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公救不了“失意”中年人

作者：東昇編輯：雪梨王

來源：冷杉RECORD（ID：fhzkfirstory）

留給這屆中年人的時間，向后寬限了三年。

1月14日，2026年度國考筆試放榜。這個決定命運的數字跳出來之前，38歲的張琪決定先用錢買下一點贏面。傍晚六點半，他順著下班的人流走到街邊，解鎖了一輛共享單車，騎向市中心的考公培訓機構。他要去上一對一的面試課，每小時700元。他已經預交了1.1萬元的學費——這筆錢相當于他兩個月的底薪，夠交三個月的房貸。

一個多月前，張琪剛走出國考考場。彼時在一張張滿是膠原蛋白的臉龐中，他的出現顯得突兀。那天他穿著筆挺整潔的襯衫，鬢角的白發(fā)有些扎眼。他在人群中努力尋找，偶爾才能發(fā)現幾個和自己年齡相仿的考生。

和年輕人的輕松自如相比，他們顯得格外局促。

“年輕人可以等筆試成績出來再準備面試。我這個年紀，耗不起了?！弊谂嘤柦淌业慕锹淅铮瑥堢髟诠P記本上密密麻麻寫滿了答題框架。

這曾是一扇被焊死了30年的門。自1994年以來，“35歲”就像一道無形的屏障，將無數中年人擋在體制的紅線外。但在2025年10月14日，國家公務員局官網發(fā)布了公告，將2026年度中央機關及其直屬機構招錄考試的報考年齡上限，放寬至38周歲，應屆碩士、博士研究生更是延伸至43周歲。

這道突如其來的裂縫，讓張琪這樣的中年人看到了機會。

張琪并非孤身一人。在他身后，擠滿了想要“上岸”的大齡考生——在醫(yī)院實驗室漂泊了13年的趙天樂，想在38歲前脫掉那層“臨時工”的皮；背著兩萬塊月供的吳洋，離開大廠后四處碰壁；虧光生意的朱林，認準了“上岸”才是唯一出路；還有袁麗，她正試圖從民辦學校和家庭權利的邊緣擠向中心。

在98:1的窄門前，這張準考證成了他們關于尊嚴與生存的孤注一擲。

脫掉那層“臨時”的皮

在培訓班的教室里，張琪習慣對著鏡子練習面試答題。眼神堅定，聲音洪亮。

這樣的反復練習，之前也有過——35歲前，他兩次沖擊公考，都敗下陣來。35歲生日一過，他就死心塌地地把教材塞進角落，篤信自己這輩子與“體制”再無瓜葛。

工作十余年間，張琪做過招投標代理，也做過環(huán)評，但都干不長久——有時是公司倒閉，有時是他被優(yōu)化，有時是跟老板理念不合主動走人。

最近這份工作，是在親戚開的通信設備公司跑市場拓展。整個部門里，張琪是最年長的員工，那些比他年輕至少5歲的同事，在酒桌上比他能喝，在工位上比他能熬。即便公司暫時沒有裁員計劃，但眼看著外賬幾年收不回來，張琪心里開始打鼓：萬一公司倒閉，自己這把年紀還能去哪兒？

大學同學里，有幾個早早考上了公務員。他們級別不高，可日子過得四平八穩(wěn)，聚會時總透著一種被體制“保護得很好”的從容。年齡越大，張琪越羨慕那種“很爽、很穩(wěn)定”的狀態(tài)。他想成為那樣的人。

得知國考年齡上限放寬后，他決定抓住最后的機會。為此他給自己制訂了詳細的復習計劃：每天清晨五點半起床刷題，下班后抽出兩小時梳理知識點，周末則全天泡在圖書館攻堅。

在那筆1.1萬元的面試培訓費面前，他沒有絲毫猶豫。他承認自己抱著某種幻想，“只要上岸，就無需再過提心吊膽的日子”。

考公培訓老師。

這種對“身份”的渴望，在趙天樂身上被拉長到了13年。

趙天樂同樣38歲，體態(tài)微胖，架著無框眼鏡，習慣把自己裝進一身深色的行政外套里，看上去比誰都像體制內的人——某種程度上，這副皮囊就是他內心的投射。他似乎迫切地想要鉆進那個系統，甚至提前為自己修剪好了形狀。

2009年從生物科學專業(yè)畢業(yè)后，趙天樂在父親的強制下，第一次走進公務員考場。

彼時他對“體制內”沒太多概念，更向往的是制藥企業(yè)的研發(fā)崗位。“當時年輕，覺得考公就是完成父母的任務?！痹S多年后，他依然記得那個年少輕狂但有夢想的年代。

那次考公自然以失敗告終，然而趙天樂也沒能如愿進入制藥行業(yè)。父親動用了所有人脈，將他安排進了家鄉(xiāng)一所三甲醫(yī)院的實驗室。“正式工作”的承諾背后，是一份三方派遣合同——他的勞動關系隸屬于一家人力資源公司，醫(yī)院只是“用工單位”。

這意味著，他成了這家醫(yī)院中地位尷尬的臨時工。

每天早上七點半，趙天樂準時穿上白大褂，刷卡進入實驗室。工作單調而重復：配置試劑、喂養(yǎng)小白鼠、記錄實驗數據。每月收入固定在幾千元。醫(yī)院的年終福利、職稱晉升、住房補貼，所有能體現“正式身份”的待遇，都與他無關。

日常還有些打雜的工作——取快遞、整理文件，甚至幫正式員工接送孩子。只要有人開口，他很少拒絕?！爱吘故桥汕采矸荩鼦U硬不起來?！贬t(yī)院有活動需要湊人頭時，他和其他派遣員工總會被第一個通知，穿著統一的服裝坐在觀眾席上。

這種“編制外”的卑微，總會在家庭聚會上達到頂點。

剛結婚時，岳父一家因為他“在醫(yī)院工作”的身份，對他頗為客氣。自從妻子的妹妹嫁給了一名鄉(xiāng)鎮(zhèn)公務員后，一切都變了。“妹夫所在的地方經濟條件并不好，他也只是個普通科員，但每次聚餐，親戚們一口一個‘主任’‘鄉(xiāng)長’地喊著，真令人作嘔?！?/p>

更讓趙天樂難堪的是，親戚們總當著他的面說，“天樂啊，你還年輕，再考考。等考上了，你妹夫還能幫幫你?！?/p>

趙天樂不是沒有努力“上岸”。從25歲到35歲，國考、省考、事業(yè)單位考試，只要符合條件的考試，他從不缺席。柜子里堆滿了歷年真題、輔導資料和培訓機構的講義?！案鞣N培訓班都報過，線下的、線上的、一對一的?！彼麤]算過具體花了多少錢，“十萬塊肯定打不住”。但十年間，他只進過兩次面試，都因綜合成績未達標而被淘汰。

為了成功上岸，他甚至動過報考高海拔地區(qū)崗位的念頭，最終因為筆試成績差了幾分未能如愿。

35歲生日那天，趙天樂知道自己的考公之路走到了盡頭——按照往年政策，35歲是報考的年齡上限。2024年，他回岳父家過年。飯桌上又聊到考公的話題，趙天樂故作輕松，“我早超齡了，這輩子也考不上公務員了。”

岳父聽了，沒說什么，只是默默夾了口菜。過了一會兒，妹夫來了，老人立馬起身，快步走上前熱情地握手寒暄。趙天樂從未見過他如此真切的笑容。

對于張琪、趙天樂這樣的“身份割裂”的中年人來說，考公年齡上限的放寬，更像是國家在延遲退休的背景下，給了他們一次“洗白”的機會，讓他們有希望撕掉身上“派遣”“臨聘”或“私企打工人”的標簽。

窄門里的最后保單

如果說身份認同是一種精神救贖，那么對于吳洋和朱林來說，考公更像是一個避難所。因為在尊嚴之前，更緊迫的是活下去。

數據冷靜而殘酷。

2026年國考報名人數突破371.8萬，報錄比高達98:1，創(chuàng)下歷史新高。更讓中年考生絕望的是，超過67%的崗位依然限定為應屆生。這意味著，數以萬計的大齡考生，只能爭奪剩下不到三成的余糧。

和年輕人競爭，大齡考生往往面臨更大壓力。

38歲的吳洋曾就職于媒體，又在互聯網大廠的黃金時期當了公關。公司一度籌備上市，期權激勵和高薪待遇讓他沉浸在“暴富夢”里。他貸款買了市中心的大平層，換了豪華SUV，篤定自己自此衣食無憂。

2020年，公司上市擱淺，吳洋因缺乏核心技術優(yōu)勢，很快成了被優(yōu)化的對象。后來，他又進入另一家互聯網企業(yè)，但終究沒能逃過35歲被裁的命運。

那之后，他成了職場“流浪者”——輾轉于幾家小公司，做過新媒體運營，試過品牌策劃，每份工作都干不長久。想回傳統媒體，卻發(fā)現行業(yè)物是人非，自己的經驗早已過時。

“媒體需要能熬夜、能追熱點的年輕人，我這把年紀，連倒班都扛不住了?！眳茄笥行┚趩?。每月兩萬多的房貸、孩子的學費、家庭的日常開支壓得他喘不過氣。他想過賣房緩解壓力，可眼下下跌的房價，又讓他遲遲下不了決心。

近乎絕望時，考公年齡放寬的消息傳來。

吳洋打算試試，“以前覺得考公是那些沒理想的人干的，現在發(fā)現，安穩(wěn)才是這個時代最奢侈的特權。”

后知后覺，直到2025年才意識到安穩(wěn)重要性的，還有朱林。

他一度是“創(chuàng)業(yè)達人”。大學時，就堅定地以“體制內掙錢太少，有本事就做生意”為信條。剛畢業(yè)的幾年，他和同學合伙倒騰醫(yī)療器械，賺了第一桶金。緊接著，他開了婚慶公司，由于行業(yè)競爭激烈，加上管理不善，沒兩年就關了門。那之后，他跟風做過教培，趕上“雙減”政策落地；開過咖啡館和茶館，做過二手車生意，折騰了十幾年，接連虧敗。

他終于明白：個體努力的上限，往往敵不過大環(huán)境的波動。

家里的經濟狀況在十幾年間時好時壞。有一次，孩子生病住院，手里的現金連住院費都湊不齊，還得向雙方父母借錢。

2025年，在妻子的勸說下，36歲的朱林決定報名國考?？赡闷鹦袦y和申論教材，他徹底傻了眼。“這么多年，除了看些成功學的書，我?guī)缀鯖]正經讀過書?！彼囍聛韺W習，每天強迫自己學習四個小時?？蓤猿植坏桨胄r就坐不住了，腦子里全是生意上的瑣事。

在學習這行，他說自己就像個小學生，得重新學著生存。

培訓班的考公學員們。

這種對“確定性”的極度渴求，也深入到了家庭內部的權利博弈中。

袁麗在一所民辦大專擔任行政，每月七八千元工資。在外人看來，她的生活已然安穩(wěn)——丈夫是公辦大專的在編教師，女兒讀初中，家庭和睦。但只有袁麗清楚，那個“民辦”的身份標簽，像一根細小的刺，總會在不經意間戳痛她。

“一個民辦學校能忙到哪去？大不了辭職”——每到家里有事要照料，又趕上夫妻二人都加班時，丈夫總會這么說。袁麗意識到，只要自己一天沒進體制，在家庭的話語體系里，就永遠是那個可以被隨時犧牲的配角。

2025年10月，國考年齡放寬的消息傳來。1987年12月出生的袁麗，正好卡在這次放寬后的邊緣?！叭f一考上了，你就能去北京，進部委工作了?！闭煞虻能浤ビ才?，加之自己多年對于“上岸”的渴望，她最終在報名系統里填下了個人信息，又對著招考職位表翻找了許久，最終能報考的只剩下中央機關設在艱苦邊遠地區(qū)的縣直屬機構的幾個職位——這些崗位離家1000多公里，與丈夫期待的“北京部委”相去甚遠。

猶豫再三，袁麗還是勾選了報名框，“好歹還有能報的，總比沒有強”。

與時間和遺忘賽跑

中年備考，是一場對精力和記憶力的“屠殺”。

自從報名后，袁麗把所有碎片化時間都用在了備考上。在學校上班時，她把無線耳機藏在頭發(fā)里，趁著整理文件、打印資料的間隙聽課；午休時，同事們趴在桌上休息，她則拿出手機刷行測真題；上廁所、去超市買菜，耳機里也循環(huán)播放申論寫作技巧和時政熱點解讀。她的帆布包里永遠裝著教材和筆記本，隨時準備抓住哪怕十分鐘的學習時間。

然而，生物性的衰退是無法靠意志力完全覆蓋的。

盯著行測里的資料分析公式“基期量＝現期量÷（1+增長率）”，袁麗嘴里不停念叨，像是在背誦某種古老的咒語。好不容易把這串字符背下來了，才過了20分鐘，全忘了。錯題本上，密密麻麻寫滿了紅筆標注，她已經不知道多少次在同一類公式題上栽了跟頭。

這種斷層式的記憶力流失，在申論背誦時尤為殘酷。她曾用一下午背完了“鄉(xiāng)村全面振興”的具體內涵，晚上做飯時還在心里默念，可第二天早上刷題，只記得產業(yè)振興和文化振興的些許內容，剩下的生態(tài)、組織和人才，忘得一干二凈。

為了對抗衰老，她學著“學生黨”的樣子，買來DHA膠囊和核桃粉，每天按時服用。膠囊?guī)в凶屗次傅男任?，核桃粉沖了一杯又一杯，腦子里的迷霧始終沒能散開?！爱斈瓯澄难晕亩紱]這么費勁，”袁麗感到沮喪，“現在一個簡單的公式都要耗費成倍的精力”。

一考公學員在練習寫申論大作文

“力不從心”是大齡考生們的普遍困境。社交平臺上，有人說自己注意力集中不了五分鐘，“一會兒想著明天去哪里見客戶，一會兒想著做什么飯菜給孩子”；有人說連續(xù)刷題四個小時后，眼睛會出現重影，腰椎也隱隱作痛。為了保持清醒，只能在鼻尖抹清涼油，在腳底下踩指壓板。這種近乎自虐式的堅持，是他們被職場邊緣化后，唯一能掌控的東西。

盡管參加過數次公務員考試，但趙天樂說，由于35歲過后的這兩年沒有系統學習，很多知識點已經生疏。加上工作繁忙，他只能利用碎片時間突擊復習。家里的書桌上，貼著密密麻麻的便利貼，上面寫著重點公式、高頻考點，就連手機壁紙都用了“上岸”兩個字。

“現在學習比以前更吃力了，眼睛花得快，記憶力也不行，一道題要反復琢磨才能明白。”他有時候加班到深夜，回家想再刷幾道題，卻總會看著看著就睡過去。

37歲的呂薇，則在經歷另一種維度的消磨。

每天早上五點半，她準時起身。除了備考，她還要維持一整個家庭的運轉：洗衣、做飯、接送孩子。作為曾經的企業(yè)會計骨干，呂薇一度對自己的理科思維充滿信心。現在，她連最基礎的排列組合公式都要反應半天。為了找回手感，她特意買來小學奧數題練計算，卻發(fā)現一道題往往要反復讀三遍才能理清思路。

她嘗試過各種科學記憶法，但在瑣碎的家務面前，這些方法悉數失效。有一次為了記住“數列求和公式”，她硬生生花了三個晚上，把公式推導過程寫了十幾遍?？傻搅四？紩r，還是因為想不起公式而丟了分。

更隱形的消耗來自家庭內部。最近兩年，丈夫的公司經營狀況急轉直下，訂單銳減，資金鏈緊張，隨時有破產的風險。做了多年家庭主婦的呂薇因此希望通過考公，為家庭建立最后一道防線。丈夫也表示全力支持，甚至感慨“以前太自私，讓你失去了事業(yè)，現在支持你為自己活一次”。

但支持僅停留在口頭上，做飯、洗衣、帶孩子，他從未分擔過分毫。

國考剛結束，呂薇又馬不停蹄地準備起省考。這或許是她最后一次能夠合法地通過“考試”逆天改命的機會。往后的路不會再有“復活賽”。

等待“宣判”

2025年11月30日下午5點，申論考試結束。

袁麗走出考場。她裹緊了紅色外套——這是她特意挑選的“幸運裝”。“不怎么樣，感覺沒戲。”她告訴在路邊等候的丈夫。后者皺起眉頭：“怎么總說不吉利的話，得往好處想。”袁麗沒有力氣爭論，她只想趕緊回家休息，畢竟第二天還要準時上班。

實際上，對大齡考生來說，即便跨過了筆試和面試的高山，前途仍是未知。其中最難的一關，是體檢。

張琪打開體檢項目清單，逐條比對。血壓、血糖、血脂是硬性指標，只要有一項超標就可能直接被刷。此外，肝功能、腎功能、心電圖、腹部B超等指標，也都卡得很死。

而這些恰恰是中年人最容易“栽跟頭”的地方。

這段時間為了備考，張琪和趙天樂的作息完全亂了套。凌晨兩點睡，早上六點起是常態(tài)。支撐他們熬過來的，是濃茶、咖啡以及高油高鹽的外賣。吳洋也是如此，一年的備考讓他幾乎斷了所有運動。體重比三年前漲了二十斤，腹部悄悄隆起，爬三層樓梯都氣喘吁吁。

接近深夜11點的考公培訓班

前陣子公司體檢，吳洋的血壓已經處在臨界值。醫(yī)生叮囑他要清淡飲食、規(guī)律作息，可備考的緊迫感讓他根本沒心思調理。他私下用家用血壓計測過，好幾次收縮壓都超過了140mmHg。

“要是筆試和面試都過了，最后栽在體檢上，這輩子就真的交待了?！眳茄笳f。

除體檢外，系統對人的考察也在變得愈發(fā)立體。

12月25日，“山東錄用公務員將考察報考動機”的新聞登上微博熱搜。據報道，山東錄用公務員要“深入挖掘考察對象報考動機”“立體掌握考察人選‘8小時內外’表現”“核查重點人員網絡社交平臺言論”等。對張琪、吳洋等這些履歷復雜的中年人來說，他們的“報考動機”往往就充滿了生存的計算。比起白紙一張的應屆生，他們在企業(yè)里的人際往來、酒后言論，甚至職場上的每一次跳槽，都可能成為政審顯微鏡下的瑕疵。

而這些調整，則側面折射出公務員招錄正在轉向一種更為深層的綜合審視。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社會法室副主任王天玉接受《法治日報》采訪時表示，國家公務員錄用具有風向標作用。報考年齡的調整，是對當下我國老齡化背景下勞動人口現狀的回應，也是對國家有關重大決策部署的落實，同時體現了公務員考察重點向能力導向轉變的趨勢。

在他看來，這種風向標作用體現在全社會選人用人方面，報考年齡的調整對社會具有積極的示范效應，有助于改變就業(yè)市場上的“35歲門檻”規(guī)則。

最近幾年，法律界也正在呼吁將年齡歧視明確為就業(yè)歧視，但在相關法規(guī)完善之前，這屆大齡考生更像是某種制度轉型的“先行試水者”：他們享受了政策放寬的紅利，同時也必須接受更為嚴苛的審視。

1月，眼看放榜時間近了。社交媒體上，應屆生們在反復刷新頁面，焦慮地在評論區(qū)“接上岸”。張琪們則普遍表現出一種屬于中年人的遲鈍——他們只模糊地記得成績會在1月份出，卻沒人守著手機刷新，甚至很少參與類似討論。

14日晚上，成績公布。張琪、袁麗、趙天樂，沒有一個人的名字出現在入圍名單中。

生活似乎并沒有因為一場考試發(fā)生太大變化。張琪繼續(xù)回公司催那些催不回來的爛賬，袁麗仍舊在熟悉的行政崗位上工作。

趙天樂則徹底釋然了。他穿著那件深色的行政夾克，每天按時在實驗室里給小白鼠換藥、配置試劑。

“我也算為自己的執(zhí)念又拼了一次?！?/p>

說完這話，他重新轉過身，低下頭，繼續(xù)記錄那一串枯燥的實驗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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