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輒稱“與國際接軌”的，非蠢，而是屁股問題

講個笑話。

有個美國人叫克魯格曼，長期研究中國經濟，是這方面的專家，從2012年起，這貨時常將自己對中國未來經濟的展望發表在《紐約時報中文網》上：

2013：中國模式遇到大麻煩了
2015：五年內中國經濟遇上大麻煩
2016：中國困境會引發全球危機嗎？
2023：中國為何會陷入如今的大麻煩
2024：做好準備，第二次中國沖擊來了
2024：特朗普將如何輸掉與中國的貿易戰
2025：中國已超越美國

此刻的你，是不是瞬間想到了戰忽局的家敦？

這貨可不是家敦，家敦學的是法律，這貨可是實打實的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

一聽“諾貝爾經濟學獎”，吃瓜群眾立即便有一種很是高大上的感覺，尤其是，本身“經濟學”這個專業就給人一種“知識淵博、高深莫測”的印象，更何況還是能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這種頂尖專家了，可是，那又怎樣？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在中國經濟面前照樣翻車。

車翻了，這不是重點，重點是，這并不妨礙一些國人對外國學者、外國的一切都深入骨髓的“高大上”印象，這是國內那些所謂的“專家、教授”們動輒將“與國際接軌”掛在嘴邊的原因。

過去的近一個世紀，由于西方提前一步進入了工業時代，導致很長一段時間西方經濟領先于我們，以至中國的年輕人都以能出國留學為榮，現在回過頭去看，真正帶領中國人民走向富裕的是埋頭苦干的“土鱉”，而不是坐在空調屋里指手劃腳的“精英”、尤其是那些從外國留學回來、掌握著政治“話語權”的精英，大部分人會的只是鸚鵡學舌，照搬照抄西方那一套，美其名曰“跟國際接軌”。

時間回到2007年，彼時，中國因拒絕一名澳大利亞艾滋病作家入境引發爭議，被指歧視性政策落后于國際趨勢。然后，畢業于澳大利亞悉尼法學院的黃某人便跳出來主張“取消限制符合聯合國消除歧視”，同年11月，這貨以衛生部副部長身份在全球艾滋病瘧疾基金新聞發布會上公開呼吁我國政府解除對艾滋病感染者的入境限制。他認為限制缺乏科學依據，因艾滋病主要通過血液、性傳播，日常接觸無傳染風險，且政策與國際人權接軌趨勢相符。

劃重點：與國際人權接軌。

然后，我國立法部門聽從了這貨的建議，于2010年取消了對艾滋病毒感染者的入境限制，導致在接下來的14年里，我國艾滋病感染者從32萬猛增到132.9萬，要知道，這132.9萬還是去了醫院已經確診的，那些已經感染艾滋病沒錢去醫院或是不敢去醫院的不在此列。

2010年4月《國境衛生檢疫法實施細則》修訂正式取消相關限制時、聯合國曾贊賞此舉體現“人權進步”。外國艾滋病感染的人權是有了，數以百萬計被感染了的中國老百姓的人權呢？他們不是人？不在中國專家和聯合國的人權保護之列？

用艾滋病禍禍了中國人后，還覺得不過癮，眼睛又盯上了毒品，又開始“跟國際接軌”：

當這些名人、學者、專家各種叫囂放開艾滋病、封存吸毒記錄的信息，卻無法回答一個問題，是14億老百姓的健康權重要，還是某一小撮人群的所謂的“人權”更重要？國家法律該保護的是絕大多數人還是極個別的人？

一名澳大利亞艾滋病人被拒絕入境，留學澳大利亞的中國專家便立即跳出來要求國家修改法律，理由是與國際接軌，是巧合還是本身屁股就有問題？學法律的教授，屁股坐在國際人權與中國女權上，在“姜萍事件”中上竄下跳，在“人臉識別”問題上不懂裝懂，遭專業人士嘲笑、被網民認為做學問不考證、研究就妄下結論，為博眼球亂說話、帶節奏后，不知悔改，在封存吸毒記錄問題上繼續跳出來刷存在感，各種玩“與國際接軌”，這不是蠢，這根本就是屁股問題，屁股坐在中國之外，事事想的是“看人家西方咋咋樣，咱也得咋咋樣”。

中國在地球上存在5000年了，干嘛要跟西方接軌？為什么不是西方與我們接軌？這不是沒自信，這根本就是崇洋魅外！

前天，我的好友@云淡風輕在我的文章后面留言中講了一件事，他說：

想起來前幾天看的一篇報道：一個理工大學的學生，和某211大學的法學院學生，在一場關于移民的辯論賽中，贏了。也就是理工大學的學生，堅持以中國人為主，而法學院的學生則認為，應該邀請全球的人來中國，共建美好未來。雖然，理工大學的學生贏了，但法學院學生賽后說的一句話，讓這位理工大學的學生，聽了感覺不寒而栗。法學院的學生說，“別看你現在贏了，但以后法律是我們說了算”。

想來，這位法學院學生的“放開移民”的觀點，也是在“跟國際接軌”吧？

中國用40年的時間完成了西方近二百年的財富積累過程，今天的中國人其生活環境被全球吃瓜群眾羨慕，在這種情況下，世界應該與我們接軌才對，那些直到今天還在動輒要我們國家“跟國際接軌”的，要么是屁股問題，要么根本就是壞，有的甚至不排除是拿錢了，必須嚴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