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李燕萍：“考公熱”深刻塑造一代年輕人

防走失，電梯直達安全島

來源：經濟觀察報

作者：田進

“考公熱”并非年輕人“失去夢想”或“變得保守”，恰恰相反，這是他們在當前就業形勢下，基于可獲得的信息和對未來的理性預期，所做出的最“精明”、最“理性”的風險管理決策。但早期劣勢會像“疤痕”一樣，在考公失敗人群的整個職業生涯中持續存在，甚至導致長期的收入損失和晉升困難。

封圖：東方IC

在國考（國考為中央機關及其直屬機構招錄公務員考試，人數指通過用人單位資格審查的人數）人數連續多年低于考研人數后，2026年，國考人數歷史首次超過考研人數。

2024—2026年，考研報名人數三連降且呈現快速下跌趨勢。2026年的考研人數（343萬）相比2023年的峰值（474萬）減少130余萬人；另一方面，國考人數自2021年以來快速增長。2021—2026年，人數從157.6萬增至371.8萬，增速達235.9%。（見圖一）

圖一

國考是一條競爭更為激烈的道路。國家公務員局和教育部公布的數據顯示，2026年國考報錄比約為98:1（即每98名考生中約有1人被錄取），而研究生的報錄比約為3.2:1。

12月11日，武漢大學二級教授、中國人力資源開發研究會副會長李燕萍在專訪中表示，“考公熱”并非年輕人“失去夢想”或“變得保守”，恰恰相反，這是他們在當前就業形勢下，基于可獲得的信息和對未來的理性預期，所做出的最“精明”、最“理性”的風險管理決策。

但早期劣勢會像“疤痕”一樣，在考公失敗人群的整個職業生涯中持續存在，甚至導致長期的收入損失和晉升困難。長期來看，“考公熱”將深刻改變一代人的職業軌跡，甚至影響未來的經濟結構。

自二十世紀90年代起，李燕萍就持續觀察、研究中國的就業市場和人力資源開發與管理，先后主編、參編著作或教材16部。

她表示，當前的就業壓力，其深刻性在于它不再是特定人群的短期困難，而是一種跨越年齡、階層并相互影響的焦慮：年輕人找不到理想工作，會加劇“內卷”；中年人被優化，會減少家庭消費，沖擊小微企業的生存；小微企業倒閉，又會進一步減少就業崗位。這種連鎖反應，標志著社會已告別那個“只要努力就能更好”的單向增長時代。

考公熱深刻塑造一代人

經濟觀察報：畢業后的前幾年，是一個人職業生涯成長的關鍵期。你如何看待持續增長的“考公熱”可能造成的影響？

李燕萍：這觸及“考公熱”現象背后更深層次的社會成本和長期后果。“考公熱”對個人和社會的影響是短期和中長期交織、正面和負面并存的復雜議題。它像一個巨大的社會資源配置器，正在深刻地塑造一代人的職業軌跡和整個經濟體的未來形態。

短期來看（如1—3年），考公對個人的影響是巨大的“機會成本”與“沉沒成本”。畢業后的前三年，是個人職業技能的“黃金窗口期”。選擇“脫產考公”，不僅是時間的投入，更是專業人力資本的折舊和荒廢。

“考公”也是一場錄取率極低的“錦標賽”。對于參與者而言，絕大多數人（超過95%）會成為“分母”。每一次失敗，不僅意味著時間的“沉沒成本”無法收回，更會帶來巨大的心理挫敗感、自我懷疑和與同齡人職業發展脫節的焦慮感。

我們也正目睹一個奇特的現象，即大量通過高等教育系統培養出來的工程師、科學家、設計師和金融分析師，放棄專業投身于記憶和申論的訓練，去競爭一個可能并不需要這些高階專業技能的行政崗位。這是對國家教育投入和個人專業積累的巨大浪費。

此外，數百萬“考公”大軍，在統計上可能不被計入失業人口。他們構成了龐大的“延遲就業”或“隱性失業”群體。這在短期內或許能讓就業數據顯得不那么嚴峻，但它并未解決問題，只是將就業壓力后置，并以一種更隱蔽、更具風險的方式累積。

經濟觀察報：考公失敗可能對個人造成的長期影響？

李燕萍：考公失敗后重返就業市場的求職者是最值得擔憂的群體。當他們在25、26歲甚至更晚的年紀，帶著一份空白的簡歷和幾次失敗的考公經歷重返市場時，將面臨極其尷尬的境地——與應屆生相比，他們沒有年齡優勢；與有經驗的職場人相比，他們缺乏相關的實踐經驗；雇主可能會質疑他們的職業規劃穩定性、學習能力和市場適應性；他們起步的薪資和職位很可能低于同齡人。

早期劣勢會像“疤痕”一樣，在考公失敗人群的整個職業生涯中持續存在，甚至導致長期的收入損失和晉升困難。

問題想要得到根本解決，不在于勸說年輕人不要考公，而在于重塑市場化工作的“好工作”屬性。只有當體制外工作同樣能提供足夠多和可預期的未來時，“考公熱”才可能真正地、健康地降溫。

經濟觀察報：在你的觀察中，“好工作”發生了哪些變化？

李燕萍：“好工作”標準變化已從追求“增量價值”轉向堅守“存量安全”。大約在十年前，中國經濟處于高速增長期，那時“好工作”的定義，與今天截然不同。（如圖二）

圖二

簡而言之，“好工作”的評價體系已經從一個關注“賠率”（未來可能的回報有多大）的體系，轉向了一個首先關注“概率”（保住這份工作的可能性有多大）的體系。確定性已經取代成長性，成為衡量工作價值的第一權重。

但從向往市場到涌入體制，絕非年輕人“失去了夢想”或“變得保守”，恰恰相反，這是他們在當前社會經濟結構下，基于可獲得的信息和對未來的理性預期，所做出的最“精明”、最“理性”的風險管理決策。

“好工作”的定義永遠是時代產物。當時代主題從“做大蛋糕”轉向“分好蛋糕”時，年輕人從追逐“高風險、高回報”的機遇，轉向尋求“高安全、穩收益”的崗位，是一種必然趨勢。

更復雜的就業壓力

經濟觀察報：部分人力資源機構的數據顯示，第三季度新發布崗位數量較高增長。在你看來，為何會出現平臺崗位數增加、應屆生卻覺得不好找工作的“溫度差”？

李燕萍：平臺數據熱，應屆生求職體感冷，是當前勞動力市場一個非常典型的結構性矛盾，說明市場崗位數量增長并不等同于應屆生所期望的就業機會等比例增加。

第一，應屆畢業生的期望往往集中在“金字塔尖”和“中上層”，而當前增長的崗位更多集中于服務業和新藍領崗位，這些崗位主要填充了金字塔的“寬闊底座”。這種結構性矛盾導致大量基礎崗位招不到人，而大量高學歷畢業生為了少數優質崗位“卷”破頭，自然感覺“工作難找”。

第二，企業的招聘需求是即時的、面向實戰的。而應屆生感覺“難”，很多時候是因為學校教的與企業要的脫節。“技能鴻溝”導致企業雖然發布職位，但在篩選簡歷和面試后，發現符合要求的候選人寥寥無幾，只能提高標準，寧缺毋濫。對應屆生而言，就是投遞了大量簡歷，卻很少能進入面試環節。

第三，經歷多年的教育投入，學生和家長都有一種強烈的“投資回本”心態。他們對第一份工作的起薪、福利、戶口、穩定性等有很高的心理預期。社交媒體上“應屆生年薪XX萬”的個例分享也無形中拉高了應屆生的期望值。但經濟大環境決定了企業對“人效”“成本”控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嚴格。

第四，就業市場的不確定性，使大量有1—3年工作經驗的職場人也在積極尋找機會，甚至愿意平薪或微降薪跳槽以尋求更好的平臺，這對應屆生而言就是降維打擊。對應屆生“友好”的崗位可能只有一小部分。

總體而言，平臺上新職位數增長是一個宏觀的、積極的信號。但“溫度差”也在提醒我們，解決就業問題，早已不是簡單地創造更多崗位，而是一個系統性工程。

經濟觀察報：你經歷過1998年國企員工下崗潮、2008年農民工就業受金融危機沖擊提前返鄉。相比之下，你如何看待當前的整體就業壓力？

李燕萍：如果說前兩次是劇烈的“急性病”，那么當下的就業壓力，更像是一種“慢性病”，病因更復雜，痛感更廣泛，也更考驗整個社會的韌性。

為了理解當下就業市場的特殊性，必須回顧過去。

1998年國企下崗潮是“割肉求生”的結構性陣痛，核心受沖擊對象是體制內的中老年國企職工（35—50歲）。他們是計劃經濟的“親歷者”，突然被推向陌生的市場。雖然體制內劇痛，但體制外（民營經濟、外資企業）正以前所未有的活力蓬勃興起。下崗工人雖然痛苦，但社會上存在著大量的空白和機會，只要肯放下身段，總有“再就業”的出路（如開出租、做小生意、進入私企）。

從本質上看，1998年國企下崗潮是一次主動的、自上而下的結構調整，目的是甩掉包袱，為市場經濟掃清道路，痛感集中，但未來的希望也更明確。

2008年金融危機是“外部輸入”的急性沖擊，核心受沖擊對象是出口導向型制造業的農民工。他們是全球化紅利的“受益者”，也是外部風險的“承受者”。當時中國經濟的底色是“高速增長”。盡管外需“急凍”，但國內基本面依然強勁。國家迅速推出了“四萬億”刺激計劃，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和房地產開發吸收了巨大的勞動力。“提前返鄉”的農民工，很快又被新一輪的“基建潮”所吸納。

從本質上看，2008年的就業市場波動是一次外部輸入的短期危機，我們用強大的內部投資對沖了外部風險。問題解決得快，信心恢復得也快。

相比之下，當前就業壓力是“內生放緩”的系統性焦慮。它沒有簡單的“特效藥”，更考驗整個社會的韌性。沖擊對象表面上是青年尤其是高學歷青年，但實際上壓力已經“全景化”和“傳導化”。

首先是面臨“結構性失業”的高學歷青年，這部分人群以文科、商科和傳統工科的本碩生為主，是“學歷通脹”最直接的承受者。他們被卡在高精尖技術崗位和基礎性藍領或服務業工作中間，進退失據。

其次是35歲+的民營企業“優化”預備役，集中在互聯網、教培、房地產等前幾年的熱門行業。他們是上一輪經濟周期的“弄潮兒”，但現在面臨著被“后浪”替代的巨大風險。企業在成本壓力下，傾向于用更年輕、更便宜、更能“卷”的畢業生來替代他們。他們的經驗在快速迭代的行業中可能迅速貶值，而家庭負擔（房貸、子女教育）又讓他們無法承受失業風險。這種對未來的不安全感，其痛苦程度絲毫不亞于找不到工作的年輕人。

三是掙扎在盈虧線上的小微企業主與個體戶。在整體消費信心不足、需求疲軟的環境下，他們面臨著租金、人力成本和微薄利潤的持續擠壓。他們背后還維系著一部分人的就業，一旦倒下，會直接加劇社會的失業問題。

四是缺乏專業技能的中低齡藍領。

總之，當前的就業壓力，其深刻性在于它不再是特定人群的短期困難，而是一種跨越年齡、跨越階層、相互傳導的普遍性焦慮：年輕人找不到理想工作，會加劇“內卷”，擠壓中年人的崗位；中年人被優化，會減少家庭消費，沖擊小微企業的生存；小微企業倒閉，又會進一步減少就業崗位。這種連鎖反應，標志著我們已告別那個“只要努力就能更好”的單向增長時代。

經濟觀察報：越來越多學生從一進入大學，就開始尋求實習機會，應該如何看待這樣的學習方式？

李燕萍：從人力資源管理視角來看，此方式有其深刻的合理性。但也必須強調，關鍵不在于“盡早開始”，而在于“戰略性的規劃”。

對于絕大多數學生，我不建議從大一就一頭扎進正式的、高強度的商業實習，這會極大地影響學業和個人發展。大一學生專業知識基礎薄弱，在實習崗位上很難承擔有價值的工作，往往只能做一些重復性的雜務。這樣的“實習”含金量低，對個人成長幫助有限，也無法為簡歷增添實質性的亮點；大一也是適應大學生活、打好學業基礎（尤其是GPA）的關鍵時期。過早投入大量時間實習，必然會分散精力，影響課程學習和績點。而一個難看的GPA，在后續求職和考研篩選中，可能是硬傷。

我的建議是，拒絕“內卷式”焦慮，不必因“別人大一就開始實習”而感到恐慌。每個人的路徑不同，戰略性的規劃遠比盲目地追趕更重要。

考研熱還會回來嗎

經濟觀察報：相比于前幾年的考研熱，2024—2026年考研人數三連降，哪些因素促成這樣的現象？

李燕萍：2020年擴招后，碩士畢業生的數量急劇增加。當人才供給逐步覆蓋更多崗位的需求缺口時，碩士學位的“身份標識”屬性逐步被弱化。

特別是在2020年擴招背景下的考研大軍中，有相當一部分學生是出于“延緩就業”“逃避競爭”的心態而讀研，這類學生讀研目標不明確，在校期間可能更專注于“混文憑”，而非“強能力”。許多企業因此發現部分碩士生的實際工作能力與期望不符，實則成為人才培養與市場需求精準對接的“校準信號”，促使高校優化課程體系，讓研究生教育更貼合行業實際需求。

這種人才供需的雙向適配，引發了雇主招聘理念的理性升級。于是，許多務實的企業特別是互聯網、制造業等行業的公司，開始調整招聘標準。他們不再“迷信”學歷，而是更看重實習經歷、項目經驗、技術匹配度以及解決問題的思維能力等。這一轉變打破了“唯學歷論”，為有能力的普通本科生提供了公平競爭的舞臺，也讓名校碩士必須以真才實學立足職場，形成了“能力至上”的良性就業氛圍。基于上述種種現象，學生和家長也變得更加理性，開始計算讀研的“經濟賬”。

一系列研究報告顯示，近年來，碩士畢業生相對于本科生的平均薪酬優勢雖仍存在，但其薪資差距的增長邏輯已從“學歷溢價”轉向“能力溢價”，這一變化倒逼高校和學生更加重視能力培養而非單純的獲取學歷。當然，若學生能將學歷優勢轉化為實踐能力，職業發展潛力遠非兩年工作經驗可比的。

經濟觀察報：考研人數三連降，能否判定“考研熱”已經結束？

李燕萍：報名人數的絕對增長停滯，更像是一場深刻的結構性分化。

其一，“雙一流”名校的考研競爭依然白熱化，甚至“卷”出新高度。而一些“雙非”普通院校的部分專業，特別是基礎學科和一些“天坑”專業，則可能面臨報名人數下降甚至招不滿的窘境。考研熱度正在向頭部院校和優勢專業高度集中。

其二，與人工智能、大數據、芯片、新材料等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相關的專業以及金融、法律等傳統高回報專業，考研熱度不減。而一些人文社科、“生化環材”中部分（生物、化學、環境、材料）就業前景不明朗的專業，報考人數則可能出現明顯下滑。學生的選擇更具“目標導向性”。

其三，過去的考研大軍中，有相當一部分是“為考研而考研”，目標模糊，僅僅是為了延緩就業和提升學歷。現在的考生群體中，目標驅動型考生比例正在增加。

需要看到，在宏觀經濟面臨壓力、就業形勢挑戰較高的年份，考研作為“就業蓄水池”的功能會再次凸顯。它仍然是許多家庭和個人在不確定環境中尋求安全感和提升競爭力的一個重要選擇。因此，考研報名人數的波動，未來很可能與經濟周期呈現更強的關聯性。

經濟觀察報：文科和理工科研究生的學歷貶值有哪些差異？

李燕萍：文科研究生對學歷價值認知的轉變，遠比理工科更具普遍性和深刻性。

文科專業培養的往往是通用型、基礎性能力（如寫作、溝通、分析），具備跨領域適配的優勢，技能“兼容性”極強。許多文科生能勝任的崗位（如行政、人力、市場、運營），理工科學生，甚至優秀的本科生也能做，競爭異常激烈。

但另一方面，文科生職業適配范圍廣。除教師、學術研究等核心領域，絕大多數文科專業能力可輻射到市場各類產業崗位，打破了專業與崗位的強綁定限制。正因為在市場化企業中擁有多元適配的潛力，大量文科研究生將考公、考編與市場化就業結合考量，將體制內崗位作為重要職業方向。“多路徑擇業保障職業穩定”成了許多文科研究生的共識。

理工科研究生對學歷價值的認知則呈現高度分化的良性態勢。其中，傳統工科（如土木、機械、化工）在行業轉型或升級階段，會出現人才結構的優化調整，促使研究生主動提升適配新需求的能力。例如，前幾年的土木工程碩士聚焦傳統基建領域，而現在則轉向新基建等新興賽道迎接挑戰。這里的“認知轉變”，更多是行業升級帶來的人才迭代，而非學歷價值的折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