帶回周恩來等人的口信，客觀匯報前線真情。他敲黑板似地提醒與會者：“軍事領導必須服從于政治領導，軍隊內部必須實行民主。”一句話點醒了局促在山谷里的同志們，也為后來古田會議通過的“糾正黨內錯誤思想”奠定素材。若無當年陳毅輸送的文字材料，《古田決議》未必寫得如此精準。

時間走到1943年4月。蘇北抗日烽火正盛，泗南大柳巷春意尚寒。陳毅喬裝商販，攜彭雪楓等人拜會酒商賀子謀。對方原本觀望，轉而被陳毅嘴里那股真情“拉壯丁”似的勸戰所感動，雙溝鎮便成了華中八路軍軍糧、酒水的穩定供給點。席間一段四川腔玩笑如今再翻閱史料仍帶煙火。有人笑，這是“軍政兼擅”的佐證；也有人批評他“演員作派”。功與過，影子就此出現。

1954年春，黨建國設計圖初步鋪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評議陳毅，當時譚震林一句“有三大貢獻”獲得一致認可。第一大貢獻便是“七大到九大的承前啟后”。會議氣氛嚴肅卻帶幾分敬佩，大家不忘提及陳毅愛飲酒、愛寫詩、愛開玩笑。有人皺眉：干部就該少說多干。也有人回諷：人也是人，別只要鋼筋水泥。陳毅未到場，卻在場。

1965年國慶前夜，外交部第一次把記者招待會安排給部長本人。陳毅在燈下戴墨鏡，像極了運籌帷幄的老將。他碰到激將法提問，脫口而出“老子就喜歡戰斗”。外媒驚詫，中國百姓拍案叫好。那是冷戰最緊張的時刻，“硬”是必需品，卻也有人認為過硬等于過激。功，還是過？當時見仁見智。

同年冬天，日本圍棋訪華團抵京。陳毅提議“以棋會友”，十幾張棋盤鋪滿宴會廳。唐家璇后來回憶：“圍棋外交始于那一夜。”此后八百萬人“孩童般”落子成為中日民間交流的通道，1972年邦交正常化順理成章。推動兩國破冰的，偏偏是陳毅的一招閑棋。

然而，風云總伴微雨。文化大革命爆發后，陳毅被點名“走資派”、“大民主”浪潮席卷，鞠躬盡瘁最終臥病榻前。1972年元旦后病危通知下達，中央開會研究悼詞時，仍有人低聲議論：“他當年在北京外國語學院那番講話影響不小吧？”功過再一次并排擺上桌面。

周恩來堅持寫“功大于過”，背后是一種希望：用肯定句結束老戰友的歷史評價。毛主席刪掉那行字，也并非否定，只是不愿用會計式天平來衡定一位久經考驗的同志。他強調的是“同志”，強調雪與火鍛造出的集體。

追悼大會當日，北京陰霾未散。黑紗遮住靈堂正門，“革命的一生，光輝的一生”被鐫刻在黑底白字的橫幅上，卻沒有“功大于過”。八個字走進了會議室，又從會議室走出來，最后停留在小范圍回憶錄里，成了口耳相傳的細節。

往后歲月，研究者從檔案里重讀此事，總結出不同視角。有的注意到毛主席言簡意賅的政治把握，有的關注周恩來對戰友的情義。還有人提出第三種看法：刪與不刪，實質上體現的是對歷史人物評價方法的選擇——是按類別打分，還是用整體肯定。無論答案如何，追悼詞發布的那一刻，功過之爭悄然歸零。

1972年初那一夜的燈光，早已與陳毅的一生合而為一：炮火、詩句、酒杯、棋盤、講臺……所有交錯的光斑在追悼詞里疊成一個句點。句點沒有標注分數，只有“同志”兩字，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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