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春天,臺北士林官邸蘭花房內飄著龍井茶香,蔣介石以指尖敲擊藤椅扶手并與毛人鳳說道,戴雨農的骨血不能留在大陸乃是底線。毛人鳳躬身應承,其袖口露出半截傷疤,那是1946年戴笠墜機后他搶修檔案所留下的燒傷。此時這道如同蜈蚣般的疤在顫動,是因為他知道戴笠的孫子散落于三地,強擄兒童比暗殺政客更為困難這般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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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蔣那道命令背后有著更深的焦慮,1946年戴笠岱山空難后蔣介石日記里書寫像失了右臂,可1949年敗退臺灣時竟然沒顧上戴家遺孤,直到1953年朝鮮停戰美國對臺態度曖昧他才突然想要用“撫恤忠良”來表演仁義,毛人鳳匯報戴藏宜被鎮壓消息時就摸透了這種算計,當時老蔣沉默半晌后突然問孫子輩有幾個在讀中學,仿佛在清點政治道具。
我認為最為諷刺的是執行中的錯位,毛人鳳派往上海的特務黃鐸本是戴笠的老部下,曾因貪污被戴笠抽過耳光,如今卻要靠偽造戶口簿來救助仇人子孫;更為荒誕的是“戴公館遺孤”成為了緊俏貨,鄭錫英帶著小兒子戴以昶居住在上海亭子間時街道干部常來關心,而毛人鳳的手下同時在天井守候著,這雙線盯梢如同1945年國共搶東北的縮微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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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么來說,跨海行動如同一出黑色喜劇一般。鄭錫英化名“沈鳳英”辦理通行證,戶籍警陸秉章偷偷多填了一個假名,僅僅是因為他的侄女剛因“通匪”被抓,想要尋找一條后路。結果陰差陽錯,十三歲的戴以宏因為戶口被頂包滯留在上海,之后在安徽農場搬磚的時候還總是念叨早知道該用本名排隊,這命運的捉弄比毛人鳳策劃的任何劇本都更為巧合。
戰后孩子們的人生才真正顯露出人性的復雜。去了臺灣的戴以寬后來前往美國留學學習企業管理,就徹底遠離了政治。留在上海的戴以宏在文革時期因為“歷史清白”反倒成為了工農兵學員。那個被送養給廚師的孫女戴眉曼,在改革開放之后竟在義烏成為外貿大戶。這種分野如同對蔣介石“血脈傳承論”的無聲嘲諷,亂世里如同浮萍一般,哪里有預設的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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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不妨這樣來看,在老蔣漏洞眾多的“慈父戲碼”里,他接見鄭錫英母子時特意讓記者拍照卻不讓照片見報,毛人鳳提出修改“戴雨衣紀念學校”他以“避嫌”予以否決,這種既想要牌坊又想要實效的扭捏情形,和1943年戴笠生前最后一次述職時蔣介石當面夸贊他“黨國干城”背后卻密令陳誠削弱他兵權的情況是一樣的。
在翻閱臺灣“國防部”檔案里的《戴公遺嗣安置報告》時,最為顯眼的并非經費批條,而是頁腳鉛筆書寫的“速辦”二字。這潦草的批示與1950年批核“白色恐怖”名單的朱批系由同一支筆所寫,卻傳遞出不同的溫度。或許權謀者偶爾需借助幾個帶有溫情的物件,來熨燙自身布滿褶皺的良心。
浙江江山保安鄉戴笠故居的導游現在常指著一棵枯梅說“這是戴將軍手植”,可那樹是1998年補種的,確實早被村民砍了當柴燒。而這種記憶的篡改與再生,如同戴家后人的命運,被政治的大手捏弄后,最終在自己所選擇的土壤里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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