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到底存不存在？上個世紀，胡適提出了一條簡單的驗證辦法

1921 年，北京大學的課堂上，胡適拿著《尚書》猛拍講臺。“《夏書》里的夏朝，全是后世添上去的！” 臺下學生嘩然，有人當場反駁：“司馬遷《史記》都寫了，怎么會是假的？”

這場爭論，不是胡適故意抬杠。彼時的中國史學界，正處在 “信古” 與 “疑古” 的撕裂中。而胡適拋出的一條驗證辦法，像一把鑰匙，悄悄打開了破解夏朝之謎的大門。

那時沒人想到，這條看似簡單的辦法，會讓中國考古學家追了一百年。

一、胡適為什么要 “懷疑夏朝”？

1919 年，胡適出版《中國哲學史大綱》，開篇就把 “夏商周” 的古史體系攔腰斬斷。他只從老子、孔子講起，對夏朝只字不提。

朋友問他：“你是不承認夏朝存在嗎？” 胡適搖頭：“不是不承認，是沒證據不敢認。”

這背后是 “疑古思潮” 的浪潮。清末民初，西方實證史學傳入中國。顧頡剛提出 “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說越晚的史書，把古史寫得越詳細，夏朝的故事很可能是后人編造的。

更關鍵的是，當時沒有任何實物能證明夏朝存在。《史記?夏本紀》寫了大禹治水、啟建夏朝，可全是文字記載，沒有一件出土文物能對應。

胡適留學美國時，受杜威實用主義影響極深。他在日記里寫：“史學的靈魂是證據，沒有證據，再好的故事也是神話。”

那時連商朝都被質疑。有人說《殷本紀》也是假的，直到 1899 年，王懿榮在 “龍骨” 上發現甲骨文，后來殷墟遺址出土，商朝才從傳說變成信史。

這件事給了胡適啟發。1922 年，他在《努力周報》上公開說：“要證明夏朝存在，就照商朝的辦法來 —— 找地下的實物，跟紙上的文獻對得上。”

這就是胡適的驗證辦法：地下實物與文獻記載相互印證。簡單到一句話，卻難倒了幾代學者。

二、商朝的 “驗證模板”：甲骨文如何救了商朝？

胡適的辦法，不是憑空想的。商朝的 “復活”，就是最好的例子。

1899 年，國子監祭酒王懿榮得了瘧疾。醫生開的藥方里，有一味 “龍骨”。他翻看 “龍骨” 時，突然發現上面有奇怪的刻痕，像文字又不是金文。

王懿榮是金石學家，立刻意識到這是寶貝。他花重金收購，一年收了 1500 多片。可惜次年他就殉國了，甲骨后來落到劉鶚手里。

1903 年，劉鶚出版《鐵云藏龜》，第一次公開甲骨文。可沒人認識這些字，連國學大師羅振玉都搖頭：“看不懂，不知道是什么時候的。”

直到 1917 年，王國維發表《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他對照甲骨文和《殷本紀》，發現甲骨上記載的商王名號，從太乙到武乙，跟《史記》寫的一模一樣。

1928 年，考古隊在河南安陽發現殷墟遺址。出土的甲骨文中，不僅有商王祭祖的記錄，還有戰爭、祭祀的細節，跟文獻完全對應。

商朝被 “實錘” 了！胡適看到報告后，在日記里畫了個感嘆號：“商朝能這么證，夏朝為什么不能？”

可夏朝比商朝早千年，找證據難上加難。那時的考古隊，連夏朝可能在哪都不知道。

三、胡適的辦法難在哪？找 “夏墟” 比找殷墟難十倍

1931 年，徐旭生第一次見到胡適。這位后來的 “夏墟考古第一人”，當時還是個年輕學者。他問胡適：“按您的辦法，該去哪找夏朝的實物？”

胡適指著地圖：“《史記》說夏朝在‘伊洛竭而夏亡’，應該在河南西部、山西南部。可具體在哪，得靠你們去找。”

找 “夏墟” 的難，首先在時間。商朝有甲骨文定年，夏朝連文字都沒發現，怎么確定遺址年代？

其次在器物。商朝有青銅器、甲骨文，特征明顯。夏朝的器物是什么樣？沒人見過。就算挖出來，也不知道是不是夏朝的。

1936 年，徐旭生帶隊去豫西考察。他們沿著伊河、洛河走了三個月，翻了無數古籍，只找到幾處新石器時代遺址，沒發現任何跟 “夏” 有關的線索。

抗戰爆發后，考古工作被迫中斷。胡適在重慶見到徐旭生，安慰他：“考古是慢功夫，我們這代找不到，下一代總會找到。”

這一等，就是二十多年。直到 1959 年，徐旭生已經 71 歲，他再次帶隊去豫西。這次，他們在偃師發現了一處大遺址 —— 二里頭。

四、二里頭遺址：離夏朝最近的一次？

1959 年夏天，偃師二里頭村的農民在地里挖紅薯窖。一鋤頭下去，挖出了一塊帶花紋的陶片。消息傳到考古隊，徐旭生立刻趕過去。

他蹲在地里，拿著陶片看了半天，突然站起來說：“這可能就是我們要找的夏墟！”

隨后的發掘，讓所有人震驚。二里頭遺址面積達 300 萬平方米，出土了宮殿基址、青銅禮器、鑄銅作坊。碳十四測年顯示，遺址距今 3800—3500 年，正好對應文獻中的夏朝晚期。

最關鍵的是青銅爵。這種酒器，在商朝早期很常見，二里頭的青銅爵比商朝早幾百年，造型更原始。考古學家夏鼐說：“這是中國最早的青銅禮器，說明這里有一個早期王朝。”

可問題來了：沒有文字。二里頭出土的陶器上，只有一些刻畫符號，不是成熟的文字，沒法跟文獻對應。

有人質疑：“這會不會是商朝早期的遺址？” 支持者反駁：“年代對不上，商朝早期遺址在鄭州，二里頭比它早。”

這場爭論，又回到了胡適的辦法上 —— 缺了 “文字” 這個關鍵證據，就沒法 100% 確定是夏朝。

五、胡適沒說的后半句：驗證需要耐心

胡適提出辦法后，一直強調 “不要急著下結論”。1930 年，他在演講里說：“我們現在沒有夏朝的證據，不代表將來沒有。考古要慢慢來，不能為了湊‘五千年文明’就造假。”

這種嚴謹，影響了后來的考古學家。二里頭遺址發掘了 60 多年，考古隊沒急著宣稱 “這就是夏都”，而是一點點積累證據。

2002 年，二里頭出土了一件綠松石龍形器。這件長 70 厘米的 “龍”，用 2000 多片綠松石拼成，龍身彎曲，龍頭有眼有角。考古學家認為，這是夏朝的 “國之重器”，象征著王權。

2019 年，二里頭遺址發現了大型綠松石鑲嵌銅牌飾。這種器物，在后來的商朝遺址里也有發現，說明二里頭的文化傳承到了商朝，符合 “夏商更替” 的記載。

還有都城布局。二里頭的宮殿在中心，周圍是手工業作坊、居民區，有明確的功能分區。這種布局，跟商朝殷墟的布局很像，說明它是一個成熟的王朝都城。

這些證據，雖然沒找到文字，但越來越接近胡適的要求 —— 地下實物與文獻記載的 “夏朝特征” 高度吻合。

六、現在能確定夏朝存在了嗎？

2023 年，“考古中國” 項目發布二里頭遺址最新成果。報告里說：“二里頭遺址是中國最早的王朝都城遺址，為研究夏朝歷史提供了關鍵實物證據。”

但學術界仍有爭議。有人說：“沒有文字，還是不能 100% 確定。” 支持者則認為：“商朝早期也沒發現多少文字，不能用文字作為唯一標準。”

其實胡適早就想到了這一點。1926 年，他在給學生的信里寫：“驗證古史，不能只靠文字。器物、都城、禮制，只要能跟文獻對應，也是證據。”

現在，除了二里頭，考古學家還在晉南發現了陶寺遺址、登封王城崗遺址。陶寺遺址有大型城址、觀象臺，年代比二里頭早，可能是夏朝早期的都城。

這些遺址串聯起來，形成了一條從 “邦國” 到 “王朝” 的發展脈絡，跟《史記》里夏朝 “從禹到桀，十七君，十四世” 的記載基本吻合。

七、胡適辦法的真正意義：不止是找夏朝

胡適提出的辦法，看似簡單，卻改變了中國史學的研究方式。在他之前，研究古史全靠文獻；在他之后，考古成了古史研究的核心手段。

顧頡剛后來回憶：“胡適先生的‘找證據’，讓我們從書齋里走了出來，去地下找答案。”

現在，“夏商周斷代工程” 通過碳十四測年、器物比對，把夏朝的年代定在公元前 2070 年 — 公元前 1600 年。雖然還有爭議，但越來越多的證據支持這個結論。

2024 年，二里頭遺址博物館開館，展出的綠松石龍形器、青銅爵前，總圍著很多游客。有人問：“這真的是夏朝的東西嗎？” 講解員會笑著說：“這是離夏朝最近的證據。”

其實，能不能 100% 確定夏朝存在，已經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胡適的辦法讓我們學會了用實證的態度對待歷史，不盲從、不臆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