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渭清復出拒絕擔任省委書記，副總理紀登奎：這是通知，不是商量

得嘞，把官帽往外推，這種事兒不多見，尤其是在那個年代。

放著省委第一書記不當，非要去當個副手，這葫蘆里到底賣的什么藥？

這事兒得從1974年秋天，北京的京西賓館說起。

那會兒的京西賓館，可不是誰都能進的。

里頭正開著一個氣氛有點僵的會，說是個會，其實就是倆人談話。

一個，是副總理紀登奎，代表中央來的，說話分量千鈞重。

另一個，是江渭清，一個從槍林彈雨里爬出來的老革命，剛從將近八年的“靠邊站”日子里出來，臉上全是故事。

紀登奎也不繞彎子，上來就扔了個重磅炸彈：“渭清同志，中央定了，你去江西，當省委第一書記。”

江西，那會兒可不是個好地方。

明面上是魚米之鄉(xiāng)，實際上派性斗爭把那兒鬧得底朝天，工廠三天打魚兩天曬網，鐵路都快成長草的地方了，是個出了名的“老大難”。

中央的意思很明白，得派個鎮(zhèn)得住場子、會干實事的硬茬去收拾這個爛攤子。

翻來覆去地找，最后就落在了江渭清身上。

他在江蘇當家十多年，是出了名的實干派，而且骨頭硬，不怕事。

誰知道，江渭清聽完，慢慢地搖了搖頭。

他不是裝，是真犯愁。

他琢磨了一會兒，特實在地說：“感謝中央信我。

可我這都快八年沒正經干活了，兩眼一抹黑，啥情況都不知道。

再說，歲數(shù)也大了，腿腳也不利索，當年打仗留下的。

這么重的擔子，我怕給挑砸了，對不起黨，也對不起江西的老百姓。

要不，讓我去給新同志搭把手，當個顧問或者副職，出出主意就行。”

這話一出口，紀登奎的臉立馬就拉了下來。

他身子往前探了探，盯著江渭清，一個字一個字地往外蹦：“渭清同志，今天不是跟你商量，是通知你。

這是中央的決定，你必須去。”

“不是商量”，這四個字一出來，屋里的空氣都跟結了冰碴子似的。

這下把江渭清給頂墻角了，沒退路了。

為啥他要躲這個能讓他東山再起的好機會？

中央又為啥非他不去不可，跟這事兒較上勁了？

這事兒的根子，得倒回幾十年前，從湖南平江那片紅土地上刨。

時間撥回到1910年，江渭清出生在湖南平江一戶窮人家。

那時候，日子叫一個亂，軍閥打來打去，老百姓活得跟螻蟻似的。

江渭清從小就看透了這世道，十六七歲就跟著鬧起了革命，參加了平江起義，成了游擊隊里一個愣頭青。

1929年，他入了黨，這輩子就跟這倆字拴一塊兒了。

他不是那種天生會打仗的料，但是搞思想工作，團結人，那是一把好手。

從團政委干到軍政委，靠的就是一張嘴、一腔血，把隊伍擰成一股繩。

反“圍剿”的時候，一顆子彈打穿了他的右腿，給他留了個終身的念想——一條瘸腿。

就因為這次傷，他錯過了那場改變中國命運的長征。

大部隊走了，往一個誰也不知道的未來走去。

江渭清和一幫傷員、老弱，被留在了湘鄂贛根據(jù)地。

這在當時看，就是“掉隊”了。

可他沒趴下，在跟中央徹底斷了聯(lián)系，四面八方都是敵人的絕境里，硬是拉著隊伍打了三年游擊。

那三年，吃糠咽菜，睡山洞，腦袋別在褲腰帶上過日子。

也正是這三年，把“實事求是”這四個字，刻進了他骨頭里。

他明白了一個最簡單的道理：吹牛皮換不來糧食，只有老老實實干活，才能活下去。

抗日戰(zhàn)爭一打響，南方游擊隊改編成新四軍，江渭清跟著部隊到了江蘇。

他腦子活，不光會跟日本人、偽軍耍心眼，還特別會管事。

帶著隊伍在敵后扎下根，一邊打仗，一邊領著老百姓開荒種地，搞生產自救，愣是在敵人的眼皮子底下，把根據(jù)地搞得有聲有色。

到了解放戰(zhàn)爭，他已經是華中野戰(zhàn)軍第六縱隊的政委，跟司令員王必成是黃金搭檔，人稱粟裕手底下的“王牌軍”。

什么“七戰(zhàn)七捷”、萊蕪戰(zhàn)役“口袋陣”，還有孟良崮上啃掉張靈甫的整編七十四師，這些硬仗、狠仗里頭，都有他這個政委在后頭穩(wěn)定軍心、運籌帷幄的影子。

1949年，他領著部隊打過長江，親眼看著南京總統(tǒng)府的旗子換了顏色。

仗打完了，他脫下軍裝，當了南京市的副書記，開始學著怎么管一個大城市。

新中國一成立，江渭清就在江蘇扎下了根，一干就是快二十年，把那兒當成了第二個家。

1954年開始，他當上了江蘇省委的一把手。

這個從土里刨食、戰(zhàn)場上玩命走出來的干部，最看不慣的就是說大話、放空炮。

他嘴邊常掛著一句話：“情況要摸實，決心要下實，工作要抓實。”

1957年反右那陣子，風聲緊，有的地方為了湊數(shù)，把好多人都往“右派”里劃。

江渭清頂著壓力，在江蘇內部三令五申，必須實事求是，不能亂扣帽子。

最后折騰下來，整個江蘇省的地、縣兩級領導干部，一個“右派”都沒劃。

這在當時，是需要巨大勇氣的，他保下了一大批能干事的干部。

到了大躍進，那就更邪乎了。

全國上下跟瘋了似的，家家戶戶砸鍋煉鐵，地里比著“放衛(wèi)星”，今天你畝產一萬斤，明天我就敢喊十萬斤。

江渭清不信這個邪，他腿腳不好，就拄著拐杖，一個個公社、一個個煉鋼爐子去看。

看完回來，臉都黑了。

他直接跟中央和毛主席匯報：“全民煉鋼，煉出來的都是些鐵疙瘩，啥用沒有，還把山上的樹都砍光了，得不償失。

至于那個高產衛(wèi)星，我看大部分是假的，地里哪能長出金子來？”

這種話，在當時簡直就是“潑冷水”。

可毛澤東聽了，不但沒批他，反而挺欣賞他，說：“江渭清，你這個人，是講實話的。”

就因為這份信任，后來運動一起來，他才被安排到京西賓館住了下來，名義上是養(yǎng)病，實際上是保護，一住就是快八年。

這八年，是躲過了風浪，但也跟外頭的世界隔絕了。

這也是為啥1974年，紀登奎找他談話時，他心里發(fā)虛。

他不是怕?lián)熑危钦媾伦约哼@八年腦子生銹了，跟不上趟了，把中央交代的任務辦砸，耽誤了江西一省人的生計。

可中央的決心大得很。

“不是商量”，這話說得斬釘截鐵。

中央看中的，恰恰就是他這股子“不信邪”、敢講真話的勁兒。

一個連“畝產萬斤”都敢當面戳穿的人，一個在運動里敢保干部的人，正是收拾江西那個爛攤子需要的人。

江渭清拗不過組織，最后還是接了這塊燙手的山芋。

1974年12月底，他拖著那條老傷腿，到了南昌。

一場不放一槍一炮的“江西戰(zhàn)役”就這么開打了。

他上任第一件事，就是啃最硬的骨頭——整頓癱了快兩年的浙贛鐵路。

這條鐵路是國家的大動脈，當時被兩派人馬占著，三天兩頭打架，火車根本開不動。

煤運不進來，工廠得停工；糧食運不出去，外頭干著急。

江渭清直接把指揮部搬到了鐵路邊上，調集部隊和工作組，開門見山地宣講中央文件。

他的辦法特簡單：誰鬧事就抓誰，誰擋路就挪誰，誰受了冤枉就給誰平反。

同時，果斷調整鐵路沿線的領導班子，把那些搞派性、不干正事的全換掉。

就這么雷厲風行地搞了兩個月，浙贛線奇跡般地全線通車了。

這一炮打響，整個江西都震動了，老百姓看到了盼頭。

鐵路一通，江渭清就開始給整個江西做“大手術”。

農業(yè)上，他跑遍了山山水水，提出“山水田林路”綜合治理，大修水利，推廣良種。

就1975年一年，江西的糧食就多收了26億斤，破了歷史記錄。

工業(yè)上，他抓企業(yè)整頓，讓那些停工半停工的廠子重新響起了機器聲。

政治上，他立規(guī)矩，反復強調團結，消除派性。

他就在江西這么干了七年，硬是把一個亂糟糟的省份，重新拉回了正道上。

1982年，江渭清72歲了，從江西省委第一書記的位置上退了下來。

他沒留在北京安享晚年，而是回了南京，那個他干了半輩子的地兒。

2000年，老人家走了，91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