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林建國按下手機屏幕上的還貸提醒，指尖在“確認支付”的懸浮窗上停頓了三秒。這個月的數字比上個月又少了372元——利率下調了。
他關掉手機，看向窗外。清晨六點的城市正在蘇醒，對面的“金色家園”三期工地上，塔吊已經開始轉動。三年前，他和妻子站在那個還在打地基的售樓處門口，排了七個小時隊，簽下了這套房子。
“爸，我上學要遲到了。”
女兒林小雨背著書包站在門口，校服的袖子短了一截——她已經半年沒有新衣服了。
“馬上。”林建國抓起公文包，最后看了眼客廳墻上掛著的“喬遷之喜”十字繡，那是岳母三年前送的。紅色的“福”字在晨光中顯得格外刺眼。
2019年的冬天，林建國記得特別清楚。
那時他是本地一家中型企業的中層，年薪四十萬。妻子蘇慧是小學教師，月入八千。女兒小雨剛升初中，成績優異。
“咱們該換房子了。”蘇慧看著同學家長群里的消息，“小雨的同學都搬去新區了，那里的學區更好。”
他們當時住在老城區一套90平的兩居室，市值約180萬。看了三個月房后，他們鎖定了“未來城”樓盤——新區重點學區，地鐵規劃口，開發商的宣傳冊上印著“城市新中心，資產永增值”。
開盤價：每平四萬二。最小的戶型118平，總價496萬。
“太貴了。”林建國搖頭。
“隔壁王姐家上個月買了，現在每平已經漲了兩千。”蘇慧翻出手機里的計算器，“我們把現在的房子賣了，能得180萬。首付三成150萬，咱們還差30萬，找我爸媽借點。”
“月供呢？”
“兩萬左右。你工資三萬，我八千，咱們節儉點，沒問題。”
銷售顧問小張適時地補了一句：“林哥，這可能是最后的機會了。明年地鐵一通，價格至少再漲30%。”
那天晚上，林建國做了個夢，夢見自己站在高樓俯瞰城市，所有人都仰頭看他。醒來后，他簽了購房合同。
2020年，疫情來了。林建國的公司業務萎縮，他的年薪從四十萬降到二十五萬。但他并不太擔心——“未來城”的價格確實漲了，每平突破了五萬。他們的房子賬面價值已經接近600萬。
“你看，我說的對吧？”蘇慧得意地說，“這才一年，我們就賺了一百萬。”
他們開始規劃裝修，選最好的材料，訂最貴的家具。林建國甚至考慮換輛車——反正資產在增值。
2021年，調控政策來了。
一開始只是輕微的波動，每平降了一兩千。開發商開始搞促銷，“送車位”“送裝修”。老業主們去售樓處維權，拉橫幅，最后不了了之。
真正崩潰從2022年開始。
地鐵規劃改了，站點離小區兩公里；承諾的重點分校變成了普通分校；新區的大量新房源入市，價格戰開始了。
每平四萬、三萬五、三萬、兩萬八......
林建國每天都會刷房產APP，看著那個數字一點點往下掉，像是看著自己的血一點點流干。
“林建國，來我辦公室一下。”
2023年春天，經理的表情讓林建國有了不好的預感。
“公司的情況你也知道，總部決定裁撤整個市場部。”經理遞過一個信封，“這是補償方案，N+1，你簽個字吧。”
20年的職業生涯，裝在一個薄薄的信封里。
走出公司大樓時，林建國抬頭看了看天。灰蒙蒙的，像是要下雨，又下不下來的樣子。
那天晚上，他第一次沒有告訴蘇慧實情。他照常“下班”回家，照常吃飯，照常檢查女兒的作業。直到深夜，他一個人坐在陽臺上，看著對面樓里稀疏的燈光，才允許自己流了一滴眼淚。
只有一滴。
蘇慧是三個月后才知道的。那時林建國已經用光了所有存款，開始透支信用卡還房貸。
“你為什么不說？”蘇慧的聲音在顫抖。
“說了有什么用？”林建國盯著天花板，“你會讓我賣房嗎？”
“賣房？現在賣？你知道現在什么價嗎？掛牌280萬都沒人問！我們買的時候加上稅和裝修，將近550萬！”
“那就斷供。”林建國平靜地說出那個詞。
“斷供？”蘇慧像是聽到了最荒唐的笑話，“那我們這三年付的一百多萬月供呢？我們的首付呢？我們借的錢呢？小雨以后怎么辦？”
爭吵持續到凌晨。最后兩人都沉默了，只剩窗外偶爾經過的車燈，在天花板上劃過一道道光痕，像是指向某個他們再也回不去的地方。
林建國開始找工作。45歲，前中層管理，在就業市場上是個尷尬的存在。
他去面試過外賣站點調度，對方嫌他年紀大；去應聘過網約車司機，但需要先交兩萬押金；他甚至聯系過之前的下屬，現在已經是另一家公司的主管，對方委婉地說：“林哥，現在年輕人便宜又好用。”
最后，他在一家倉儲物流中心找到了夜班分揀員的工作。時薪22元，每晚工作8小時，一周六天。一個月能掙四千左右。
白天他睡覺，下午四點起床，給女兒做晚飯，然后去上班。蘇慧接了兩份家教，每晚奔波于不同的小區。他們像兩條永遠不會相交的平行線，在這個曾經承載著他們所有夢想的房子里擦肩而過。
2024年冬天，最冷的那天，林建國接到了銀行的正式通知函。
由于連續逾期六個月，銀行將啟動法律程序，申請拍賣房產。
那天晚上，他提前請了假，去學校接女兒。小雨已經高一了，個子快趕上他了，但更瘦了，校服空蕩蕩的。
“爸，你怎么來了？”
“今天下班早。”林建國接過女兒的書包，“想吃什么？爸請你。”
他們去了小雨小時候最愛去的餛飩店。店里沒什么變化，只是價目表上的數字都加了1。
“爸，我們家是不是要沒房子了？”小雨突然問。
林建國手里的勺子掉進碗里，濺起幾滴湯。
“你聽誰說的？”
“媽媽打電話的時候，我聽到了。”小雨低頭攪拌著餛飩，“我們班陳浩家也是這樣，他們上個月搬回老家了。”
林建國看著女兒，忽然發現她眼角有了細小的紋路——那不是這個年紀該有的。
“小雨，爸爸對不起你。”
“為什么要說對不起？”小雨抬起頭，眼睛里有一種超越年齡的清澈，“房子很重要嗎？比我們還重要嗎？”
那天晚上，林建國做了決定。
拍賣會比林建國想象的要冷清。偌大的會議室里，只有七八個人，大部分是中介和投資客。
他們的房子起拍價：135萬。
“136萬。”第一個舉牌的是個戴眼鏡的中年人。
“138萬。”
“140萬。”
數字緩慢地爬升，像垂死病人的心跳。林建國坐在最后一排，蘇慧緊緊握著他的手，兩人的手心都是汗。
“158萬一次，158萬兩次......”
“160萬。”角落里傳來一個聲音。
拍賣師落槌。
扣除銀行貸款、利息、違約金和各種費用后，林建國收到了一張余額為12萬7千4百元的銀行卡。
走出法院時，陽光刺眼。林建國瞇起眼睛，看著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三年前，他也是其中一員，以為自己在往上走。
“現在去哪？”蘇慧問。
“先租個房子吧。”林建國說，“我看了個老小區的一居室，月租兩千。”
“小雨馬上高二了，需要獨立空間。”
“我知道。我會想辦法。”
他們沿著街道慢慢走，影子拖得很長。經過“未來城”小區時，林建國沒有抬頭。他知道那些陽臺上可能有人在看，那些和他們一樣的，被困在紙房子里的人。
三個月后，林建國在物流中心被提拔為小組長，月薪漲到五千。蘇慧通過考核，成了學校的年級主任，收入略有增加。
他們在老城區租了一套60平的兩居室，月租三千。小雨把她的房間布置得很溫馨，墻上貼滿了獎狀。
一個周末的晚上，小雨在書桌前寫作業，蘇慧在批改試卷，林建國在看物流報表。廚房里燉著排骨湯，香氣飄滿小小的屋子。
“爸，媽。”小雨突然轉過頭，“我以后不買房，可以嗎？”
林建國和蘇慧對視一眼。
“為什么這么問？”蘇慧輕聲說。
“我們老師說，他們那一代人被房子綁架了。”小雨認真地說，“我不想被綁架。我想自由地選擇自己想做的事，想去的地方。”
林建國放下報表，走到女兒身邊，摸了摸她的頭。
“好。”他說，“不買。”
窗外，城市的燈火依舊璀璨。那些高樓大廈依然矗立，像一座座紀念碑，紀念著一個時代的瘋狂與夢想。
而在這個小小的出租屋里，一個家庭正在學習如何在沒有紀念碑的土地上，重新生長。
夜深了，林建國躺在床上，忽然想起三年前的那個夢。夢里他站在高樓之巔，眾人仰望。
現在他明白了，那些仰望的目光里，不是羨慕，而是警示。
他翻了個身，握住蘇慧的手。妻子的手粗糙了許多，但溫暖如初。
明天太陽會照常升起，而他們將學會在陽光下，而不是在陰影里，繼續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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